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小说阅读-第14节-文学-998读书网

　　　　然而，这一面貌很快被改变了。在第2期（10月29日）、第3期（11月20日）上，还刊有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的作品，第4期他们的名字便消失了。丁玲的一番努力，忽然受到了扼制。她如此醒目地集中地发表为左翼文艺所批评的作家的作品，完全可能受到指责。　　　　
　　　　就在《北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读者之一”的致编者的来信。许多年后。从阳翰笙等人的回忆中，人们才得以知道这位读者即是曾任左联党团成员的耶林。　　　　
　　　　耶林的信主要批评一、二期中的小说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描写技术上固然获得了较满意的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他甚至说有几篇的取材对象“更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他几乎对每篇小说都作了分析，他这样批评凌叔华的《晶子》：《晶子》的技术十分圆熟。毫无意识可言，却读得不感晦涩。它写着一般小家庭的美满生活，现社会与这小集团不起任何冲突，他们的生活程序契合着规律。这类非社会化的文学作品，我以读者之一的资格敢说，大多数人已不欲接近了。　　　　
　　　　耶还批评了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诗多旧派，倾向太坏。”他还希望编者重视文学批评专栏，“批评给予作者的指示是很大的，可以叫现在倾向坏的作者不再重蹈覆辙，同时可以使文艺界一般走上轨迹。”　　　　
　　　　耶林的来信并非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在此之前，他曾以一个工人工作者、文学青年的身份给丁玲写过三封信，而且都是在《北斗》出版之后。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他和刘风斯、繁市等人，每礼拜有一次集会，讨论有关文艺问题，他说过：“我们讨论过林风眠，郁达夫，日后可以把我们的结论写出来，寄给《北斗》。”他批评《北斗》的这封信，完全可以看作他们讨论的一个结论。　　　　
　　　　在发表耶林的来信之后，《北斗》上对“灰色”作家的批评就逐渐多起来。第二卷第二期（1932年5月20日）上司马今（瞿秋白）的杂文《老虎皮》，就是借冰心的小说而展开议论，其中就有贬斥的言辞提及冰心：“固然，冰心那种自由主义的伤感口气，证明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市侩。”　　　　
　　　　对左联以外的作家作出更严厉而普遍的批评，是钱杏的文章。在1932年1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钱杏此时任左联负责人，他回忆曾有三期《北斗》是由他编辑的，但丁玲否认过这一点。（1990年4月12日陈明的谈话）钱杏在这篇长篇论文中，几乎对左联以外的所有当时重要作家，都一一作了批评，其中自然包括沈从文，以及他为丁玲所联系的那些作家。这是一大段值得重视的评论：既成作家中，除已经论及的外，没有什么新的开展。在惨死的诗人徐志摩所领导的“新月诗人”的一群中，虽产生了一个陈梦家（有《梦家诗集》），但《雁子》（梦家的诗）和《雁儿们》（志摩的诗）原是一样的货色，青出于蓝，而青不胜于蓝；徐志摩的《猛虎集》除假借了哈代的一个雄壮的诗题（《猛虎》是志摩译的哈代诗）外，是没有新的特色。冰心只印了一个回忆《南归》，依旧在那里发展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在努力的创作传记文学，但胡适的《四十自述》，并没有展开什么成就和特点。巴金，虽写作甚多（如《死去了的太阳》，《激流》，《雾》，及其他短篇），老舍虽发表了《小坡的生日》，可并无新意。矛盾（原文如此——引者）的《三人行》，依旧是过去的《幻灭》，《追求》，与《动摇》的类型的作品，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已显示了作者若干的进步。冰莹的《清算》，虽然表示了一种新鲜的风，但这一种风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风，她还是在“革命与恋爱”定型的观念的题材里兜圈子，而没有实际的理解左翼作家的当前的主要的任务。袁殊的《工场夜景》虽有相当的成功，但对话太多是大缺陷。周作人的散文小品，还是“古色古香”，“进步毫无”。其他一些作家，如沈从文，鲁彦等，那是更不必说的，是“依然故我”，一贯的发展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所具独浓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倾向。　　　　
　　　　如果钱杏没有编辑过《北斗》，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的。对于这种对朋友的批评，刊物上没有作任何解释和编后说明。对他发表在第二卷第二期的另外一篇《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编后”里面倒认为有不赞同的地方：“杏的论文，批评了我们平时不很注意的那些文艺，于工作是很重要的。　　　　
　　　　不过杏的文章还有缺点，他的分析没有触到阶级的根底，没有强调指出‘鸳鸯蝴蝶派’的关于上海事变的文艺的政治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这个“编后”是否为丁玲所写，尚未确定。　　　　
　　　　丁玲处在两难之间。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对文学有着特殊的敏感和爱。她给沈从文的信中所呈现的感情，不能看作是虚假的，她所表示出的对冰心等人的喜爱与感激，也不能说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而故意写出的。　　　　
