记者：“乡愁”走到人们眼前，走到人们脑子里和心里头已经不只20年的时间，但是据说您写的时候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是这样吗？
余光中：对，可是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了20年了。有那么深厚的感觉，所以到时候不怕言之无物，我只要把架子打好了，一段段写下去自然就出来了。
解说：《乡愁》的发表让余光中在华人世界中家喻户晓，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乡愁诗人。但是余光中生平所作的900首诗中不止于乡愁，他所著上百部的作品也不止于诗歌。余光中通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他的译著《梵高传》影响了台湾文艺界的几代人。他的散文集《左手的掌纹》也在海峡两岸赢得了众多的知音。在高雄，人们甚至把他的诗印在茶杯或者纪念品上。不过文坛的成功并不能代替他对家乡的眷恋。为解乡愁，1974年余光中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从此11年“每依北斗望京华”。
记者：在您心中最美的故乡或者说最美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余光中：因为我是南方人，生于南京，然后我的妻子，母亲都是乌镇人，所以我少年时候想象的故乡就是江南，多水多桥，多藕多莲的江南，所以纯粹是一个南方的一种回忆。
解说：诗人没有想到，写下《乡愁》后，他又苦苦等了22年才终于得偿所愿。1992年余光中的双脚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这一天，他阔别祖国大陆已经42年了。
字幕：还认得出我来么，还认得出久别了，这远游的龙孙——《还乡》
记者：有人说想象中的事情是最美的，得不到的事情是最珍贵的，但是从1992年开始，您可以多次的，非常非常多的频率，很高的回到故乡的时候，会不会故乡已经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和珍贵了？
余光中：恐怕每个人都回不到童年的故乡了，比如说上海人如果去美国留学若干年再回到上海，他以前的很多记忆也改变了，所以“乡愁”有一部分是时间造成的，还不完全是空间的转移，在这种意义之下，每个人都有乡愁。
解说：现在，和余光中同时代的不少诗人已经沉寂，可是余光中手中那支用了一辈子的笔依然神奇。他说，他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让诗能与永恒拔河，让自己在文字中老得漂亮。
记者：在您的这么多年的文字方面的一个问题，中国这二字在您的心目中一直是什么样的概念，您会想到它的时候会想到的是什么？
余光中：我心目中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是古人到现在的中国，是从边疆一直到中原的中国，包括海岛，也是各民族合在一起的一个中国。所以我的感性里面的想象，所谓中国或者中华文化是一个奇大无比的圆，圆周无处可寻，圆心无所不在，这个半径是什么，半径就是中文。我希望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半径拉得更长一点，这个圆就可以画得更大。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题记遍插茱萸少一人
翻阅这本传记，仿佛穿梭游走于余光中绚烂的人生历程：幼年的逃难经历，青年的锋芒毕露，壮年的游子心情和晚年的退而不休，构建了他一生的诗与美学。
他曾是现代诗的积极倡导者，而在留美返台后又竭力主张回归文化传统。深谙国学与西学的他，开创了为诗作文的新风格；他外表冷静严肃，甚至得一譬喻为“飞行的雕像”，内心却包裹着奇思妙想和火一般的激情；他会不顾梁实秋“诗人怎么可以开车”的告诫，在美国公路上尽情体验速度的快感，也会暗自祈祷身边喋喋不休的庸俗之辈“忽然被鱼刺梗住”……读余先生的传记，更像是在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生活秀。而最令我为之动容的，也许不是他多如繁星的名誉头衔，不是他辛勤耕耘的著作成果，甚至不是他与范我存之间的完美爱情，而是对祖国大陆、对旧人故土、对逝去时光，他常抱以深深的怀恋之情和思念之苦。
传记作者对传主本人及其亲朋好友进行细致采访，并结合余老自述性作品成稿，将其一生分为大陆、台北、赴美、香港、高雄五个时期，以此架构为“经”，再侧写他的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与个人性格，以此作“纬”，纵横相错，以期达到让读者“横看成林侧成峰”的效果。书中还附有余光中各时期的代表诗作，如《莲的联想》《三生石》等。这个在重九逃难日出生的孩子，祖国母亲的孩子，唯有诗才是其生活的最好诠释，也唯有生活才是其诗的最好注解。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题记将“溢美”打折，将“暴短”加倍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邮票；我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短短数语，明白如话的小诗充溢着诗人浓郁的乡情和亲情，余光中的《乡愁》迅速风靡全国，这首诗就成了他的名片。其实《乡愁》只是他的门，而《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才能让读者跨进他的家门，步入了他的庭院。
光中信奉苏格兰文豪卡莱尔的名：“写得精彩的传记几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么难求。”几年前当出版社的编辑劝余光中写自传，被他婉拒了。他觉得，对一位作家来说，他一生的作品就是最深刻、最可靠的自传了，何况写作的时间很紧张，没有余暇写传记，人的一生不美满的事情居多，何必画蛇添足？
