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只妖精，不老老实实地在家守寡，却去做人家的第三房姨太太，还想带走你的女儿。跟着你，她也会变得像你一样丢人现眼的，会一辈子也抬不起头的。”
妈妈仍旧大声呼唤着我，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地听见她的呼唤：“安梅，安梅！”隔着桌子，我能清清楚楚看见她的脸孔，在我与她之间，是一只插着烟囱的、火热滚烫的火锅，深色的汤水笃笃地翻腾着。忽地，只听得周围一声惊叫，那锅汤水泼翻在我颈脖上。
那种痛楚是无法形容的，这不是一个孩子所能忍受的。这种痛苦作为一种记号，已永远烙在我的皮肤上了。我连哭都无法哭，因为我已烫得皮开肉绽，连透气都感到痛。
我也无法说话，疼痛令我涕泪滂沦，眼前一切都让泪水给迷蒙了。但在外婆和舅妈的嚷嚷中，我还能听出妈妈的哭喊，渐渐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晚，外婆来到我床边：“安梅，听着！”那声音还是那样充满责难，就与往常训斥我不该在南道上乱窜一样的严厉。“安梅，我们已替你准备好寿衣寿鞋了，都是白布缝制的。”
我听着，觉得刀割一样的难受。
“安梅，”这下，她的语气温柔一点了，“你的寿衣很普通，并不漂亮，因为你还只是个孩子，即便你的寿数短了点了，你还是亏欠了你的家，因此，你的丧事也将是很简单的。我们会很快把你忘掉的。”
外婆又说了些类似的话，令我受的伤痛，更甚于我颈脖上的创口。
“即使你那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一旦你好不了啦，她也会忘掉你的。”
外婆这一着做得十分漂亮，我忙忙地从阴司地府里挣扎着回头，为的，要找我的妈妈。
每晚每晚我都在哭，哭得眼睛和颈脖火辣辣地生疼，外婆则坐在床边，不断将凉水泼在我的颈脖上，泼呀泼呀，直到我的呼吸开始变得均匀平缓，而且，我开始能入睡了。次日早上，外婆用她留得尖尖的长指甲，像小镊子样、轻轻揭去伤口上的痴片。
整整两年，我的颈脖上，显著一道苍白浮亮的疤痕。而我对母亲的记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生活中的一道伤口，就这样愈合了，收口了。谁也看不见它底下埋着什么样的痛苦，谁也不知道那痛苦的起因来自哪里。伤疤，是痛苦的终止。
然而，眼前这个站在外婆床边的母亲，与我梦中的妈妈，却是这样的截然不同。但是，我开始逐渐爱上跟前这个妈妈了。倒并不是因为她来这里恳求我的原谅，事实上，她也没有这样做。她无需向我解释，为什么我濒于死亡时，她不来看望我，那是外婆阻拦着她，这一点我理解。她也无需告诉我，她嫁给了吴青，由一个不快乐的境地转到另一个不快乐的境地，这点，我也明了。
我究竟是怎样逐渐爱上我母亲的？我想，是她让我发现了真正的自我，那里在一副皮囊下的真正的我。
夜深了，我被叫进外婆的房间。舅妈说，外婆快走了，我必须尽尽孝心。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站在外婆脚跟前，在舅舅和舅母之间。我轻轻地抽泣着。
房间那头，妈妈独处一边，默默地伤心着。她正在照料一锅汤药，炉子上，汤药沸滚着，散发着一股草药味。猛地，只见她挽起衣袖，拿起一把锋利的小刀，搁在自己的手臂上，我不敢睁眼看她。
母亲在自己手臂上割了一片肉，眼泪从她脸上淌下，血，也“答啦”、“答啦”地往地板上滴。
妈妈把从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药汤里，就像古代的巫婆样，希冀着用一种未可知的法术，来为自己的母亲，尽最后一次的孝心。妈妈设法撬开外婆已经紧闭了的嘴唇，把汤药给喂了进去。但是当晚，外婆还是走了。
虽然当年我尚幼小，但我能想象妈妈的这种切肤之痛，及这痛苦意味着的价值。
一个女儿，就是这样地孝顺着她的母亲。这种孝，已深深印在骨髓之中，为此而承受的痛苦显得那般微不足道。你必得忘记那种痛苦。因为有时，这是唯一的途径，能让你意识到“发肤受之父母”的全部含义。你有义务为母亲剖膛切腹，而你的母亲也应该为她的母亲如此这般，她的母亲将为更上一代的母亲这样做，如此代代推及，直到万物之初。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爸要我在喜福会的麻将台边的一方，取代我已故的母亲。她已于两个月前去世。打这以来，这麻将台边的座位就一直空缺着。爸认为，妈是让她自己心中的某个念头折磨死的。
“她头脑中生出一个新念头，”父亲说，“但不待她能详尽道出，这个念头已迅速地膨胀着，乃至最终大爆炸。这必是一个坏念头。”
据医生说，她是殁于脑动脉瘤。她的喜福会里的朋友们说，她去得很快，就像只兔子一样“嗖”一下就不见了。本来，母亲已与她的朋友约定，下一轮的喜福会聚会，将由她做东。
在她去世前的一星期，她还挺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上次在林阿姨家的聚会中，她煮了一锅赤豆汤，这次我可要煮一锅黑芝麻羹给他们尝尝。”
“别夸耀了。”我说。
“我没有夸耀。”她说，“这两种汤差不多是一样的。”“差不多”，或者她的真正意思是要说“不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是中国式的咬文嚼字，一种措辞的技巧——这其实是在混淆某种基本概念，在中国，十分注意措辞和用词，尽量使之婉转，这一套我是永远也学不会的。
二
母亲在1949年我出世前两年，就开始有办个旧金山喜福会的念头的。就是这一年，我父母带着一只破壳皮箱离开中国，皮箱里装满的，只是一箱漂亮的丝绸衣服。直到上船之后，她才向父亲解释道：实在来不及再往里面塞其他物品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徒劳地在一大堆凉飕飕的丝绸间胡乱掀动，企图寻找他的棉布衬衫和羊毛裤。
