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把毒药黏在她身子里，她无法得救。在小年夜当晚，他们把她停放在过道的一块木板上，她装裹得十分豪华，比生前还要奢丽体面，戴着纯金和琉璃白玉缀成的头冠，鞋尖两端各缀着两颗硕大的珍珠。
在最后与她诀别时，我扑上去大哭。她的双眼慢慢睁开了，我一点也不惧怕。我知道她是不放心我。我用手将她眼睛轻轻合拢，心里暗暗对她说：“我会坚强起来的。”
按习俗，人死后的第三天，灵魂将回来讨还宿怨，母亲殁于小年夜，她的灵魂，将在大年初一来上门讨债。因此那天，吴青很有点神色不安，他戴了重孝，应诺将小弟和我，视为正出，也应诺将母亲作为明媒正娶的夫人看待。
我也豁出去了。反正那天，我给二姨太看了被妈踩碎的那串假珍珠项链。她的头发，就是那天开始变白的。
也是从那天起，我学会了大声反抗。
三
做人，要振作。
女儿，你不需要什么精神咨询医生。这样的医生不是要你振作起来，反而让你过得更糊涂。实际上，这种医生就是靠你们这班人的眼泪喂肥的。
我的母亲，她吃尽了苦头，丢尽了脸。她想千方百计地隐藏着这一切，而最后，这一切又汇成压倒她的更大的痛苦。那就是从前的中国。她们没有选择，不能反抗，也无处逃避，一切都认为是命定的。不过现在她们不一样了，这是最近的中国杂志上说的，她们翻身了。
那种靠人们眼泪来喂饱的家伙，再也不敢坐享其成。中国的人民起来赶走他们。
你的精神治疗医生，听了我这番话后，会说些什么呢？
男人不是牢靠的支架
——映映·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女儿把我安顿在她新房子里最小的一间屋子里。“这是客房！”丽娜以标准的美国式自傲说。
我笑了笑。按中国的思维，客房应该是最好的卧室，她应该把自己的那间卧室作客房才对！但我没吭声。她的智力，就像一只无底的深潭，石头扔下去，连扑通一声都听不见。
尽管我爱我的女儿，一度她与我共有一个身子，共有一个思维，但她出生了，就像一条鱼一样从我身上滑出去了。从此，我只能站在岸边看着她滑翔。我必须把我的故事告诉她，这是唯一的一个钻进她身子，把她往安全地带拖曳的办法。
她这间封闭狭窄的房间，活像一只棺材。我原该提醒她，这里无论如何不能作婴儿室。后来一想，她才不会听我的呢。而且她早就有言在先：不要孩子。她和丈夫终日忙于应付画那些永远有人会建造、也永远有人会进去的玩意，根本无暇考虑什么生孩子。有一个我者发不好音的词，讲的就是他们这号人，那个字怎么说来着？叫“拿酸”，对，“拿酸”！
一次女儿偶然听我讲了这个词，当场哈哈大笑。要她还是个小孩子，我一定会为她如此没有礼貌而给她个耳光，可现在，不行了。如今，我得靠她和她丈夫资助我以应付日常开支。因此有时，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钱时，总感到很烫手，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画出那么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房子有什么用？里面放的尽是些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玩意。我的女儿很有钱，可她家里的一切，都是华而不实的，只为了好看，有的甚至连好看都谈不上。瞧我床边这只茶几，一根细脚伶什的黑支架，支着一张沉甸甸的白色大理石台面。明眼人一看就该明白，这张桌子头重脚轻，上面根本不可能再置放什么东西。而这张茶几上，颤巍巍地放着一只只够插一朵花的蜘蛛脚一样细的花瓶。只需稍稍摇动一下茶几，花瓶就会倾倒。真是险乎乎的。
在这幢房子里，我看见许多险象，而我女儿却对此浑然不觉。我对某些预兆，是很敏感的。
二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无锡，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时，我是很厉害的。中国人的厉害，就是泼野而固执。我终日满脸笑容，对一切都感觉良好，好得听不进任何其他的话语。小小的我，长得很漂亮，我有着小巧的脚，这令我很自负。我在铺着鹅卵石的小径上迅跑，蹦跳，不知磨破了多少双昂贵的外国小牛皮皮鞋。
我还常爱散开自己的发辫，每逢这时，我母亲便会摇摇头责备我：“啊呀，映映，你就像湖里的落水鬼一样！”
落水鬼，是指那些投河自尽的女鬼，她们或为失身或为冤屈而投水，传说中，她们就是这样披头散发的。我听了只是一味痴笑。妈很宠我，我长得与她很像，所以她叫我映映，清晰的映象的意思。
我们家是无锡的首富之一。我们家有几十间房子，每间房间，都置放着沉重讲究的桌橱，上面装饰着玉香炉或玉制香烟罐，它们作为房间的点缀，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可在我，这些玉制香烟罐，不过是一般盛香烟的器皿。有次我和哥哥，就拿了其中一只五罐，把香烟一倒，就去大街上用它来舀阴沟里的脏水，希望能从中舀到什么宝贝，把自己也弄得和市井上的孩子一样脏兮兮的。
我们的家十分豪华，丝地毯、古董、象牙雕刻等等，应有尽有。可现在当我回忆起我们老家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却还是那让我用来舀阴沟水的玉烟罐，我不知道握在我手里的是一件珍宝。
关于我的老宅，还有一件令我记忆犹新的事。
那年我十六岁，逢我最小的姑母出嫁，家里宾客满堂，热闹非凡。座上有一位新宾客，是新郎的朋友，他比我的大哥还要大一点，按辈分，我叫他叔叔。他酒有点喝多了，脸膛通红。“映映，”他嘶哑着嗓子对我说，“你吃饱了吗？”
