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海外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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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海外日记- 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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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魑凰道炊源桑烤莸缒月既氲淖柿舷允荆笥⒉┪锕莨彩詹�23579件中国文物藏品,其中国馆由香港富商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于1990年改造。何爵士没有用200万英镑和英国人打官司要那些文物的物权,而是帮助大英博物馆修缮扩建了中国馆,这不也是一个思路吗?从英博的年报上来看,大英博物馆对中国的文化交流不多,巡展很少,甚至中国文物也是如此,相反中国文物对美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活动却是不少,也许这和大英博物馆大量捐赠来自这两个国家的企业或个人有关吧。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和个人能捐助大英博物馆,能够积极地把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请到他们国家去展览,我们国家的企业和个人是否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呢?    
    相比较而言,中国博物馆对海外作品的收藏少得可怜,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学生在国内观摩世界顶级作品的机会太少了。也许,我们的企业、个人在帮助国家回购那些中国艺术品的同时,应该多拿些钱,尽可能帮助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一点西方艺术作品,或者开展馆际交流和协作。在伦敦Tate艺术馆参观的时候,看到里面展出了那么多欧洲大陆画家的作品,孩子们在里面玩,艺术爱好者在原作面前临摹。Tate艺术馆里一幅莫奈的《荷花》前,有三个学生在现场对着原画临摹,他们真的让我羡慕万分。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艺术馆也能那样做,不分国籍地收藏世界级大师的作品?什么时候我们的博物馆能免费让观众参观,孩子能反复地来观摩甚至临摹他们喜欢的作品?在上海的时候,上海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一次国宝展,展出了王羲之、顾恺之等人的作品,但是,票价高不说,展期也很短,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排队观看,场面极其拥挤,不要说揣摩临摹,就是停下脚多看一眼都不行。


第二部分:在巴黎补助向男女同住倾斜(1)

    ·法国是高福利的国家,它的福利水平要高于美国、英国,留学巴黎的学生,也可以拿到住房补助。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一起租房,无论租什么房子,都只能拿到一份补助;但是,一男一女如果不是夫妻,合租两居室的房子,可以拿到两份补助(当然如果是合住一居室的房子也只能拿一份)。这是向男女异性合租倾斜的补助?    
    要知道在中国,如果大学生男女同住,常常会被视为淫乱,违反道德和校纪,最严厉的惩罚可能是开除学籍。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治安检查中包含了一项重要内容:对外来同居者检查他们的结婚证,没有结婚证的同居常常是被视作有违治安的。    
    ·在法国乘地铁,只要你有学生身份,就可以获得各种优惠。比如交通的优惠,博物馆门票的优惠,甚至麦当劳餐饮的优惠等等。法国地铁公司针对26岁以下学生推出一种青年学生年票,可以让学生节省一半的地铁交通费。而且这种申请非常方便,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地铁售票处免费领取一个装有申请资料的信封,填好材料,寄给地铁公司就可以了。凭学生卡,你还可以购买一种全欧铁路通用的学生优惠票,在欧洲作优惠的长途旅行。当然,这一点,现在在中国也在渐渐地实施,中国许多地方,学生可以凭学生证打折,享受优惠。不过,显然中国的优惠没有那样大的力度,比如,中国学生在国内买火车票,一年或一个学期只能享受一次往返学校和家乡之间的优惠票。不过,中国的地铁,也就是许多学生天天坐的交通工具,并没有对学生优惠。    
    ·法国有一种青年证,只要你在青年的范围之内,就可以凭借身份证件去办理,有了这个青年证,你可以在绝大多数地方获得优惠。法国人对青年人的优惠还真是不少,比如,欧洲铁路投票大多设成人和青年两种,对青年多有优惠;另外,有一种专门针对青年的旅馆,非常便宜,一般在那里居住的费用是三星级宾馆的十分之一。青年旅店的等级是以松树为标志的,4棵树最好,有洗漱间、浴室、停车场等等;其次为3树,提供单独床位加早餐;另外还有2树和1树的。这是欧洲设立的专门为旅行青年服务的机构,这种机构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现在有尊老优惠,比如许多公园和场所,对70岁以上老人免票或者打折。中国也有尊重儿童的设置,交通和许多场所都对1。2米以下的儿童优惠。但是,重视青年、优惠青年,似乎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共识。    
    在英国铁路票有一种优惠是向孩子倾斜的。如果两个人,一男一女带一个孩子,就可以购买“家庭票”,这种可以供三个人以上使用的家庭票,有的时候价格比两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加起来的价格还要便宜,更不用说,如果你带着两个甚至三个孩子的时候了,你简直就不用为他们付款。也就是说,在英国,夫妇两个人带上孩子旅行,有的时候要比夫妇两人旅行便宜。在英国,动物园、游泳池等门票,均有家庭票,家庭票的规定是父母加孩子(小孩大多规定4个以内),不过,你并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只要你说是一个家庭,售票员就会相信。我想这种相信,不仅仅是出于欧洲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风气,也出于对小孩子权益的尊重和倾斜,只要是大人带着小孩来的,无论是不是他们自己生的,都应该得到大家的照顾,这是西方人的共识。    
    西方人非常重视家庭。我在英国访学,每每见英国人,他们首先问的是你的家人是否来了?他们对我没有带家人感到很惊讶。在他们看来,一家人不在一起,分开很长时间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什么伟大的工作,都不能成为让家人长期分离的理由。 我赴英国和新加坡,对方都主动提供了家庭表格,也许在他们看来,携家人同行是天经地义。不过,我太太试图请假和我同行,却遭到她所在单位的拒绝。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看见我的同事们的办公桌上摆着家庭照片,我的同事也常常会在接近下班的时候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来。我们大家觉得这很正常。在英国,拜访了几位教授,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我常常会看到他们的家人的照片,他们乐意让访客看到他们的家庭,看到他们对家人的爱,看到他们正在为家人的幸福工作。