等他们抵达旧金山，父亲便令她藏起那些亮晃晃的衣服。从此，她就者穿着那件棕色格子的中装，直到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两件旧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荡晃荡的。这个难民收容团体是由该地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群白头发美籍太太们发起的。由于接受了她们的施舍，我父母就只能听从她们的劝导开始上教堂了。当然，她们的劝导十分实惠中肯，但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每周三晚上的读经班及周六早上的合唱练习，都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英语程度。就是这样，我父母得以认识许家、龚家及圣克莱尔家。我母亲能感觉到这些女人们也各自有她们的隐痛，她们遗失在中国的梦幻和希望。然而她们蹩脚的英语，很难使她们将此一吐为快。或者说，至少，我母亲，已从她们的漠然惆怅的脸上，读出了什么。因此，当她向她们建议，发起喜福会时，她们立即就赞同了。
喜福会这一名字，起缘于我母亲的第一次婚姻，那还是在日军占领桂林前。所以一提到喜福会，就会使我想到她的桂林故事。每当她把碗碟擦干净，塑料台面也已擦拭了两个来回，而父亲已开始将脸躲在报纸后面，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黑猫牌香烟——这往往是一种“不要打搅”的警告，这便是她觉得无所事事之时，于是，她便会对我讲起她的往事。这个时候她总会拉出一箱旧毛衣，那是我们在温哥华的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送给我们的。她从中捡出一件毛衣拆开底边，从中抽出根毛线头，随后，以一种破竹之势，毛线衣很快地化成一根弯弯曲曲的毛线，而她的故事，也以同样的节奏倾泻出来。数年来，她重复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只是故事的结局，一次比一次黯淡，犹如她自己生活中的一道浓重的阴影。而今，这道阴影，也渗入到了我的生活中。
三
我母亲总是用中国话开始她的叙述：“我在还未去桂林前，就梦见它好几回了。群山环绕中，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河上漂着青色的浮萍。天幕上衬着锯齿般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白云缭绕其间。如果你在河面上漂浮，仅以浮萍果腹，也能毫无难色地爬上山峰。如果你不慎滑跌下来，也只是坠入一张柔软的浮萍织成的大床上。一旦你爬至顶峰，你会因眼前袒露的一切而欣喜若狂，它会涤净你的一切烦恼不快，扫尽一切腌臢之气。
“在中国，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人人都梦想着桂林。然而我到了那里，才发现，我的桂林梦竟是那般小家子气，我的想象力是那样狭窄贫乏。当我看见真正桂林的山峦，我笑了，同时也颤抖了。这些山峦，活像大堆妄图跳出油锅的煎鱼。山与山之间层层叠叠，影影憧憧，似没有个尽头。然而只要云层稍稍移动一下，这些山峦突然又变了，有时会像一群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吗？山脚满是神秘莫测的窑洞，洞里是奇形怪状的钟乳石，犹如石雕的卷心菜、冬瓜、萝卜和洋葱，真是你想象不出的千姿百态，好比一个石头雕成的大花园。
“但我来桂林，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我已无暇去领受她那旖旎的风光。我男人，把我和两个婴儿带到桂林，是为了躲避战火，他以为这里安全些。他是个国民党军官，当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房的小房间里后，便只身一人去了重庆。
“我们知道日本人步步挺进，国军节节败退，尽管报上从来不这样说。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拥进城里，簇拥在人行道上，四处寻觅栖身之处。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富人有穷人，有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有传道士，也有和尚尼姑。当然，也有国民党官兵，他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自居。
“这简直成了个大杂烩。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这么些人杂集在一起准会打个落花流水。你想想看：上海人和北方的乡巴佬，银行家和理发师，黄包车夫和缅甸难民……大家互相不买账。哪怕人人都往人行道上随地吐痰，大家都在屙肚子，身上都散发着一样的浊臭，可人人都在抱怨别人身上的体臭，唯独嗅不到自己身上的气味。哦，我最恨那些美国空军官兵了，他们那种‘好吧，好吧’的洋腔中国话让人听了会忿怒。然而最糟的是北方乡巴佬，他们用手挖鼻孔、擤鼻涕，又用那擤鼻涕的手去推搡旁边的人，龌里龌龊的。
“因此你能想象，桂林对我很快就失却了她的种种魅力。我再不想去爬山，尽管它们是那么可爱。我怀疑那些山已被日本人践踏过了。我整天就呆坐在房内的暗角里，一手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双脚总是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只要空袭警报一起，我便像动物般直奔山洞里。但你不可能长久停留在黑暗中的，用不了多久，你的内心即开始萎靡，你会渴望光亮，在岩洞里听得到外面震耳欲聋的轰炸声，然后砾石雨点般劈头盖脑地倾覆下来。坐在岩洞里，我再也不去欣赏钟乳吊花和石头花园，我只是盯着洞顶——一座远古时期的山峦的底部出神，它很可能就会从我头顶上坍下来。你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