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
沈从文正是借这些女性对孟轲的溢美之词，表明了他对丁玲的友谊，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他对丁玲的性格的某些评价。
小说后面写到，黑凤收到未婚夫璇若从南京拍来的电报：“孟轲已死，余过申一行即回。”这一噩耗，使黑凤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本来刚刚给璇若写信，让他想办法保释孟轲，并把她带到这里来，她们三人希望见到她。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她们的梦，只是海滩上弥漫的雾。
沈从文此时以他小说家的虚构，设计了一个带有诗意的、与鲁迅的《药》相似的结尾。他对丁玲的评价，他对丁玲被捕事件的态度，可以说在这一构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仅仅这一处，也足够证明他在当时的思想和感情。
小说这样结束：因为仪青说即刻还要去梦中驾驶那小白帆船，故黑凤依然把那电报捏在手心里，吻了一下仪青的额角，就同她离开了。
她从仪青房中出来时，坐在楼梯边好一会。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强硬结实一点，不许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很当然的。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而生活。为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她的日子的，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青更结实的家伙，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颜色了么？她现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
她自己的确并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仪青会先告她梦里驾驶小船的经验，以及那点任意所之的快乐，但她却将告给仪青这个电报的内容，给仪青早上一份重重的悲戚！她记起仪青那个花圈了，赶忙到食堂把它找得，挂到书房中孟轲送她的一副半身像上去。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这篇不能算是出色的，但它却是一个特殊的创作，对于了解他对丁玲的友谊，尤其显得重要。1980年将此篇收入文集重新出版时，因为已经发生与丁玲的矛盾，沈从文便在名字上作了改动。《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说：“丁玲在1980第4期《诗刊》上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很伤沈从文的心，遂在这以后出版的文集和选集上，一律改用取代小说中的孟轲与璇若。”
社会各界声援、营救丁玲的努力，没有改变丁玲的厄运，她的生死之谜，从此在三年时间里折磨着每一个友人。
写出《三个女性》之后，沈从文仍然难以忘怀和胡也频、和丁玲在一起的日子，他决定像当年写《记胡也频》那样，用多彩的笔勾画一个他所认识所理解的中国新女性，记录下他们共同奋斗和友谊。
他该用什么样的笔调，什么样的心境，来描述他虽然熟悉但也许从未完全理解的丁玲？
即将创作的这部作品，对于他，对于丁玲，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带来什么？
他无从知道，然而，他真诚地提起了笔。
丁玲是否仍在人间，一时间成为一个谜。
写完《三个女性》之后的沈从文，于1933年六七月间和张兆和来到北京。他们结婚了，新家安在达子营胡同。
他们刚刚住下，巴金也来到北京，就住在他们的新家中。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院子里种着一棵枣树，几棵槐树。两位作家便在同一小天地里，创作各自的、风格极为不同的作品。张兆和回忆，当时，巴金坐在客厅里写，沈从文则端一个小桌子，在院子的树阴下写。巴金回忆，他此时正在写《爱情三部曲》中的《电》。
第三部分第19节 《记丁玲女士》
沈从文这时便开始写记述丁玲生活的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后来出书时更名为《记丁玲》）。他是怀着对友人的深切感情，来记述他们之间的交往，同时，他又以他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来形象而生动地勾画出一个著名女性的人格、精神历程。
沈从文的笔是多彩的，他的创作心境也是多样的。和许多作家不同，他能如同一位迷恋景致的游人，在文体的千姿百态的山水之间徜徉。他不愿把自己的艺术触角，囿于狭小的范围，而是乐于尝试，乐于探险，在适合自己才情的广阔天地里漫游。
过去人们说沈从文是文体作家，往往带有几丝贬义，其实，沈从文并不是一位“唯形式主义者”。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尝试各种文体，不仅仅是出于他本能的对艺术形式的喜爱，更多的则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形式。他对文体有一种超乎于其他作家的清醒意识，他的作家论，他的散文，他的各类结构的小说，都以不同于他人的特色而显示出他的艺术个性。他的这种意识，并非是一种“游戏意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因素置于一旁而去作文体的尝试，把沈从文当作一个单纯写作意义上的文体作家，完全是一种误会。
非常明显，沈从文选择纪实文学的文体来写胡也频和丁玲，以及后来写自传，绝对不会是写小说太久而突然心血来潮尝试一下新的文体，而是他所想表达的情感，他所要描写的人物，必须采用这一形式。
