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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我的姐姐。”我漠然地重复了一遍。我有点害怕这样的会面，想象不出，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场面？阿姨们编造的那个有关年终宴会的谎话，令我窘迫不已，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我见到了母亲那颗拳拳之心，但又实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
“你必须去看看你的姐姐，把你母亲的死讯告诉她们。”映姨说，“然而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告诉她们你妈的身世。对这个母亲，她们是一无所知的，但她们必须知道。”
“去看望她们，跟她们讲讲妈妈。”我连连点头答应，“但是……我该怎么说呢？关于妈妈，我能对她们说些什么呢？对她，我一丁点也不了解。”
阿姨们面面相觑了半天，好像我说了什么神志不清的话语。
“你，竟然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安梅姨怀疑地嚷起来，“亏你说得出口。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妈妈！”
“跟她们讲讲，你在这里的家，讲讲你妈，是怎么撑起这份家业的。”琳达姨给我出了个主意。
“还有，跟她们讲讲，你妈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她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她的一部分思想，已经钻入你的脑子里了，”映姨说，“你妈，真是个能干的女人。”
刹那间，“跟她们说……”“跟她们讲”，就像一曲多声部合唱，直冲我的耳膜。
“她的能干。”
“她的活络。”
“她那能干的持家之道。”
“她的希望。”
“她烧的那一手好菜。”
“想想看，女儿竟然不了解自己母亲！”
细细想想，她们的种种叮嘱，她们对我的吃惊，其实只是，由我联想到她们自己的女儿。她们的女儿们，也像我这样，对自己母亲带至美国的准则和企望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她们发现，自己的女儿们不耐烦母亲们的汉语交谈，而当母亲们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她们解释，或注释某种意图时，女儿们则耻笑她们的英语，认为她们脑子不大灵活。母亲们认为是快乐和幸福的，在女儿眼中却不一定。对这些根本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出生的脑袋瓜，“喜福会”三个字是空空然，毫无意义。她们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将来还会儿孙满堂，繁衍下去，却看不到将母亲们的准则和期待代代相传的可能和希望。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们。”我一口答应着，然而阿姨们却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她们。”我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终于，她们渐渐漾起微笑，一边轻轻拍着我的手。虽说她们的神情看着还有点怅然，若有所失，但目光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她们相信我会兑现我所说过的话。她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我还能再允诺些什么呢？
于是，又重番开始吃那酥烂的煮花生，一边开始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又变成一群年轻的姑娘，怀旧，梦想，憧憬着未来；那个宁波弟弟虽说很伤了姐姐的心，但或许他会把那九千美元连本带利还给姐姐的，这多少令她有点欣慰。某人的儿子，对立体声音响和电视机有浓烈兴趣，一旦他改邪归正，他可索性从事修理电器的事业，说不定，他还可以把这生意做到中国去。某人的女儿，她会生下个健康的婴儿……不论现实是如何千疮百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则端坐在麻将桌上我母亲的位置上，那是东首，万物起源之处。
——龚琳达的故事
一
我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只为了履行父母许下的一个诺言。这在你，是会不以为然的。因为对你，许诺算不了什么。女儿应诺来吃饭，但如果她头疼，或者因为车塞，也或许电视正在播放一部她不愿错过的影片，这时在她，应诺，就不存在了。
那天你没能来，因为不愿错过那部影片，于是我也顺便看了看那影片。影片中那个美国兵，答应将来回来与那女孩子结婚的。当时她感动得哭了，他则一个劲地说：“我起誓，我起誓！亲爱的。我的诺言就是金子呀！”然后，他把她推倒在床上。但是，他却一去不复返了，他的金子，就像你吊在脖子上的那种——只有十四K。
对中国人说来，十四K金算不得真金。摸摸我的镯子，它们肯定是廿四K的，足赤的纯金。
现在再跟你讲这些，似已太迟了，已来不及再改变你，但我还是要跟你唠叨几句。因为我着实为你的孩子担心。我一直害怕著有一天，你的女儿会对我说：“外婆，谢谢你的金手镯，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但是后来，她会把自己讲过的忘个精光，她会忘记，她曾有过一个外婆。
二
后来，那个美国兵回家乡，向另一个女孩子求婚。那个女孩凤眼低回，满脸羞怯，因为她以前还未想到过呢。最后，她垂下双目，她明白，自己钟情他了。她答应了，于是，他们就再也不分离了。
