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境内的吐谷浑等族以为援，招纳吐谷浑首领白承福等率本族三万馀帐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契丹的实力。他还公然上书，指斥石敬瑭向契丹奉表称臣，贡献中国珍异财宝，并将此书散发给朝中大臣及诸镇藩帅，使得石敬瑭十分恼火。契丹对大批吐谷浑人的内迁也十分不满，接连遣使责备石敬瑭。石敬瑭内外交困，焦虑万分，亲自跑到邺都，连下诏书劝谕安重荣，却毫无效果。天福六年（941年）冬，安重荣大集境内军民，众至数万，向后晋的都城汴梁进军，由于石敬瑭收买了其部将，导致战败。安重荣兵败被杀后，石敬瑭为讨好契丹，竟将安重荣的头颅送给了契丹，表示自己的一片顺服之心。
其实早在安重荣起兵之前，后晋的天雄节度使范延光就已经举兵反叛过了，时在天福二年（937年）。当时义成节度使符彦饶、东都巡检使张从宾等，皆举兵响应。只是由于他们各自为战，相互协调不够，才被石敬瑭各个击破。在安重荣举兵的同时，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利用后晋王朝全力对付安重荣之机，起兵于襄州，并进攻邓州，久攻不克，后来兵败身亡。
后晋诸镇藩帅的这种不稳定状态，使得石敬瑭十分不安。武力镇压，显然实力不足，于是只好采取姑息政策，以保住石氏家族的统治地位。因此在后晋统治时期，各地藩帅中骄恣残暴者有之，残酷克剥者有之，专横跋扈者有之，致使当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晋昌节度使赵在礼，靠兵变起家，聚敛财富，不遗馀力。他先后历任十馀镇，所到之处，开设邸店，经营商业，积财巨万。他在宋州任上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不久有诏移镇永兴，百姓听到后，欢欣鼓舞，互相庆贺说：“此人若去，可谓眼中拔钉子，何快哉！”赵在礼听到后，恼怒异常，特意上表请求再留任一年，昏庸的后晋王朝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下令境内按户每年增收一千文钱，谓之“拔钉钱”，并且严令各地官吏催督，如不按数交纳，严刑拷打。
泾州节度使张彦骄横不法，憎恨慕僚张式的直言相劝，欲加杀害，张式逃走，朝廷为安其心，竟将张式判处流刑。但张彦还不满足，公然威胁说：“若不得张式，恐致不测。”言下之意，如不按其意办，将会举兵造反。后晋朝廷姑息藩镇，全然不顾朝廷颜面，竟将张式押回送给张彦，结果导致了张式被以“决口、割心、断手足”等非常残酷的手段杀害了。
石敬瑭外有契丹的不断索取和指责，内有不法藩镇的压力，终日处于紧张惶恐之中，郁郁寡欢，最终忧病而亡了。
出帝终不敌契丹
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继位。石重贵的亲生父亲石敬儒，是石敬瑭的兄长，早年在唐庄宗部下为将，早死，所以被石敬瑭收养为子。由于石敬瑭的五个儿子早死，而石重睿年纪尚幼，所以只好立石重贵为帝，史称晋出帝。
石重贵虽为皇帝，朝中大权却由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掌控。景延广无勇无谋，却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自掌权以来，改变了石敬瑭对契丹的一贯政策，拘禁其使者，杀害契丹商人，抢夺其货物。石重贵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起契丹的不满，战争一触即发。景延广不做好战争准备，却口出狂言，声称“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天下笑，当成后悔矣！”契丹主闻言大怒，连年进兵侵扰中原。而后晋王朝内部却有不少野心家也想乘乱夺取皇位，唯恐天下不乱，如石敬瑭的儿女亲家杨光远，原后晋大将赵延寿、北面都招讨使杜重威、李守贞等，无不是此类人物。在契丹与后晋的战争中，幸赖广大军民的拼死奋战，才使契丹军屡次受挫而退，有时还败得很惨。但是由于后晋内部有这些只图个人权位，而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人的存在，最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
开运三年（946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再次发动对后晋的战争。他指示降将赵延寿与瀛州刺史诈降，送假情报给后晋。出帝不辨真假，急于成功，遂匆忙命杜重威为统帅，统领大军北上抗击。杜重威此次出征是有个人打算的，他想仿效石敬瑭，卖国求荣，当儿皇帝。所以借口此次出战深入敌境，必然要有强大的兵力才能保证成功。石重贵只好给他增兵，致使禁军皆归其麾下，京师空虚。杜重威到前线后，每日置酒作乐，不议军事，只知一味地向晋廷要求增兵运粮。晋军兵多将广，实力强于对方，由于主帅没有任何作为，反被敌军截断粮道，形势极为不利。杜重威正要使晋军处于危险境地，以便受其裹胁投降契丹。他与副帅李守贞商议，派人与契丹联系请降。耶律德光虽然包围了晋军，但晋军毕竟人多势众，且战斗力较强，欲想获得全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当他得知杜重威率军投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马上许愿事成后立他为帝。于是杜重威招集诸将，伏甲于营中，宣布投降契丹，诸将中虽有不愿意者，但在刀剑的威胁下，也只好连署降表。当杜重威向全军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全军恸哭，震天动地。
杜重威投降后，耶律德光让他穿上赭黄袍，由于他早已许立赵延寿为帝，于是也让延寿同样穿上赭黄袍，将两个卖国贼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实际上根本无意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当皇帝。这一回他本人要过当中原皇帝的瘾了。
