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你这么一说你这个爱情就不像爱情了，他一清二楚，完了。所以语言是表达的最重要的方式，有时候是唯一的方式，但是语言有时候又是表达的一个坟墓。当它变成了语言以后，你自己把自己已经捆上了。而且最重要的那个内容，最重要的那个味，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红楼梦》里头还有许多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所以很多人探索《红楼梦》，对《红楼梦》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解释，各种精彩绝伦的深刻的解释也有，稀奇古怪的解释也有。前几年中国还有把《红楼梦》解释为一个太极图，说《红楼梦》有两本，一本是现在的《红楼梦》，一本是太极图。广西也有一个青年人，他研究说《红楼梦》讲的是宇宙史，这个说得有点儿道理呀，怎么形成，然后怎么腐烂，怎么最后消亡，《红楼梦》讲的是宇宙史。还有索隐派，说《红楼梦》讲的是反清复明，为什么它产生这种索隐派？就是说人们一直有一种冲动，希望在现存的符号系统之外，或者之后，再寻找一个密电码式的符号系统。到现在为止，我的知识里边对一个文本进行这种密电码式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圣经》。有人专门研究《圣经》把这个《圣经》作出新的解释，《圣经》实际上是一个预言，甚至于从《圣经》里边都查出来了，苏联什么时候解体，海湾战争什么时候爆发，它都有。这些解释是荒谬的，荒谬绝伦，我从来不信，但是人们的努力是惨淡的。就是人们老希望知道一个秘密，知道自己所未知的东西。《红楼梦》已经出了一百五十年了，那么多人读它，那么多人评论它，那么多人研究它，但是谁解其中味？我们解了它的味了吗？我们解的这个味对吗？后边还有多少味可解呢？还有多少谜《红楼梦》之谜能够破出它的谜底来呢？它只有一个谜底吗？还是有好几个谜底？就光仅仅一个衔玉而生，它的味道在哪里？仅仅一个冷香丸它的味在哪里？仅仅一个麒麟它的味在哪里？很抱歉我答不出来，所以也许我说了半天，离《红楼梦》真正的味还甚远甚远。
第四部分：文学性质的混沌中国化的一门学问
自上一次在哈尔滨召开《红楼梦》研讨会以来的十年中，中国大陆拍摄了《红楼梦》的电视剧和电影，出现了许多新版本，以及《红楼梦》的续作，《红楼梦学刊》出版发行了十七年，一直维持着相当的订数，这是一个奇迹，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盛事。在普及《红楼梦》上，毛泽东功不可没，他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判断。他说《红楼梦》是阶级斗争史、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则是政治家耽于阶级斗争的一种判断，是一家之言。
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与我们接受新学以后引用的以拉丁语名词为本源的许多概念，比如地理学、物理学、哲学等都不一样，它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严格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如归纳或演绎，也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它又是非学科的，我们无法把它限制在文艺学、小说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它扯出什么来就是什么。第三，它不完全是《红楼梦》解读学，当然应当把《红楼梦》的解读放在核心的地位，但解读的外延太广阔了。人人读《红楼梦》，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行。毛泽东谈《红楼梦》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更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而是为了更正确地解读毛泽东思想。
红学是一门非现代意义上的学问，但这并不妨碍对《红楼梦》进行科学的研究，比如对它的版本和曹雪芹的家世进行考证，进行史学的研究。也可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对《红楼梦》进行科学性研究有时显得很煞风景，但你必须承认即使最有创造性的东西也有它的种种模式和概念，也不妨把它归纳为规律性的模式乃至公式。这种研究也是一种角度。对这一类的研究常使人产生一种疑问：用非常现代、后现代的学术理论研究《红楼梦》会不会把我们引入迷途？我觉得不见得。没有这些理论我们可以阅读和研究《红楼梦》，有了这些理论并用它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阅读和研究《红楼梦》实在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用《红楼梦》来验证这些主义，又反过来用这些主义验证《红楼梦》，这是一件大好事。本体先于理论，《红楼梦》反映的是人的本体，它先于一切理论而存在，也可以与一切理论相贯通。再过二百年，甚至一千年，仍然会有某种科学理论能在《红楼梦》中找到某种相通的契机。
第四部分：文学性质的混沌《红楼梦》的文学研究
我主张研究《红楼梦》以文学的方法为主，文学的方法中又以现实主义的方法为主，但别的研究方法也应当保留。
一九四九年以后现实主义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绩，对此不应该抹杀。首先它注意到《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如社会矛盾、社会结构背景等方面的问题。其次是注意到小说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贾政、王熙凤、袭人等人是正统的角色，封建统治的角色；而贾宝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则是反传统的角色。这几乎成为不移之论。于是出现了人物分析两极化的模式，甚至为此不惜为贤者讳。如晴雯对地位比她更低下的丫环实在是残酷极了，她是使用了肉刑的。林黛玉对待刘姥姥的态度是根本不把她当人看的。这些都不是马列主义所能肯定的，是违反普罗文学志趣的，而我们有意无意地做了回避，以维护她们代表的革命和反叛的人物形象。这其实也是一种走火入魔，是一种极端化。
