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他们区区一个下士小瞧了我。我们的电影内容和题材广泛极了，实际上几部样板戏影片在我们的各个连队至少已巡回放映过三遍了。
“土翻译”将我的话翻译了之后，他们都显出大为羡慕的样子。那下士，简直对我有点刮目相看了。我得出结论——这几个苏联“娃娃兵”挺容易唬。
下士第二次递给我烟，我没拒绝。落到这种地步，还管什么。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古巴的、朝鲜的烟我都吸过，还没吸过一支苏联烟呢。烟酒不分家嘛。中苏进行边防会晤时，两国官员还相互敬烟呢。我知道。
他们颇友好的表示，使我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还给他们唱了一段河北梆子：
那边厢，走来了，列宁同志，
他言道，这包香烟，我不要，
请马上送给，
捷尔仁斯基……
这是我们团宣传队自编自演的《列宁的故事》中的几句唱词，是受了“移植样板戏”的启发。
我唱一句，“土翻译”译一句，他们都听得挺开心，一个个咧嘴直乐。
末了，下士通过“土翻译”告诉我——一会儿将有一辆吉普车来把我拉到他们的边防站去。并解释说这是履行职务，他们无权释放我，尽管他们完全相信我是一个中国放映员。
我顿时呆了……
下半夜我是在他们的边防站度过的。单间，门外有“警卫”。情况太不妙。我哭了。
第二天上午，我被带出了“牢房”。刚被押出，就有一个苏联士兵被推了进去。那小子一点不在乎，挺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还向押我的士兵问了句什么。押我的士兵没理他。他耸了一下肩膀，就对我做鬼脸。他进了“牢房”还不安分，隔着带铁条的小窗口朝什么人微笑，摆手。我顺他的目光看去，见不远处站着一位苏联姑娘，围着一条灰色毛围巾，穿件褐色的旧呢大衣，频频向他抛送飞吻，一副含情脉脉的模样。我恍然大悟，免费住了半宿的那“单间”，是他们的禁闭室。我竟有点嫉妒那被关禁闭的苏联士兵。我要是也只不过被关入我们的禁闭室，外面也有位姑娘含情脉脉地对我频频抛送飞吻，他妈的我也会一点不在乎的。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我被押着走在村路上，尽量迈出很从容的步伐。路左是几排营房，路右是一幢幢粉刷成白色、黄色、或浅粉色的民宅。都是独家独院。院子都是用木板围成的。木板都是刷成深绿色的。这村子挺美观。村里也有标语牌。可惜我不懂俄文，不知写的什么。兴许是勃列日涅夫的语录？
我忽然想到，我们团机关的三百多人，此时此刻肯定全坐在大礼堂里，不耐烦地期待着我出现在放映机旁呢。能有谁会想到，我正在边境线这边进行非礼节性的“访问”呢？
清楚地看到了馒头山。它在我们那边。可见这个苏联村庄离边境线并不远。太阳还没升起来。山后已有万道霞光辐射。山顶及山坡的皑皑积雪，被霞光染成了金桔色，红装素裹，景象十分美丽。
我成了边境线这边的俘虏，世界上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件，太阳却照旧从边境线那边升起。
这世界真他妈的缺少人情味。时间不必长，只要我一个星期内不回到我们那边去，准有人非常高兴地接替我这个放映员的职务。人们照样会看上电影。各个连队会像讨好我一样讨好新任放映员。这种种想法使我相信了一条真理——没有谁地球都照样转。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妈的相信真理有时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啊。
审讯我的是一名少尉连长，留着两撇挺神气的小胡子。被一名少尉审讯，我的心情并不比被一名区区下士审讯得到多少安慰。翻译是个女的，我怎么瞧她怎么觉得她像苏联影片《女政府委员》的女主角。她没穿军装。我无从判断她是军是民。但她中国话说得真流利。我怀疑她是个“二毛子”。
其实倒也算不上审讯。少尉没在我面前扮演捷尔仁斯基。我也早就没了充当许云峰那种兴致。少尉看了看我的边境通行证，对女翻译皱起眉头说了几句什么，她就走到门外叫进了那个押我来的士兵。
我又被押回了“牢房”。
大官好见，小鬼难搪。看来这句话有国际意义。少尉当然不过是少尉，但分明比下士更易于接受事实。
第一卷非礼节性的访问（3）
我的同“牢房”的“难友”——那个被关禁闭的苏联士兵，不知怀有什么企图，凑到我眼前，似乎想和我拉近乎。遭到看守的严厉喝斥，他才退到“牢房”另一头去了，却他妈的还偷偷对我做鬼脸。
过了一会儿，那女翻译给我送来两个面包，一截香肠，两支雪茄。走时还对我笑了笑。她那笑使我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戒心，敌人对我笑，可能我就得付出什么代价了。我想，不到万不得已，我没必要绝食。我得吃饱，准备着，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狼吞虎咽地将面包和香肠吃掉。想吸雪茄却没火。我的打火机在少尉的桌子上。那个苏联士兵又凑过来，主动掏出火柴给我，同时从我手中拿走了一支雪茄。虽然我吃亏，但也只能进行这次吃亏的交易。他刚吸了两口，被看守发现，异常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他乖乖将雪茄掐灭，还给了我。我白捞他一盒火柴。看守并未喝斥我。我也不理看守，照吸不误。看来我比他们自己人还受点优待呢。