由于晋军主力已经投降契丹，所以耶律德光很快便进入了汴梁，俘获了石重贵及其全家，将他们迁往契丹境内的建州（今辽宁朝阳境内）居住。耶律德光于次年，即公元947年，在汴梁后晋宫中即位。由于契丹军队在中原到处烧杀抢掠，美其名曰“打草谷”，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他们聚集起来，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到处打击契丹军队，杀戮契丹派来的官吏。耶律德光无力维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只好匆忙立唐明宗之子许王李从益为帝，然后率军北撤，途中一病而亡。
后晋共历二帝，统治了十一年时间。
动荡：夜宴的时代（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三年后汉
后汉为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所建。刘知远，也是沙陀人，家世贫寒，冒姓刘氏。早年与石敬瑭均在唐明宗部下为偏将，因为在战争中救过石敬瑭的命，遂被引为亲信。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任刘知远为节度押衙。石敬瑭勾结契丹密谋造反时，刘知远也参与了。由于刘知远被石敬瑭视为亲信，所以后晋建立后，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节度使，后来又很快升任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天福六年（941年），任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
石敬瑭死后，刘知远预感到天下将要大乱，所以着意经营太原。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他处死了吐谷浑首领白承福，夺取了大量的财富及数千匹良马。契丹军进犯汴梁时，刘知远既不出兵救援，也不抗击契丹，而是采取了冷眼旁观、等待其变的态度。契丹攻占汴梁，灭亡后晋后，他也曾派人奉表于契丹主，耶律德光呼其为儿，并赐与木拐，相当于中原王朝赐给重要大臣的几杖。在中原人民纷纷起来打击契丹时，诸将劝其发兵攻取汴梁，他却不愿与契丹硬碰，以免削弱自己的实力。待到契丹军队无法在中原立足而北撤时，刘知远看准时机在太原称帝，时在公元947年，为了掩人耳目，他仍用天福年号而不改元，称这一年为天福十二年。当晋帝石重贵一行被押北上时，他假装悲愤，率亲兵以迎晋帝，实际上走到寿阳便又转回太原。然后他亲率大军乘中原空虚之际，渡过黄河，进入洛阳，便迫不及待地杀死了李从益母子，以绝人望。
刘知远因为冒姓刘氏，故以汉为国号，史称后汉，称他为后汉高祖。后汉的都城仍在汴梁，刘知远的旧日僚佐均成为朝廷重臣，占据了各种要害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任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在这些人中除郭威外，其馀均为蛮横无知、贪暴残酷之徒。如宰相苏逢吉，早在河东为慕僚时，刘知远命其静狱以祈福，实际上是要他释放囚犯，而他却把全部囚徒统统处死，号曰“净狱”。当了宰相以后，仍后唐不改旧习，曾草诏要将为盗者的本家和四邻、保人全族处斩，有人驳斥说：“为盗者族诛，已不合王法，何况邻保，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苏逢吉不得已，才勉强删去“全族”二字。
至于史弘肇更是残暴绝伦，他掌握禁军兵权，警卫都邑，只要稍有违犯法纪，不问罪之轻重，便处以极刑。甚至太白星白昼出现，因为有人仰观，就被处以腰斩。有一百姓因酒醉与一军士发生冲突，也被诬以妖言惑众而斩首。至于断舌、决口、抽筋、折足等酷刑，几乎每日不断。
王章任三司使负责理财，惟知暴敛，致使百姓因此而破产者比比皆是。旧制，两税征粮时，每一斛加收二升，称之为“鼠雀耗”，而王章命令加收二斗，相当于以往的十倍；旧制，官库出纳钱物，每贯只给八百文，百姓交税也是如此，每百文只交八十文，称之为“短陌钱”，而王章规定官库给钱每百文只给七十七文，但百姓交税每百文仍交八十文。后汉还规定私贩盐、矾、酒曲者，不论数量多少，统统处以死罪。
中央大员如此，上行下效，地方官员更加残暴。青州节度使刘铢执法残酷，行刑时，双杖齐下，谓之“合欢杖”；他还根据犯人年龄的大小决定杖数，而不问罪之轻重，谓之“随年杖”。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时，往往将普通平民当成盗贼杀戮，或挑断脚筋，抛弃山谷，致使这些人“宛转号呼，累日而死”。西京留守王守恩为了聚敛钱财，胡乱收税，税目之多，包括上厕所，上街行乞，都要交税，甚至连死人的灵柩，如不交钱，也不准出城埋葬。有时还放纵部下，强抢或偷盗人家钱财。因此，在五代各朝中以后汉的统治最为残暴，百姓困苦，卖儿贴妇，仍不能度日。
后汉高祖刘知远称帝仅仅一年便患病死去了，其子刘承祐继位，史称后汉隐帝。隐帝年幼无知，在朝中这些重臣眼中更是无足轻重。这些武夫悍将，个个专横跋扈，议论朝政时，吵吵嚷嚷，大呼小叫，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使隐帝难于忍受。这些人只知舞枪弄刀，却根本不懂安邦定国的道理，有时争吵起来，甚至动刀动剑，几乎杀人。这些跋扈行为使汉隐帝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和亲信商议，伏兵殿门，趁杨、史、王三人上朝之时，一举将他们杀死，尽灭其族。又密谋杀死镇守邺都的郭威，郭威闻讯，遂举兵反抗，率领大军杀奔汴梁，击败了后汉禁军。汉隐帝落荒而逃，途中被杀。
郭威进入汴梁后，请太后临朝称制，并决定迎立刘知远之侄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在刘赟尚未到达时，郭威指使人假报契丹入寇，自己率大军出京迎敌，行至中途，兵士哗变，将黄袍加于郭威之身，拥立为帝，然后转回汴梁。刘赟行至宋州时，被人杀害。公元951年，郭威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广顺，国号周，史称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