“那么自己不写自传，由别人来呢？”余光中先生对此种自传的看法也是入木三分：自己要提供许多资料，还得像文物出土，把前朝旧代的照片全翻出来，考证年代，编写说明。还得饱受写传人的盘问缠诘。的深院私宅，敞开前门请他进来参观，他却要走后门，窥边窗，爬阳台，翻箱底，务求独得之秘。
当余光中读到傅孟丽撰写的《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文稿时，有时惊喜，更常惊愕。“我有说过这句话吗？”他不禁转头问自己的家人，又像是在喃喃自语。
为作家写传，有现成的作品可作依据：无论是外在的生活或是内心的感受，其作品多少都可资引证。但是不便也就在此，余光中仅仅是诗集与散文集，就有二十七本之多，要认真读过，而且切题地联系到传主的生涯上来，实在耗时而又费心。傅孟利不辞艰辛，然在一年之内完成了这本传记，令余光中深为感动。感动之余，余光中对自己的人生和岁月有一清醒的认识。他对这本传记有一个幽默的评价：“她把我写得太好了。读者如能把她溢美的部份打一个六折，再将暴短的部份乘之以三，大概就接近真相了。面对这本传记，我好像落入了达利的诡异画境，不知为何像站在长廊的一头，看着自己的背影没向另一端的远景，又像是在看自己主演的不太连贯的连续剧。”
从传记的标题中“一拒绝融化的冰——第一次赴美”，“心底有一朵莲——爱情与婚姻”，我们可以看出一本充满灵性的传记，就像余光中的诗，简练中蕴涵着性灵的光芒。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题记“情人”香港风韵依旧
话闸子从他对“情人”香港的印象开始。余先生笑称，说香港是“情人”，源于其在《从母亲到外遇》的文章里有此一提。“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12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
“那10多年，是我收获最大的时期。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出了好多的作品。香港紧靠内地，又与西方文化联系紧密，中西交汇，古今衔接，无论是自然景色，还是人文景观，都值得欣赏。”30多年过去了，香港，在余光中的眼里，仍像昔日的“情人”一样，“混血美人”，惊艳无减、风韵依旧。
乡愁也有很多层次
余光中的乡愁诗歌，被认为是台湾文人中最深沉、最悲戚，也是最细腻的，尤其是关于两岸的离愁。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诗人如此深厚的乡愁情结？“乡愁、乡情，以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等为背景的这类诗，我至少写过100首以上；《乡愁四韵》后来还被谱曲。”余光中回忆说，“我的大学时代，一半在内地，一半在台湾完成。离开内地时，我已经20多岁了，那时我的中国意识已经很深了。如果只有十二三岁的话，对文化的认同，历史的感觉不够，当然写不出像《乡愁》这类作品。但作为一位青年，当时对中国文化艺术等，都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
在余先生看来，“乡愁”有着不同的层次，像同乡会之类的乡愁，是地理上的乡愁；而更高层次的，则包括文化、历史、习俗的乡愁，对文化传承、对历史背景的认同。“乡愁可大可小，可以平面，可以立体。不过，文化人的乡愁，更包括文化的和历史的。”
两岸文脉不容割断
不过，余光中也不讳言其担忧：“在台湾，除老一辈的民众外，在台湾长大的青少年，如果没去过大陆，只能从父母或祖父母口里听到以前的种种，他的乡愁情结就要少些。台湾是个小岛，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大，如果他们不读文言文，又被西化了，自然会与祖国文化渐行渐远。”
“两岸同文同种，一脉相承。文化作为连接的纽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这是任何人无法割断的。在台湾，我们同样过春、一起拜妈祖，方言是闽南话，中国文化哪会那么容易被去掉？！”余先生断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余光中早年以诙谐的笔调写了《我的四个假想敌》，称自己长期住在“女生宿舍”，看来似乎轻松，其实有点惊怅于女儿的成长。如今，女儿们早已逐渐长大。远东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讲述了余光中和四个女儿之间云淡风轻、水深流静的情感。
“小时候，爸爸喜欢捏我的下巴，”佩珊说，“有一天突然发觉爸爸很久没有这动作了，才意识到父女疏离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敬畏爸爸，几乎把他神化了，”佩珊是四个女儿中比较顽皮的一个，“现在我比较不怕他了，有时候还敢去撩拨撩拨他，譬如生日时在他脸上抹奶油，开开他的玩笑。”
其实余光中对女儿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多少也承袭了他和父亲的关系。
在《日不落家》一文中，他说对女儿的关爱与思念，往往靠电话线来传递。不过，打电话的人往往是妈妈，他偶尔插入，或靠妻子传达。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如果是爸爸接的，他总是问‘你们那里天气怎样’要不就是‘你们校长如何如何’。奇怪了，他为什么不问问我的一些私事呢？”佩珊不解。
“他没办法跟人靠得太近，”珊珊说，“他所有的感情都放在文章里，神游想象的天地，很少跟我们闲话家常。家人在一起，他也总喜欢谈文论艺。”
四个女儿中已有两位博士。长女珊珊在堪萨斯大学修完艺术史后，久住纽约，已是一对儿女的妈妈；次女幼珊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返回中山大学；三女佩珊是营销学博士，返台后应聘在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