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从上海回到湖南之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反对统一》等十多篇。这些文章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可是作者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却是看得清楚而深刻的。在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意见中，我们不知道的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陈独秀的意见，但可以断言，它们必定在某种程度反映了陈的意见，这从陈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 这里要介绍的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蔡和森这些湖南青年的印象。1920年陈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这显然是对湖南驱张运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响应，叫湖南人遭灾受罪的张敬尧是安徽霍丘人。 陈独秀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艰苦奋斗的学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曾国藩、罗泽南，坚韧不拔的军人黄克强和蔡松坡为例。陈独秀说，他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显然就有为驱张来京的毛泽东。蔡和森在北京进行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时，也认识了陈独秀。他1920年2月到法国，这年夏天就开始建党的活动，同陈独秀也取得了联系。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给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这完全是极其秘密进行的。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同一个月，毛接到团的章程后，湖南就随即成立了团的组织，在新民学会的成员和第一师范等校进步青年中，是较容易物色到团员的。毛领导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被陈独秀看作是最得力的地方组织之一。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要求长沙、上海、北京、广州、武汉5个区，在近年内各发展组织到30人，以便成立地方委员会。由于毛泽东的得力领导和湖南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40多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了湘区委员会，到党的二大召开，全国121名党员，湖南就占了三分之一，工人运动更是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的工作做得好。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湖南党的工作，认为比其他地区都做得好，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得好，所有工会“都在党控制之下”。毛泽东于三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于1923年5月奉调到上海，任党中央的秘书，同陈独秀一同签署中央的文件，一同召开中央的会议。 毛泽东后来同陈独秀的分歧，最初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对待农民问题上；随后，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党的估计、武装斗争等问题上，分歧扩大。直到党的五次大会，陈独秀压制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当然是完全变了，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尽管如此，毛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还是说：“斯大林在一篇演说中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与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可见毛泽东在看到陈独秀错误的同时，仍看到他的历史功绩的。全国解放后，他还关心过陈独秀的后代。 陈独秀其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相信历史终会作出全面的评价。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后，为解决生活开销，由杨昌济的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职务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待遇菲薄，工作琐碎，但确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已置身于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堡垒之中。 自从在长沙当新军的列兵起，毛就养成了良好的读报习惯，现在更是如鱼得水了。北大这个阅览室当然比第一师范的要丰富得多，他可以广泛阅读京、津、沪和全国的重要报刊，进而研究各种学说。同时，可以经常旁听北大的有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设立的各种学术团体活动。这里值得一述的是参加新闻学研究会，这跟他早年就极其重视新闻报纸的作用大有关系。 蔡元培在北大时，治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听其自由发展”。校内各种新文化活动，他都予以支持。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被选为会长，亲自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的内容包括：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选题，以及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研究会每周都有讲课活动，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邵飘萍为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研究会还办了一种《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称该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该刊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毛泽东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他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邵飘萍 蔡元培的影响（3）
邵飘萍（1884—1926），名振青，浙江金华人，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和著名报人，兼主笔、记者、经营和教学于一身，为新闻界的全才。他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青年时，从崇拜康梁到崇拜孙中山。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一年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查封，其间曾3次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先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担任主笔，继应聘为《申报》长驻北京记者，为该报日拍新闻专电。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同年创办著名日报《京报》，宣传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支持南方革命政府。“五四”运动时，《京报》发挥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宗旨，揭发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被下令查封。邵本人被通缉，流亡日本。仍从事新闻事业，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邵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京报副刊》达12种，实兼日报与杂志两长。副刊中最著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西北周刊》更给冯玉祥以直接影响。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京报》成为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4月，段失势出走，奉军进驻北京，4月26日，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综观一生，邵飘萍首先是一个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做手段，鼓吹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勇敢战士和报人，他敢于冲锋陷阵，不畏任何强暴，终于以身殉职。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时，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4个字，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确实一生实践了这4个字。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他已有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授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当然给学员以深刻影响。 此外，邵飘萍还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学说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少数人之一。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教学活动中，也贯彻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观点。1919年，他还将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编成两本当时最符合形势需要的书，一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为《新俄国之研究》。前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一时。上编为《社会主义之概念与历史》，其中“德国社会主义之发达”一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彼两人之著书，对于现在之社会经济状态，下深刻之批评。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成为近世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心色彩。”又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宣言之内容，至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每引证之，以为立说之张本，实于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占重要之地位。”“其有名之语曰：‘由来一切社会之历史，阶级斗争之历史也！’”继又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自马克思此书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至是乃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且供给实行方面，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党纲。”此书下编分述6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概要：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修正”，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介绍布尔什维主义说：“此即日人所译为‘过激派’者，而日本研究社会主义之学者，则以此种新造名词为杜撰，且指为‘故意的曲解’。偶见我国某报之评论，竟又将‘过激’两字，如八股破题，加以咬嚼，谓‘激而曰过’，又曰‘激已不可，而况过乎！’”“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宣告成功”。“据悉，劳农政府已对我国宣言，抛弃其旧俄帝国在华所得权利。我国政府虽无何等表示，然已觉研究俄事之急要”。《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出版后，即销售一空。① 这两本书，想来当年毛泽东是极可能读到过的。
“五四”运动时期，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后来的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新闻报刊做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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