由于沈从文历来强调艺术的节制，情感的节制，使得人们时常注意到他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以及他的超然。《边城》一类小说成功地表现出的淡泊、悠远、平静，更加加深了这一印象。然而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侧面，和别的作品相比，《记胡也频》、《记丁玲女士》似乎就突出地表现了沈从文创作中感情因素的影响。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冲动，作品中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描写，以及流露出的作者的情感，都不同于他的很多常为人们提到的作品。他没有超然，没有拉开自己和作品的距离，而是时时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传主的现实生活交叉在一起，这大概是他对纪实作品文体的一种理解。至于他的难以掩饰的真诚而热烈的情感，使人惊奇，但却不能不说：这也是沈从文。
7月24日，由王芸生编辑、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十卷第二十九期，开始连载《记丁玲女士》，在目录中，这部作品被列“小说”类，署名“从文”，到第三十四期时，署名方改为“沈从文”。
在第二十九期《国闻周报》的“编辑后记”中，王芸生写到：……这一期的文章，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沈从文先生的《记丁玲女士》。丁玲女士之死，已成一谜，我们从这篇类似小说的文章，可以深切认识这位女作家的身世，人格，及其时代背景。自从五四新潮，直至近今的革命洪流，多少青年男女滚滚浮沉，丁玲便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这篇文章，不仅可作丁玲女士小传读，简直是为这时代的一般青年男女写照。沈先生是新文坛上的健将，这篇长文尤其是他的成功作品。
《记丁玲女士》全文约11万字，从与丁玲初次相识开始，一直写到丁玲失踪，是1931年的《记胡也频》的进一步充实和延伸。关于胡也频被捕前后生活的描写，是1931年被禁止发表的，这次则作了充分的叙述。
在作品开始发表后，沈从文曾给王芸生写信谈到他写《记丁玲女士》的一些想法。他称这部作品类似于小说体的传记，同时，还有他对丁玲作品的理解。王芸生在8月14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以《关于〈记丁玲女士〉》为题，摘要发表了沈从文的这封信，王芸生写到：《记丁玲女士》一文，已博得读者的欢迎，当无疑问。近得作者沈从文先生来函，谓“拙作续写下去，便为胡也频死前死后种种，惟涉及此类事时，照所经过记下，字数或较之预期者为多。因之对于贵刊久载此文，是否能引起读者兴味，思之颇为疑惑”。这我可以告诉沈先生，是无须疑惑的。函中又有一节论此文的体裁，可当做此文的“读法”，照录如后：“此文因综合其人过去生活各方面而言，间于叙述中复作推断与批评。在方法上，有时既像小说，又像传记，且像论文。体裁虽若小说，所记则多可征信，即秩序排比，亦不混乱。故私意此文以之作传记读，或可帮助多数读者了解此女作家作品与革命种种姻缘；以之作批评读，或较之其他批评稍能说到肯窍。然此种写作方法，究属试作，处置题材文字时，虽十分谨慎细心，惟其得失，一己乃毫无把握……”
沈从文的这段话，是目前所见到的他对《记丁玲女士》作的惟一说明。
在10月9日出版的第四十期上，“编辑后记”写到“……沈从文君的《记丁玲女士》，至本期已连登十一次，诚然是长的作品，我想也是读者长读不倦的。最近两期正谈到这一对年青夫妇的某种生活，这是很难着笔的，作者的文字甘苦，是我们应该领略的。”
编者所说的“某种生活”，正是沈从文所描写的丁、胡二人参加左翼运动的生活。从这两期起，《国闻周报》上的删改开始多起来，几乎每面都可以见到““
。有的段落，甚至大部分只是，句子割得零碎不堪，难以明白原意。被删改的内容，主要涉及对左翼文艺和政治活动的描写。如今没有作者原稿，《记丁玲女士》便永远是《国闻周报》上这副百衲衣一样的面孔。
譬如写到胡也频被杀之后丁玲在上海的处境时，这么几句话被删得只剩下这副模样：况且丁玲不正有人以为她已组织，预备在上海方面有所活动。种种不实不尽的谣言，不单迷乱了，好像同时也就使也不很明白。，这并不希奇。也算是平常的事。
《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上连载了21次，至1933年12月18日出版的第五十期刊完。
1934年9月，赵家璧的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将《记丁玲女士》更名为《记丁玲》出版精装本，列入“良友文学丛书”第十种。书的出版，遇到了比刊物更多的麻烦和限制。此时上海已有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沈从文笔下的许多文字，显然犯忌，不能列入书中。于是，沈从文的这部作品，被腰斩，《记丁玲》一书，实际上只是《记丁玲女士》的前半部分，后面大部分内容此次未收入书中。
《记丁玲》一书，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证审字第97号。
在书后，赵家璧先生特地附上“编者话”，对作品的腰斩作一说明：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一九三二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克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原文实应为多出五万字左右。——引者）《记丁玲》一出版，赵家璧便连同老舍的《赶集》，一起送给鲁迅。鲁迅于9月1日当即给赵家璧写信，谈到了沈从文此书的命运：“……又承送我《文学丛书》两本，谢谢。……《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被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以后的新书，有几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罢。”
从鲁迅的这段话看，《记丁玲女士》他是读过的，而且印象不错，不然不会有“遭毁”之说。
在9月15日出版的《良友图画杂志》上，刊有一则《记丁玲》的广告，可看作对沈从文这部作品的评价：“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作者沈从文先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