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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很快就觉得，你父亲是很喜欢我的。他会用中国戏剧里那种夸张的表情，与我谈话。
比如，他手绕着自己头发，手脚不停地划动一番，我便知道，他所供职的那个太平洋电话公司，工作有多紧张多忙乱。你实在不了解你父亲，他具有演员的天才。
后来我才发现，他的职业，并不如他所描绘得那样忙，那样重要，甚至也没那样好。这时，我可以与你父亲用广东话对话了，我总要问他，为什么他当时不找一个更好一点的职位？这时，他便装聋作哑了。
至今我也对自己好生奇怪，为什么我非要抓住婚姻这个字眼呢？我想，那全是因为安梅给我灌输的那一套。她常跟我说：“在电影里，男孩和女孩传字条，然后双双陷入爱情烦恼之中而不可自拔。你也需要做点这样的游戏，否则，待你醒悟过来，你已成为个老太婆了。”
那晚，安梅和我在当班上，拼命搜觅命运纸条，我们想找一张合适的给你父亲。安梅已选好了一大堆候选的纸条堆在一边。其中一条写着：“金钢钻是女孩子最好的伴侣，对一个好朋友，你永远不要原地踏步。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求婚的时候了。”
我自己选中了一条：“当家里没有另一半时，这幢房子就不能称为家。”我悄悄把这张命运纸包在一只煎饼内，然后把这煎饼小心包好。
次日下午英语课后，我将手伸进自个的挎包，故意惊叫一声，然后从中摸出一只甜煎饼：“看，一只甜煎饼。哎唷，整天看着这些甜煎饼都看得我倒胃口了，这只给你吃吧！”
他接过煎饼巴哈巴喀地吃起来，一边读着嵌在里面的命运纸。我便假惺惺地凑上去说：“那纸上写着些什么？”他不吭声，我催着他：“翻给我听听。”
那天我们正在朴次茅丝广场散步，那是个雾蒙蒙的黄昏，穿着薄呢大衣的我，觉得冷飕飕的，因此我希望你父亲快点向我求婚，我可以早点回去了。只见他认真地读完了那张命运纸条，然后颇严肃地说：“哎呀，spouse这个词怎么解释？待我回家去查查字典明天再告诉你。”
第二天，他便用英语对我说：“琳达，你能做我的配偶吗？”我听了哈哈大笑，他那个用词实在不大妥帖。就这样，我们决定结婚了。
一个月后，我们在第一浸礼会，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举行了婚礼。九个月后，你爸和我，就拿到了我们的公民证明——一个又胖又重的男婴，你大哥温斯顿。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由“赢得”和“吨”①两个单词组成，我要培养一个一生可以赢得好多好多的儿子，他要赢得许多东西：钱财、声誉、富裕的生活……那时我就想，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有的，我怎么会料到，温斯顿后来竟死于车祸，那时，他才十六岁！
温斯顿出世两年后，我又有了你另一个哥哥文森特，我之所以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发音很像“赢一百”，也是赚钱的声音。结果想赚钱想得太入神，我在公共汽车急刹车时撞歪了鼻子，这以后，你出世了。
可能是那只歪鼻子改变了我，也可能是因为襁褓里的你，实在长得太像我。我希望你这一生完美无缺，我给你取名薇弗莱，那是我们住的街名。我住在这里，但将来你长大了，你会带着我离开这里的。
①Wins——赢得，ton——吨。——译者注
四
劳雷先生用刷子刷着我头发，我的头发依旧柔软、乌黑。
“哇，妈，你真行。婚礼上，大家都会以为你是我的姐姐的。”
我从理发镜里打量着自己，我知道自己长相上的某种缺陷，这种缺陷我也带给了我女儿。
“哎呀，你的鼻子怎么了？”我失声叫了出来。
她看看镜子，莫名其妙地耸耸肩。“怎么了？我鼻子没什么呀！”
“它怎么有点歪曲的？”我问，的确，我发现她鼻子的一边偏歪了一点。
“怎么啦，这是你给我生成这个样的！”
“它确实是歪掉了，你得去整容医生那里弄个塑料撑架把它矫正过来。”
女儿只是无所谓地一笑，头一侧，挨着我焦虑万分的脸面，说：“别傻了，妈妈。我们的鼻子长得都还可以，这样的鼻子令我们看上去有起伏。”
“这个‘devious’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曲折，喏，一条路不是坦直的，它有许多支路，我们可以走这条也可以走那条，就好像我们俩看上去是同一脸型，其实我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讲着所想的，但我们各自的理解却是不同的。”
“人们会从我们长相上看出这个吗？”我问。
她笑了：“才不呢。人都有两面性。”
“这样好吗？”
“如果你能因此而如愿以偿，那当然是好的。”
我看看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哪个是中国式的，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合其一，取其一，多年来，我一直在两者中徘徊，考虑取舍。
去年我回了阔别四十年的中国大陆，尽管我取下一切珠宝首饰，也不穿颜色过分鲜艳的衣服，我用他们的货币，讲他们的语言，但他们仍能认出我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他们还是要我支付比一般价格高几倍的外国人标准的价钱。
所以现在我常常百思而不得其解：我到底失却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女儿是怎样想的。
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
十五岁那年，为了坚持我皮肤下面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与母亲大吵了一场。当时我是旧金山市加利略中学的二年级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中国人。唯有母亲一口否认：“这没有用的！”母亲曾在上海一个著名的护士学校读过书，她说她精通遗传学，因此不管我同意与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
这样的话让我恼怒、生气。可待我母亲真的显出典型的中国行为时：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配等等。
但今天，当火车开进中国边界时，三十六年来，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坐在火车上，带着一团归乡的梦幻，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态。
我们的第一站是广州。我的七十二岁的父亲吴坎宁，将去广州拜望她的姑母。从十岁离开他姑母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是因为急于与姑母见面，还是因为回到了中国，七十二岁的父亲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得坐立不安。他显得如此地天真快乐，令我觉得简直要上去拍拍他额头和替他扣好纽扣似的。我们面对面隔着张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两杯冷茶。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泪眼盈盈。在窗外，可以看见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村路上，三个穿着蓝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车上。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着泪水，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
三小时火车后，我们抵达广州。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方面都改变了。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在那里，我将与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
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因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
这时，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最最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活着，赶快把我们带走吧！
当然，她们不会想到，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的。去世前一分钟，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这是一封长信，她们称她妈妈，她们甚至还保留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信上，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
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未想到，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妈妈”——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并请她给这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
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带到喜福会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为她们知道，多年来，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这是她朝思暮想，铭心刻骨要想实现的事。因此，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