第二部分:在巴黎补助向男女同住倾斜(2)

    在英国旅行,一个感觉是那些带着孩子出行的人都是很骄傲的,他们没有那种带着孩子旅行打搅了别人的想法。周边的人,对带着孩子旅行的人更是热情有加,抱着孩子的父亲,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总是会夺得大家的目光,总是会受到所有人的照顾——你不可能看到一个抱着婴儿的父亲会站在公交车上,而没有人让座,你也不会看到一个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会被卡在车门口,无法上下,或者要等别人下车后,才能下车。有一次,我在伦敦King’s   Cross火车站,看见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下火车,她要背包,又要推车,动作就慢了些,但是,没有一个人催促她,相反所有的人都耐心地等在她的后面,甚至她下车之后,也没有人试图越过她先走,而是像排队一样跟在她后面,直到上电动扶梯。    
    后来我一直在想,那些看起来似乎是专门供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设施,在英国实际上更多的是为这些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准备的,她们的婴儿车在英国的所有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英国的所有交通工具都为它们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在法国的时候,一次看到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下公交车,当这位母亲推车到门口的时候,公交车靠路边的一面竟然慢慢地向着地面倾斜了下去。已经好几次了,我在乘车的时候,感觉到过这种倾斜,不过我没有特别注意它,我以为这种倾斜是因为路面有斜角,或者是因为什么特殊情况,但是,那次我却发现,这是公交车的一种特殊设计,是司机在操作着车辆,缓缓地降下了靠路边的一面,以便让婴儿推车更容易上下。我在想,在西方,做一个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是非常幸福的,不仅仅是同路的人们,甚至那些交通工具都愿意在为你做特殊的照顾。那个时候,我突然很感动。    
    想到自己在上海的时候,一次抱着三岁的儿子出门,在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上,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车上的吊杆,非常吃力,但是没有任何人让座,售票员对我抱着孩子的困境视而不见,相反厉声吆喝我掏钱买票。我的儿子对售票员的吆喝,很害怕,直往我怀里躲。当时,我是多么地羞愧难当啊,我为我们这些大人在孩子面前的荏弱和无情感到羞愧——那次以后,我在上海再也没有乘过公共汽车,我受不了那种无情和冷漠。    
    笼统地说“西方人是个人中心,个人第一位的”,可能是错的。成家了,西方人大多是以家庭为第一位的,实际上他们也很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以家庭为第一位,家庭在他们个人之上,甚至在工作和国家之上——这才是西方文化的真相吧。我们的文化,却只是一味强调男子汉大丈夫事业为重,提倡舍小家为大家,仿佛爱家是自私的表现。这是一个对比。我们对家、对一个人、对家人的爱不是赞许,而是把它看成是私心加以批判。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反思。


第二部分:在巴黎城市地标(1)

    每一个城市都有灵魂。这些年住在上海,我知道,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中,居住着一个粗糙的渴望一步登天的东方灵魂,而世贸大厦的尖顶中居住着一个渴望通过金融和贸易致富的灵魂。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我们渴望和过去决裂,寻找新的精神和信仰,我们把“时代精神”挂在嘴边,我们总怕自己不够新,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天天在时代的河流里冲浪,试图把身上那些往昔的痕迹洗掉。实际上我们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恒定的东西,我们对永恒的事物没有足够的兴趣。    
    伦敦和巴黎呢?情况完全不同。我住的伦敦大学国际公寓,靠罗素广场很近,我沿着国际公寓的外墙,往罗素广场走,沿途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历史。这里的房子大多上了年纪,它们很老,老到你从他们面前走过,一不小心就会踩上时间的印记。罗素饭店,这是一幢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它带着浓郁的维多利亚风格,静静地矗立在21世纪伦敦的内心。在它的斜对面,那临街的一排楼房,同样古老:法律改革家Samuel  Romilly(1757-1858)的旧居,基督教青年协会创始人George  Williams(1821-1905)的旧居,还有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诗人艾略特的旧居。实际上这样的建筑在伦敦比比皆是。一天,我和朋友L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附近散步,走到一处房子前面,他告诉我,那里曾经住过中国作家老舍,他说老舍在这里写作了《四世同堂》。我走进去看,那里现在是伦敦大学中国瓷器博物馆。不过L不是文学圈的人,估计他记错了。《四世同堂》是老舍抗战以后1940年代的作品,老舍应聘伦敦大学是1920年代,老舍在这里写的应该是《二马》。《四世同堂》反映的是抗战时期的北平生活,老舍不可能在1920年代写出抗战小说。《四世同堂》可能和美国有关系,1946年至1949年,老舍在美国生活了4年,其中至少第三部有确凿证据是在美国完成的。老舍在伦敦的时间是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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