猛一下受到众人的注意，我有点不好意思，讪讪地向他笑了一笑，心想他大约会拿出些什么特别的好吃的甜食给我。岂料，他却捧出只西瓜往桌上一放。
“破瓜！”说着，他操起一把刀按在西瓜上。只听“扑”一下，那熟透了的瓜一剖为二，他刚咧嘴狂笑起来，并露出一颗金灿灿的牙齿。满桌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我窘迫得满脸通红，不明白他们笑的什么。
真的，尽管我任性，但我却还纯真，我一点也不明白开瓜这一动作，到底隐喻着什么。直到六个月后我嫁给这个男人的当晚，他喝得醉醺醺地逼上来说“破瓜啰，破瓜啰”，我才明白“破瓜”的含义。
那是个十恶不赦的坏男人，直至今天，我一想到他就要恶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嫁给这个男人？这一切，全是因着小姑母的婚礼而引起的。
婚宴次日清早，大多数来赴宴的宾客都告辞了，因此到了晚上，我和我的同父姊妹们，都觉得家里一下子冷清了下来。我们围桌坐着，边喝茶嗑瓜子边聊天。
我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妹妹们，是父亲的姨太太们生的，而我，是正室所出。我们也谈到男孩子们。我的那些妹妹们，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无太高的企望，包括对自己的婚姻。
当她们问及我的择偶标准时，我只是傲然地回答道：“我一个也看不上。”
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那些男孩子没有注意我，我是很知道如何吸引异性注意的，并赢得了他们赞美的。只是因为我一直自视过高，以至没有任何一个男孩子，我以为是可我心的。
人的思想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先天的，由父母甚至你的祖先遗传给你的，还有一种来源于别人的灌输。不知为什么，当我在嗑着瓜子时，我又想到前晚，那个大叫“破瓜”的男人。正在此时，窗外一阵大风，把桌上一朵插花的花茎吹断了。突然我有一种预兆，我将嫁给这个男人了。当这个念头在我脑中一冒时，我觉得的不是兴奋，而是意外，我很惊奇自己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预兆的。
当晚的饭桌上，我就听见父亲与姑母姑夫在谈论这个男人。后来好几次，我在姑夫家的院子里，发现他在对面他家的院子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每逢此时，我便也抬眼与他对斗，不甘示弱。
我女儿并不知道，多年前，我曾经结过一次婚，早在她出世的二十年前。
她当然也不知道，那时，我有多漂亮，远比今日的她要漂亮，不像她那样，长着一双乡下人一样的横阔竖大的大脚‘和得自他父亲的大鼻子。直至今日，我的皮肤依旧细腻光滑，体态纤巧，犹如姑娘。只是在我微笑时，嘴角已刻上深深的皱纹。而我的纤小的双足，以前得到多少人的赞美，现在，它们却是肿胀的，脚跟开裂，胼着老茧。而我的一度明亮闪烁的十六岁的眼睛，如今已是布满黄斑，呆滞晦暗。
但我的目力几乎仍能洞察一切。只要我想知道，我仍可以透过女儿的饭碗壁，看见她还留剩几颗米粒。
就在我婚后的某个下午，在风光旖旎的太湖上，我记得似乎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爱上他了。他用手轻轻托起我的下巴，抚摩着我的面颊，说：“映映，你有一对老虎一样的眼睛，在白天，它们养精蓄锐，一到晚上，便成了火眼金睛。”
我一点也笑不出来，哪怕他是在做诗，这样的诗句也太蹩脚了。我只觉得心里，某种希望已摇摇欲坠。当你已将自己的身体与某人连结在一起，而你的心，却无法与他沟通时，你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我多多少少，已开始爱上他了。
我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我为了他打扮自己，不断更换自己的发式，在床第间展示自己的魅力，希望能生个儿子。
就是在游太湖的那个晚上，他种下了这个孩子。我的预兆又灵验了，我知道那是一个男孩子，我能在自己子宫里看见他：他长着与我丈夫一样的大而分得开开的一对眼睛，细长的手指，丰满的耳垂和宽阔的额头。
或许因为我一直过得太快乐了，于是，我逐渐不断尝到痛苦，可哪怕我在最快乐的时候，我的眉毛上端，也总跳动着一种怯然和不安，渐渐地，这种不安开始下移，一直潜到我心里，而且，开始变成现实。
我丈夫为着生意上的一些事务，开始去北方旅游，那是在我们结婚以后不久，可是直到我的肚子隆起时，我们的旅途还没结束。
北边的风是寒冷的，它吸入骨髓，血液都会为之凝冻，这股呼啸而过的朔风，把我丈夫也从我的床上挟持走了：我从小姑母那里得知，他姘上了一个戏于。
这样熬了一阵，当我逐渐已由对他失望变得憎恨他时，我的小姑母又告诉我，他还有好多姘妇：舞女，美国太太，妓女，甚至他的一个比我还要年轻的表妹，她神秘地去了香港不久，我的丈夫也一下不见影踪了。
这一切我都应该跟我女儿丽娜说一说：我曾是那样漂亮且富有，任何男人都梦想着能得到我，可我却遭到自己丈夫的冷落和遗弃。那年我只有十八岁，可青春却已离开了我。一度，我真想投水自尽，做个披头散发的冤鬼。我也该告诉丽娜，正因为我恨死了这个男人，所以我杀死了子宫里的孩子。
堕胎在中国，算不上犯罪，可当时在我，总有点手软，但想到那是那可恶的坏蛋留在我体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