这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大致是把《红楼梦》当做对生活的再现来分析的，是用“再现说”来研究的。我觉得也可以用“表现说”来研究，对于作家来说，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再现”与“表现”之争，很像瞎子摸象之争。不错，《红楼梦》是对生活的再现，但它同样是作家心灵的产物，是通过作家的眼光和心灵来表现生活的。用表现说来解读《红楼梦》，我觉得可以把林黛玉和薛宝钗合起来看。合起来看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她们俩是一个人，而是说她们本身体现着统一的人性的两个方面。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画一个太极图——阴阳鱼，如果黑的是林黛玉，那么白的就是薛宝钗。她们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又是群体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表现为薛宝钗。
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上基本是拥黛抑钗之说占上风。从性灵的角度来说，我也非常喜欢林黛玉。林黛玉的情是一种为之可以生，为之可以死的情。而薛宝钗有她十分深沉的一面，我甚至感到她做到了大雅若俗，我不能笼统地认为薛宝钗“媚俗”。她保持了自己的清醒，有所不为，有所不言，她所达到的境界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喜欢渥伦斯基，而不喜欢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没有太大的毛病，是相当规矩的、做事按部就班的一个沙皇的大臣。她喜欢渥伦斯基，结果并没有得到幸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放映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有人写信给电视台，认为播放这个电影是恶毒攻击我们的老干部。我们的老干部都忙于工作，而电影等于鼓励他们的妻子另觅新欢。
在钗黛问题上，共产党有一种悖论，作为革命党它应该支持林黛玉，作为执政党它应该支持薛宝钗。薛宝钗是社会和群体中一个稳定的因素。在文学的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对《红楼梦》进行表现主义的研究，我们就能感觉到曹雪芹塑造这两个人物的初衷，作者并没有简单化地要肯定哪一个，否定哪一个，许多对这两个人物的特殊处理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四部分：文学性质的混沌非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
我们也可以对《红楼梦》进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究。文通中西学富五车的金克木先生说他对《红楼梦》中的一些问题无法理解。一是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大观园、这样一个女儿国、这样一个充满了清纯和诗意的世界呢？二是像刘姥姥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这样随随便便、畅通无阻地进入大观园呢？而且刘姥姥在那里应付裕如，跟受过多年的公关、外交训练一样。尽管她采用的是粗俗的方式，而粗俗的方式有时也是很需要的。就像除了吃山珍、海鲜以外，也需要吃酸菜粉和鲇鱼炖茄子。刘姥姥一出来，就是上了一盘鲇鱼炖茄子。她带有乡土气息，不但贾母听着受用，就是读者看着也受用，如果都是才子佳人式的“精英”，我们也是很难消受的。这样就使小说的许多描写带上了真假之辨，或真假之不可辨的色彩。对这样的描写恐怕很难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解释。曹雪芹的天才在于他写真实的时候写得太真实了，以至于他写得不太真实的时候，你都认为是真实的，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他艺术的信用和说服力实在是太强了。
对《红楼梦》还可以进行象征主义的研究，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例如石而玉，玉而钗，钗而麒麟，一个麒麟还不够，还有第二个。包括各种器物吃食，似乎都有象征意义。我甚至觉得也不妨对《红楼梦》进行现代主义的研究，因为它的出现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颠覆。它是非英雄化的，是非因果报应的（虽有因果报应的成分，但主线没有因果报应），非线性关系的，非道德教化的，甚至是非故事性的。这些特征显示着它与古典主义文学的明显差别。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红楼梦》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或《红楼梦》成为现代主义出现的一个契机。我的意思是一个大的文学天才可以在很早的时期，就在他的作品中产生对传统的突破和颠覆，而不是在现代主义成为一种理论或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流派的时候。所以我想如果从《红楼梦》突破古典、背叛古典、颠覆古典、超越古典的角度上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九九〇年的时候，财政部在王丙乾部长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红楼梦》理财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还搞了一篇论文。对这篇论文褒贬不一，但这也是一种有实用意义的研究方法。
哲学的内蕴
再谈谈对《红楼梦》进行哲学的研究。这里只是点到而已，不能细说。哲学的研究也包括神学的研究。梅新林先生在他的《〈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中对《红楼梦》的哲学内蕴有许多有价值的论述，当然也有显得牵强之处。他用悟道、思凡、游仙——佛、儒、道这三个模式来解释《红楼梦》，就是用理念的方法、模式的方法来追逐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