但我的婚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村里的媒人上门来提亲时，我还只有两岁。从来没人跟我提过这，但我却能清清楚楚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一个炎炎的夏日，烈日烤得路面坚实干裂，尘埃滚滚。连知了都热得一个劲地疲叫。我们在果园里树阴下坐着，佣人们和哥哥们，正在忙活着摘梨子。我被抱在妈妈汗津津的怀里。这时，来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奇怪，讲话时就像嘴里含着一口水似的。我长大了后才明白，这是北京口音。
那两个女人端详了我一番。那个北京口音的女人，淡淡地化过妆，显得很温和。然而另一个女人脸庞粗糙得就像开裂的树皮，她看看我，又看看那个北京口音的女人。
当然，我现在知道，那个长着树皮样脸庞的女人，是村里的媒婆。而另一位女人，就是洪太太，是那个男孩，我将受媒的之言必得嫁的那个男孩的母亲。中国人所谓的女孩子是赔钱货，其实也未必一概如此，那得取决于是怎样的女孩子。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千金”，犹如一块诱人的喷香的可口的甜点心那样遭人馋呢。
那媒婆不住地向洪太太夸耀着我：“看呀，就好比骏马配上金马鞍，多般配，真个应着门当户对这句话了。”她说着，捏着我的小手轻轻地拍着逗我，我却把她的手推开。洪太太则在一边操着浓浓的卷舌音低声咕哝了一句，认为我的脾气兴许比较倔，然而媒婆却笑着说：“哪里，哪里！看小姑娘长得多壮实，将来可就能派大用处啦，待您年老事高了，她会把你侍候得周周到到的。”
洪太太只是沉着脸，俯首凑着我左右端详着，似在掂估着，一旦联上这份姻亲，将是福是祸？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当时那副神情，一对骨碌碌的睁得滚圆的眼睛，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细细察看过我一番后，她终于咧嘴笑了，一颗亮灿灿的大金牙，炫得我眼睛生疼，看她那龇牙咧嘴的模样，就像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下似的。
就这样，我与洪太太的儿子订婚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比当时的我，还要小一岁，只是一个襁褓里的小毛头。他名叫天余，那个“天”字，足以说明他有多么尊贵重要，“余”，就是剩余的意思。因为他出世时，正是他父亲病危，家里人害怕他会死，而天余，将保存他父亲尚未散尽的精魂。岂料他父亲的病后来好了。他祖母担心那些阴府小鬼不甘心，会在天余身上索命偿抵，因此对他倍加爱护，成天含在嘴里怕化掉，托在手里怕吹掉，反正对他百依百顺，他完全给宠坏了。
即使后来我知道我将嫁给这么个糟糕的男人做妻子，可我却不敢违抗，只能认命。现在我才了解，当时乡下的守旧老式的家庭，就是这样的。我们家的生活节奏，总要比其他人慢几个节拍，恪守迂腐愚蠢的旧俗。在当时有些城市，男人家已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妻子，当然最后还是要得到父母的允许。可这种新思潮与我们家无缘。因此对其他城市的种种新时代气息根本也无从嗅到，就是听到的那点片言只语，也被指责为伤风败俗之谈。街坊们都在流传着这一类故事，讲的是那些儿子们，是如何受老婆的挑唆，不顾年迈的双亲苦苦哀求，将他们赶出大门。因此，太原的母亲们，宁可遵循自己挑儿媳的旧俗，挑个能管好自个丈夫，又孝顺公婆，能持续夫家香火的媳妇。
因为我已经许配给洪家做媳妇了，所以家里似已将我看待成别姓人。每每当我把饭碗捧得太凑近自个时，妈妈就会说：“看呀，洪家的媳妇这种吃相！”
我妈妈不爱我。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早晚是别人家的人，所以她对我已不存任何期望。
其实，我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只是有时，如果我觉得身上太热，或者哪儿不舒畅甚至病了，我就会显得无精打采，哭丧着脸，每每这时，就会引出我母亲一大堆的数落。“瞧你那副丑样，要是洪家变卦了，我们全家的脸，可就没处搁了。”于是，我嘴一歪，就哭了，这样，我就更丑了。
“我们不怕，”母亲自管往下说，“我们已经订好婚了，这是赖不了的。”这时，我就哭得更响了。
直到八九岁上，我才见到自己的未婚夫。那时我的世界，就是太原市郊外的村里一个院落，我就住在那里。我们家住的是个普通的两层的小楼，再加上两间后房，那是厨房和下房。我们家那个院落，位于一个小山坡上，那座小山坡，我们称它为“三重天”，其实，那只不过是个由汾河水冲击下的沙土积淀而成的小土墩。在我家院子东墙外，就是那条蜿蜒而过的汾河。父亲说，它专喜欢吞食小孩子，有一次，它吞没了整个太原城！这条河流，在夏天时是黄浊浊的，到了冬天，在河面狭窄水流湍急的地方，是一片蓝绿，其他地方，则结着白晃晃的冰层，弥散着逼人的寒意。
我至今还记得，过年前，家里在河里捕到好多好多活鱼。捕鱼只需敲开冰层就成，因它们正在冰层下安眠，所以极容易捕捞，一条条都是活蹦乱跳的，即使将它们开膛剖腹扔进油锅，那尾巴还在甩个不停呢。
我第一次见到未婚夫时，他正在嚎啕大哭，那是给爆仗吓着了。他咧着嘴呜呜大声哭号着，尽管他已不再是个婴儿了。
再一次见到他，是在某家的满月酒席上，他坐在他祖母的膝头上，我想，他那样的个子，会把祖母那把老骨头给压碎的，他应该早已过了坐膝头的年龄。而且他挑食得厉害，几乎什么都不爱吃，只见他皱着鼻子把头扭来扭去的，就像人家把什么臭腌菜硬塞给他似的。
因此你看，我对自己的未婚夫，是生不出那种你在电视上见到的卿卿我我之情的。在我，这个男孩子更像我的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表兄弟。我已学会了尊敬洪家的人，尤其是洪太太。每逢我妈把我推到洪太太跟前说：“喏，陪你妈说说话。”这时我就会好纳闷，不知她指的“妈”，是哪个妈。因此，我就会先回首看看自己的妈，“失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