下午，女翻译又来了。
她对我说：为了证明我确实是一名放映员，我必须给他们放映一场电影。如果我会，他们就完全消除对我的怀疑。放完电影送我过边境。
我没有很充分的理由表示严正抗议，就反问：是请求我？还是命令我？要是命令我，我拒绝。我暗想：这关系到我是否丧失气节的原则问题，不能妥协。
她微笑了，说：“你如果很希望是请求，那就算是我们的请求吧！”她笑起来挺博人好感。
我非常违心地点了一下头。
于是她就带我走了。当她跟看守用俄语说话时，我那个“难友”似乎听明白了我是被带去放电影的，就跨到门口，也对她叽哩咕噜地恳求什么，大概是恳求放他出去两个小时看电影。
她只对他笑了笑，摇摇头。他那种沮丧的样子，着实有点令人同情。我被带到了他们的乡村俱乐部。银幕已挂好，放映机也架好了。座无虚席。一半座位被士兵占据，少说有一个连。另一半座位被村民占据，男女老少都有。过道还站立着不少没位置的人。士兵们一个个坐得很端正，像遵守课堂纪律的小学生，神情都那么严肃。他们的姑娘专爱往士兵那边运动。运动到一块儿，依着偎着，嗑瓜子，说说笑笑，有意无意地朝士兵们头顶抛瓜子皮儿。我发现少尉朝她们运动过去，对她们说了一句什么，她们就爆发出一串响亮的笑声。士兵们一个个仿佛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活脱是一具具出土的俑。小孩子们吵吵嚷嚷，在人堆和过道中钻来挤去，将气氛搅得热热闹闹，乱乱哄哄的。要是在我们的哪个连队里，放映前这么无秩序，我就绝不开放映机。我对自己暗暗说：伙计，犯不着和他们使小性子嘛。
我一被发现，立刻将无数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嘈杂声渐渐平息，连俑似的士兵们也纷纷朝我扭转脑袋。孩子们不钻来挤去了，姑娘们不说说笑笑了，也不往士兵们头顶抛瓜子皮了。我不卑不亢地走向放映机。我是被他们请求放电影的。
是台旧放映机。我们团也有这么一台，农场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家当，是他们还是我们“老大哥”的年代送给我们的。早就不能使用了，扔在宣传股的破库房里。我曾想将它修理好，煞费了许多苦心。
我随身带的两箱片子，摆在架设放映机的桌子上。我忽然寻思过味来了——他们是找借口看一场中国电影。他妈的让他们寻找到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借口。当灯全部熄灭，我开动放映机时，暗暗打定主意：断片三十次。
银幕上出现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工农雕塑交手高举镰刀斧头，缓缓旋转……让我在这里补充说明：我带的那部影片，并不是一部我们的国产片，而是一部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这是当时在我们国内极少的允许公开放映的苏联影片之一，是我这个团放映员的一张“王牌”。片子已经快放烂了，但我们各个连队的人仍百看不厌。要是哪个连队的头头对我不太够意思，我便警告他：“从此不再给你们连放《列宁在十月》。”他就熊了。
观众骚动起来。
活该扫他们一大兴。
不知那少尉作何想法？
女翻译出现在放映机旁了，大声向观众用俄语解说道白。只有她才能挽回这使他们万万预想不到的局面了。本国人观看本国影片，需要现场翻译，这大概是放映史上的奇事吧？但骚乱起来的观众并没安静下来。他们跺脚，吹口哨，发出嘘声。倒是女翻译自己首先安静了，不再继续用俄语解说。
“他们宁愿听不懂……”她悄悄告诉我。听她的语调，就知道她很窘。
我顿时理解我的观众们——习惯说法——的心理了。他们是满怀希望来看一场中国电影的。他们太失望了。我为他们放映的虽然是一部他们想必已看过多遍的苏联影片，但毕竟是中国话配音。从这一点讲，他们可以认为自己看到的是“半部”中国影片。这便使他们感到落空了的希望获得某种补偿。他们当然宁愿听不懂了。看得懂而听不懂，这也许算是一种特殊的欣赏吧？
他们渐渐安静了。
他们看得出神入化。
他们仿佛确实在看一部从未看过的，早就希望看到的中国影片。
那么一种令人难以置信难以描绘的满足状态。
最佳放映效果。
我敢跟任何一个人打赌——绝没有哪一位苏联放映员，在放映这部苏联人都已看过的，五十年代的苏联影片时，会取得像我一样的成功。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因此而得意。心里确实有点暗暗得意了。
我的观众们——习惯说法——又骚乱了几次。跺脚，吹口哨，发出嘘声，因为断了几次片。不是我故意弄断的，我说过，它在我们那边已经快被放烂了。
少尉走到放映机旁一次，通过女翻译问我是否放映机有什么问题？需要他替我做些什么不？
我开始产生了一种连自己也莫明其妙的责任心，再就没断过片。
伟大的，不朽的《列宁在十月》。
真够遗憾的，我不能接着放《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一九一九》。如果这两部片子就在放映机旁，我指的当然是被我们译过道白的，我肯定接着放……
影片结束时，他们鼓起掌来。
我竟有些激动。
我首次在我们的连队放映这部影片，结束时，我们的观众也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