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的一半，准保能将这个专栏办得比董博士在的时候好。最后，主编拍板，心理咨询专栏由杂志社几位编辑轮流主持，每主持一期，额外多发一千元编辑费。主编这话，一下子将大家脸上的危机状态扫个精光，人人都露出美滋滋的模样。
这时，老赵从门卫室打来电话，杂志新一期的样刊到了，让我们下去拿。主编让我带人下楼，他自己留下同师思具体谈谈有关下岗职工再就业典型文章如何写。
我们下楼后，见老赵正捧着我们的杂志在看。见到我，老赵一扔杂志说：“你们登的文章越来越不好看，这么下去谁还肯掏钱买回家去看呀！”我翻了翻油墨尚未完全干的杂志说：“你应该喜欢才对，这上面有表扬你们模范家庭的事。”老赵将我递到他眼前的杂志推开。
我们叽叽喳喳地扛着杂志回到办公室时，师思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愣。桌上的墨水瓶被碰翻了。我上前将墨水瓶扶起来。
师思突然站起来，抓起桌上的皮包，对我说：“我采访去了，这一阵不来坐班。”剩下的话是：有事呼我。这是用眼睛说出来的。
师思走时，步点不像平素那样款款地有情有致，整个身姿的韵味都有些显乱。
一个女孩送杂志到主编的办公室里，回来时，她大惊失色地告诉我们，主编那条标价八百八十八元的领带，歪着挂在脖子上。
在我最近相处的男人中，只有名利能让他们惊诧。女孩则还是一如既往，让她们惊喜的总是时尚的物品，而让她们惊惶失措的东西总是与情感有关。
师思一走，正好让我静下来考虑一下自己的婚姻与房子的关系问题。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城市生活全部内容都已成了一所房子。我想找个人说一说，找来找去，最后选定的还是韩丁。
韩丁正在一处股票交易所里，对着牛气冲天的股市行情乐得合不拢嘴。他在回话时，第一句话就说，照这样的行情，今年他完全可以到常青花园买一套房子。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自己找错了倾诉对象。韩丁将房子当成一个人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基础，比“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重要。我失望地将电话挂了。
突然间，我想到了董博士。
一拨电话，董博士正好在家，因为是熟人，我便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并告诉他，这种本来目的非常明确的婚姻，不知为什么反而让我越来越糊涂。董博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才问我是不是指桑骂槐，责怪他为什么要跳槽。其实他的想法同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一样。自己本来就是冲着高薪来帮“猫头鹰”的，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似乎也要找人咨询一下这种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下岗工人，每月连一百四十元生活保障金都不能及时到手，自己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地就额外拿一万元。而且，他一直提心吊胆，不知那一万元是真给还是假给。第一笔报酬还没到手，心里就老觉得欠着他们什么。
我也欠了许多，但不知是欠谁的。说到后来，成了我劝董博士。我告诉他，这年头只要是送上门来的钱，哪怕是上面有海洛因五号的味道，也只管花，汉口的五条干道，哪一条不是用钱铺起来的？说到这儿，我心里突然一亮，送上门来的老婆和房子，哪有不要之理。
我挂断电话，又拨通另一个电话，对着话筒我理直气壮地说：“老婆！我是你老公！”沙莎在那一端害羞地笑起来。午间休息时，我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带上沙莎和牛会计往花桥小区去看房子。仍由牛会计住着的房子按四星级宾馆装修过。我几乎说出我们只需进来住就行。沙莎却一口气挑出二十几处毛病，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盗门可以将就着用。但锁必须换。这一点是牛会计主动提出来的。她问我们准备花多少万进行再装修。沙莎笑而不答。
依我所想，对这套房子应该是满意的。在我们察看时，老赵的妻子钱主任和王婶家的两口子都趁机进来凑热闹。王婶公开地说，她原以为我同师思是一对，没想到鸳鸯谱上写着的是我和沙莎。钱主任则说，她从职业眼光来看，我同沙莎结合更加牢不可破。他们邀请我和沙莎到各自家里坐坐。我被他们家里的温馨气氛深深地打动。特别是钱主任家里，老两口的床头柜上插着一支鲜艳的红玫瑰。钱主任说这是老赵上个星期天给她买的。她说老赵隔一阵就会送一支红玫瑰给她。说时，钱主任脸上自动迸出一排笑纹。王婶家里则是实实在在的恩爱，她同汪总的各种亲昵姿势，用照片展示在家庭的每一个角落里，使得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也能放出光芒来。
回到马路上，沙莎出乎意料地抽出五分钟时间来挽住我的手。我想起牛会计不肯说出价格的那个极豪华的席梦思，心里终于有了对沙莎的欲望。
06