　　　　革命与文学之间，事业与友谊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丁玲回旋着，徜徉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私下通信中与刊物上两个不同的、甚至矛盾着的丁玲。在事业和集体中，仍然想保留一点个人的特点，也许正是丁玲性格的魅力，后来的生活以及种种坎坷遭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对《北斗》最初宗旨的变化，沈从文是从另一角度分析的。他说：《北斗》的产生与它此后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这刊物若在北平出版，则这刊物将如最初计划的形式，对于女作家一方面或者逼得出一些好成绩来。但这刊物却在上海出版，距离她所需要合作的几个人那么远。并且我不久又离开了北京。故这个刊物开始几期，虽然还登了些北方的文章，到后自然就全以上海方面作者为根据，把这刊物支持下去了。　　　　
　　　　尽管《北斗》以后几期的面貌并不与沈从文的见解一致，但他从个人的角度仍然首肯了丁玲的努力：“然刊物虽极难得到使编者满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给人的印象，却为历来左翼文学刊物中最好的一种。尤其是丁玲自己，对于这刊物的支持，谨慎的集稿编排，努力与耐烦处，皆留给一般人一个最好的印象。”　　　　
　　　　从第三期开始“红”起来的《北斗》，马上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出至第二卷三、四合期（1932年7月20日）被查禁。　　　　
　　　　丁玲和沈从文最后一次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　　　　
　　　　冯达走进了丁玲的生活。好似一阵轻微的风，在经历过暴风雨之后的湖面上轻轻拂过，没有激起水花，但却有一圈圈平静的涟漪慰藉破损的心灵。　　　　
　　　　丁玲是在创办《北斗》前后与冯达结识的。冯达当时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当私人秘书、翻译，史沫特莱通过他与丁玲取得联系，作过多次谈话。　　　　
　　　　刚刚失去胡也频的丁玲，在经历了感情的痛苦和生活的磨难之后，此时或许感到苦闷和疲倦，需要温存，需要慰藉。丁玲后来回忆，在认识冯达之前，她已经对爱情感到心灰意懒。她说：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魍魉世界》）丁玲对爱情的失望而产生的寂寞，应该与她无法实现同冯雪峰的爱情也有关，《不算情书》中的两封信可以证实这一点。丁玲在1931年8月11日的信中说，她为忍受对冯雪峰的爱而承受着痛苦，她的这种心境，对好几个人说过，但她说人们都不理解。理解她的只有姚蓬子。她说：“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谎，我过去同他说到这上面，讲到我的几年的隐忍在心头的痛苦，讲到你给我的永生的不可磨灭的难堪。”　　　　
　　　　姚蓬子记述过丁玲对他所谈及的内容。　　　　
　　　　也频走后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见面的。常常在夜里一盏套着一个大的磁灯罩的电灯底下，两个人靠近炉边，对着红红的炉火，什么都谈，谈不完的谈不厌的谈下去。我抽着烟，不久这小小房间里便被白雾所塞住了。在这烟雾中丁玲似乎感到窒闷，站起身来去打开窗户了。　　　　
　　　　我们的谈话，终于在某一夜里，谈到丁玲久已要告诉我的而终于隐忍下去的话上了。这话，仿佛一团长久塞在她心头的淤血，现在才一口气吐出来了。虽然是感到剧痛的烦乱的心。她是那么孤傲的一个人，有勇气去蔑视别人的一切尊重和好意，此刻是低着头，垂下眼睛，幽幽的带点颤抖的诉述着。虽然映着红红的炉火，仍旧可以看出她的脸色有着一种不常见的奇怪的惨白，一种说不出的悲伤的紧张和兴奋。她的眼光望着地板，不敢抬起头来看我。有时会说到半路上又突然停住了，跑去倒在床上，低低的，可是伤心的哭泣着。　　　　
　　　　她告诉我的是，和我那朋友，虽然后来决心写信和他决绝了，但她是不能忘记的。这二年中，因为想到他而瞒着也频独自伤心着的事情是有过。想给他一封信，而终于忍下去了，或者正在开始写着而又终于毁去了的事情也有过。刮着风的奇冷的冬夜，偷偷的跑到他住着的那房子的周围，徘徊着，希望能够偶然见他一面的事情也有过。……她说她是不能忘记的，然而没有一个人知道她这秘密地受着苦的心。（《我们的朋友丁玲》）胡也频的遇难，困扰心境的感情，都完全可能使丁玲处于她所说的寂寞之中。同时，丁玲现在对冯雪峰的感情，也不同于从前。她知道一切都成为过去，梦想，只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她愿意把感情埋在心底，由她独自品味它的苦涩。　　　　
　　　　她现在有了战斗的事业，有了每日充实生命的工作，同时她和所爱的人又拥有着同一个信仰和理想。对于她，这也许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第二部分第16节　和冯达的同居

　　　　就在写出《不算情书》中的第一封信的同时，1931年8月上旬，丁玲创作了一首诗：《给我爱的》。诗中没有明确说是为冯雪峰而写，但和《不算情书》以及人们的回忆相参照，可以确信它是为冯雪峰而写，真实地袒露出丁玲的心境。　　　　
　　　　没有机会好让我向你倾吐，一百回话溜到口边又停住，你是那末不介意的，不管是我的眼晴或是我的心。　　　　
　　　　…………我们不是诗人，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讲夜莺，还有那些所谓爱情，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　　　　
　　　　…………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我们大家的心，所有的时间和心神却分配在一个目标里的各种事上，你不介意着这个，我也不要机会倾吐，因为这在我们，的确是不值个什么了。　　　　
　　　　一种感情的折磨，消融在对理想的�

《沈从文与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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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丁玲- 第14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