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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舅家，不但人多热闹，而且老老少少都有一份文化素质，生活中充满了情趣。江南是彩色缤纷，永春是黑白肃穆，永春的宗亲族长，似乎是男性主流，比较阳刚，不像江南水乡的阿姨、姑妈之类，较富母性的温柔，容易亲近。余光中这永春小孩，一直到最后都没学好永春话，他的口音带江南风，他后来的乡愁也是江南的。
1928年重阳节出生的余光中，对自己出生的日子显然很满意，因为“这是个诗和酒的日子，菊花的日子，茱萸的日子”，对于自己竟然诞生在重九，他也暗暗感到自豪，并自称为“茱萸的孩子”；不过另一方面，“重阳节的意义为避难，为了逃一个大劫，于是在自豪中又感到深沉哀伤”。
余光中认为，他那一代的孩子，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来说，都似乎诞生在重九那天。那一代的孩子，不幸夹在两次大战之间。逃难，占据他少年记忆的大部分；逃难，也将他的童年提前结束。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逃难路迢迢
1937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12月13日，日军大举由南京中山门、中华门进入市区，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展开烧杀屠戮。此后一连六个星期，日军在南京城内疯狂屠杀，并强奸中国妇女，受难者总计约35万人，死尸遍地，血流成河，这就是震惊世界、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
如果余家当时仍在南京城内，文学史上可能就少了这璀璨动人的一章。幸好余超英因公职关系已先行撤往武汉，孙秀君在日军入侵前，也已带着儿子返回常州，因此全家逃过一场大劫。
不过，没多久，日军循铁道与河道一路打来，常州也不安全，孙秀君不得不收拾细软，带着孩子和族人一同逃亡。那年余光中才9岁。
南京当然是回不去了，孙家大大小小一行人就在长江下游苏皖一带逃窜，躲避日军，然而却在苏皖边境的高淳县碰上了日军，情势万分险急。孙家一行人仓皇躲进一座佛寺，不料，日军随后也驻扎在此，他们无处可逃。孙秀君拉着儿子，情急之下钻入佛像的香案下，母子二人躲在香案的绣帘后，族人也纷纷藏匿在其他佛像背后。
从帘幕的缝隙中看出去是大雄宝殿，台阶下是院子，日军就驻扎在那里。余光中听见日军的吆喝声、脚步声和马蹄声，不敢往外看。“千万不要出声啊！”母亲紧紧抱着他，耳语的叮嘱简直就像祈祷；恐惧、惊惶，母子俩不禁微微哆嗦。
天色渐渐暗了，外头不远处火光烛天，日军又在逞凶。忽然殿前传来脚步声，且直逼香案。母子俩都吓坏了，以为日军发现了他们，死命地相拥，作最坏的打算。没想到日军竟然是上来礼佛，虚惊一场。
到了半夜，不知是哪一个表姐妹在睡梦中发出一声惊呼，立刻引来日军查看，不知是否因为他们也敬畏神明，并未仔细逐一搜寻，巡了一圈就离去了，这又是一惊！
熬过了漫漫长夜，第二天清晨，日军继续西进。在确定敌人已全部离去后，他们才从香案下钻出来，然后去找其他族人，这才发现原先一同逃亡的族人已经七零八落。大家集合商量后，族长决定先回常州乡下，也就是太湖畔的渔村，俟机而动。
9岁的余光中已明白自己是亡国奴了，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冲击。短短几天逃亡的日子，使他成熟不少；可是在体力上，他毕竟还只是个9岁的孩子，在漫长的逃亡路上，走不动了，就由族人用箩筐挑着，东躲西藏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两三天后，他们抵达宜兴附近的和桥。小镇已被日军蹂躏过，凄冷的月色下，死尸累累。族人在周铁桥附近的一处小村落暂时住下，昼伏夜归，躲避日军。白天，族人里的男人轮流爬上树去守望，一发现日军就用约定的信号传呼，妇孺们就赶紧躲到小船上，划入芦苇深处。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日军收兵了，才敢回到岸上。
有一次，走避不及，在仓促间，母亲拉着他爬上阁楼，然后把梯子抽上去，躲藏在草堆后。日军呼啸而至，用尖刀到处戳戳刺刺，夹杂着叫嚣。母亲紧拥着他，深恐被日军发现，更怕日军索性放火烧屋，出去是死，不出去也是死。所幸日军并没这么做。
就这样提心吊胆、躲躲藏藏地过了两个月，有族人来报信，说是有两艘麦船要到上海去。母亲决定带他到上海法租界，至少能暂时免于日军的威胁。
1938年初，母子俩搭上一艘麦船。余光中生平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帆船，帆被风吹得鼓鼓的，船舱满载着麦子。他好奇地东看西瞧，心里希望这艘船能一帆风顺地送他们到上海去，可没想到灾难在等着他们！
麦船扬帆起航，行至鼋头渚的宝丹桥前，因为桥被日军炸了个缺口，船夫见风正顺，就说：“干脆也不用下帆了，我们就从那缺口过去吧！”
没料到正合了“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及至桥边，突然风浪大起，来不及收帆，麦船“轰”地一声撞上了桥墩，顷刻之间，船身就往下沉。身手矫健的母亲，拽着余光中就往桥墩上爬，母子俩总算安全站在桥墩上了，忽然母亲想起在慌乱中忘记拿的钱包，又奋不顾身地跳下船去抢救。眼看着麦船急速下沉，余光中惊恐万分，没想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急速驶来的渔船营救了他们。
饱受惊吓的母子，搭上另一艘麦船，继续前行。因为气候寒冷，加上沉船受惊，余光中开始发烧。到了苏州靠岸时，母亲找来了退烧药给他服下，才算药到病除。