花桥小区中间的那条黄孝河路，是我同沙莎开始相交的地方。九四年夏天武汉出奇的热，五月初气温就到了三十几度。我来杂志社报到的那天，是连续第六个三十九度的日子。照武汉人的经验，只要气象台连续报三十九度，那一定是四十度以上了。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传说，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凡是气温超过四十，就得全体放假休息。因为不能这么放假，所以难得在天气预报中见到四十度，更别说四十一度了。九四年夏天的那个热，用师思家的那些老汉口的人的话来说：若没有四十一度，老子就是婊子养的！我是在沙莎手上报到的，是她将我领到杂志社，并对大家说，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我站在沙莎背后，不时望着那条深陷进肉里去的乳罩背带，并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轻微的狐臭。当时主编不在，还没调离杂志社的王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句：现在的媒体真不像话，明明气温到了四十度，却硬说只有三十九，长此下去，什么话都没人听了。然后她又对我说，这时候去乡下最好，乡下凉快。我手上还拎着充满学生宿舍气味的行李。沙莎问王婶知不知道我的住处分在哪里。王婶说这季节不要房子，睡马路也比屋里舒服。王婶不知道将如何安置我。那一年大学本科生还勉强可以称一称“人才”。主编来后，才明白地说这个问题先得自己克服一下。沙莎当即为我抱不平。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她就窥视着时机，想同我结婚。沙莎看我的眼光一直与众不同，这是杂志社内公认的。沙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她回来时又看了我一眼，说她帮我找了个住处。这个住处就是现在我同韩丁同住的那间房子。这房子本是两个局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我以前，我们局安排了一个单身女性去住。对方局却安排了韩丁。本以为男人会让女人，从而在事实上占领这房子的另一半，哪知韩丁用了师思未来嫂子对付她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局的那个女的。韩丁只是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不是我们局作了让步，而是那个女的一气之下，去了珠海。沙莎在对我讲叙这段往事，说那个女的现在是珠海一所别墅的主人。自从我有了安身之所，同沙莎就没再相交。再次见面已是一个月以后。那天我去汉口火车站附近，采访那一带的安居工程，中午返回时，实在受不了公共汽车上的酷热，便在花桥下了车。站在树荫下撩起衣襟拼命扇风时，我看见沙莎戴着一顶蝉翼一样的钢丝折叠帽，手臂上搭着防止紫外线的纱巾，骑着自行车，顺着黄孝河路，赶着去上班。我正在想要不要同她打招呼，不知为什么，传来一声巨大的炸响，脚下坚固的混凝土托着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马路上三个下水道的窨盖，拖着几道火光冲天而
起。其中一只从空中落下直奔沙莎而来。见势不妙，我奔过去，将还在自行车上不知所措的沙莎，连人带车用力拽到一边。那磨盘一样的铁家伙砸在离我们只有两米远的地方，狰狞地裂为两半。远处的两个窨盖在马路上滚了一段后，躺倒下来，冒起一阵青烟。裸露出来的三个下水道洞口里，蹿出一丈多高的黑色烟柱。《武汉晚报》和《长江日报》隔天都对此事作吮ǖ肌ｋ翘岬交菩⒑釉俏浜鹤钪奈鬯担⒁米业囊饧凳钦馓醣还苁奈鬯道锏拇罅空悠谏偌母呶孪拢匀急āｍ拍枪珊谘蹋衣ё啪晡炊ǖ纳成驹诼砺繁摺ｗ萑皇堑谝淮握饷辞捉桓瞿昵崤耍蘼鄣笔被故枪螅撕顾幕逵牍鎏蹋僖裁挥衅渌芯酢ｈ绻馐路⑸谖浜褐獾某鞘欣铮欢ㄊ抢寺适碌拿烂钚蚯ｕ馐戮驼庋チ耍挥屑偈嘶辜堑帽ㄖ缴纤档模恢惶扛欠善鹄春螅招┰易乓桓銎锍德饭哪昵峁媚铩？br》
现在，我同沙莎在法律上已是夫妻，就要住进黄孝河路两旁的花桥小区里。不是沙莎，我连想都不敢想。
感情问题和爱情问题一次也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被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各自的存款。沙莎那头脑里不知装些什么先进仪器，她眨也不眨一下眼，就说出我的存款数额。这个数字同我真实的存款余额相差只有四十元钱。我像是被反贪局的人盯上一样，索性和盘托出，连那四十元也不要了。
有天夜里，韩丁同最近的那个女孩斩断关系后对我说，外地人找武汉女人做老婆是福气，做情人则是灾难。韩丁准备买房的钱又蚀了一截。他没说是炒股赔了，还是为那女孩破费了。不过多数可能是后者。因为近期股市仍在涨。
我一直在平静地观察沙莎。她确实是个好样的。自从我的存款交到她手上之后，她再也没有麻烦过我。我知道她在一趟接一趟地往顺道街和青年路跑，上那儿选房子的装修材料，选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要用的家具。我几次提出陪她一起去，她都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两人去要多花一倍的交通费；二是我不会说武汉话，跟人讨价还价时是个累赘。沙莎请的装修工人恰好是黄州人，他们同沙莎讲黄州话时，我还是不能插嘴。从牛会计搬走，到我们的家具进门，总共只用了三十天时间。结婚的头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局里的同事来看热闹，几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的人都咬定我们为这房子花费了六万左右。但是武汉本地的同事却没有估到这么高价位，尤其是现在成了邻居的王婶，她一口咬定在三万元上下。这个数额是我和沙莎的实际经济状态。
黄昏时，沙莎约我去一家酒楼。我们在酒楼里订了五桌酒席，酒楼的老板很高兴，免费给我和沙莎提供一顿晚餐。黄孝河路的中心地带，天一黑便摆满各种各样的小吃摊。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着窗外那些忙乱地招呼过路人的摊主们。
沙莎端起一杯啤酒说：“我们俩碰一下吧。明天起就真的成夫妻了，希望你今天将要说的说完，要做的做完。”我将自己的酒杯贴上去说：“你放心，这个年代没有藕断丝连的故事了。大家都是刀切豆腐，两面光。”一个穿黑衣的老太太拿着一束花走过来，客气地问我要不要给沙莎买支玫瑰。我告诉老太太我们是兄妹关系。老太太根本不看我们，只顾看着自己的花，说我这么说可不好。还说自己年轻时，因为说错话结果将一段好姻缘错过了。我赶紧掏钱，买了一支玫瑰。
沙莎接过玫瑰高兴地说：“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