回想当年逃难的这两段插曲，余光中记忆犹新，后来在《下游的一日》文中，记述当时的情景：
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南京大屠城的日子，樱花武士的军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记忆里，他的幼年很少玩具。只记得，随母亲逃亡，在高淳，被日军的先遣部队追上。佛寺大殿的香案下，母子相倚无寐，枪声和哭声中，挨过最长的一夜和一个上午，直到殿前，太阳徽的骑兵队从古刹中挥旗前进。到现在他仍清晰记得，火光中，凹凸分明，阴影森森，庄严中透出狞怒的佛像。火光抖动，每次都牵动眉间和鼻沟的黑影，于是他的下颚向母亲臂间陷得更深。其后几个月，一直和占领军捉迷藏，回溯来时的路，向上海，记不清走过多少阡陌，越过多少公路，只记得太湖里沉过船，在苏州发高烧，劫后的和桥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经过数月曲折迂回的逃难，孙秀君母子终于平安抵达上海。
在举目无亲、人海茫茫的上海，孙秀君决定去投奔余超英的老师宋渊源。宋氏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他适时对落难的母子伸出援手。
到了上海法租界，暂时获得安全。对于中国人而言，上一个世代的国耻是割让国土，但是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中国人却要在自己的国土上靠外国人庇护。
梦魇似的逃难生活暂停，孙秀君一方面设法和丈夫取得联系，一方面把儿子安插到一间小学去上课。谁也不知道，在兵荒马乱，通讯又不便的情况下，究竟要等多久才会有丈夫的消息。孩子的学业可不能耽误，受过师范教育的孙秀君十分坚持。
十里洋场的上海，给余光中的第一印象就是洋化。拜洋化之赐，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念英文了。半途插班的余光中，立刻被那些线条优美的英文字母吸引住；为了赶上进度，母亲还先教他写26个字母。好奇又好强的余光中，着了迷似的天天描个不停，这就是他的英文启蒙。
母子寄居在宋家，虽然受到妥适照顾，但终究是寄人篱下，非长久之计。孙秀君心中不免焦虑，军队已撤出上海、南京，政府部会及沿海一带的大学、中学都陆续迁往内陆，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打到什么时候？她孤零零一人带着孩子，既已和族人分散，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和丈夫会合。
诗人于四川乐山大佛前。
日子在等待中总是特别漫长难熬。孙秀君四处打听消息，听说政府各部会又从武汉节节撤往四川，她根本不知道丈夫在何处？
终于，在1939年初，近农历年边时，她接到了余超英的来信，说他已到了重庆，要他们母子即刻动身前往会合，并叮嘱他们不要走陆路，因为非常危险而且艰苦，一定要走水路，绕道香港、越南，再经昆明、贵阳抵达重庆。
又要坐船了！这次坐的是大型海船，船速较快。余光中还记得，船抵香港时，正逢农历春节，母子俩在寒风中度过了一个凄凉的年。他哪里想得到，往后的岁月，香港这地方竟然和他有极深的缘分。
从上海到重庆，途经香港和越南，一路上海天茫茫。到了越南，再转搭滇越铁路的火车北上昆明。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文中，余光中曾描述这一段旅程：“
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红，眼花。”
逃难的岁月虽然不算很长，但是历经风尘、饱受惊吓，所以母子俩和余超英团聚，恍若隔世。一家三口终于能平安团聚，在战争中算是很幸运了。多少人在战争一开始就丧生，多少人经不起逃亡的折磨而病死他乡，而这场战争才开始呢！
重庆，战时大后方的首都，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之汇，两江合拱着重庆。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重庆遭受经年累月的轰炸，在蒋梦麟所著的《西潮》中，曾有如此的记载：
日本飞机日以继夜地轰炸这个毫无抵抗力的山城，但是重庆却始终屹立无恙，成千上万的房屋被烧毁后又重建起来，但是生命的损失却不算不大。敌人企图以轰炸压迫战时政府迁出重庆，但是陪都却像金字塔一样雄据扬子江头，它曾经受过千百年的磨难考验，自然也能再经千百年的考验。
在重庆，余光中断断续续地上了一段学，因为日军经常来轰炸，父亲工作的单位又再次迁往山区。1939年夏天，11岁的他，总算正式进入四川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并且一待就是六年，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南京青年会中学和北方及沿海各省许多学校一样，在炮火下不得不迁往内陆。譬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抗战初期先是迁往长沙，但是因为日军节节进逼，长沙岌岌可危，联合大学被迫再迁往昆明，这就是有名的西南联大。此外，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浙江大学由杭州搬到贵州；中山大学从广州移往云南，到最后在内地重建的大学和独立学院大约有20所左右，还不包括中学在内。这些学校散布在后方各省，有的借用公家房屋，有的租用民宅，有的搭盖临时校舍，有的则借用庙宇祠堂。
余光中念的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