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70节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播下了以后动荡不安的种子。

　　　　二、全盘否定１９６８年的改革运动，恢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胡萨克等人上台伊始，即着手批判和否定１９６８年的改革。捷共中央全会，特别是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全会通过的《从捷共１３大以来党内和社会上危机局势的发展中吸取的教训》和１９７１年５月召开的捷共１４大，对１９６８年的改革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全盘否定。

　　　　《教训》等文件认为，１９６８年出现了“反革命事件”

　　　　，杜布切克等人在捷共中央形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民族主义和反苏主义是他们的思想基础。他们的目的是在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在政治上反对捷共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取消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私有制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开辟道路，在外交上奉行反苏主义和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兄弟党分裂的方针。胡萨克等领导人认为，杜布切克的《行动纲领》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右派势力在党内的颠覆活动；认为在苏军入侵时召开的捷共１４大是非法的，它通过的是一个完整的反苏纲领。他们还认为，杜布切克的改革会导致内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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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因此，苏联“应捷领导人和共产党员的请求”

　　　　，出兵对捷进行了“国际主义援助”

　　　　，使捷“避免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成果”。

　　　　胡萨克等人在否定１９６８年改革的同时，全面恢复苏联式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加强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控制，以党代政，包办一切。

　　　　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企业的自主权荡然无存。

　　　　三、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１９７１年５月，捷共召开第１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超越阶段、不符合捷国情的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

　　　　１９７６年４月举行的捷共１５大和１９８１年举行的捷共１６大，对这一条总路线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强调通过科技的发展和经互会国家的一体化，更快地向集约化过渡。

　　　　１９８６年召开的捷共１７大，在苏共２７大的影响下，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

　　　　这条总路线在７０年代，给捷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使斯洛伐克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同捷克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８３年，捷社会总产值增长６６％，国民收入增长６５％，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４４％，工业增长８４％，农业增长２３％以上，８０年代初，粮食产量达１１００万吨左右，提高了粮食的自给程度。

　　　　斯洛伐克经济发展更快，它在全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五五”计划时占３１９％，“六五”计划占３３３％，“七五”计划几乎达４０％。

　　　　B斯洛伐克的工业产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五五”计划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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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６％，“六五”计划占２８５％，“七五”计划达２９５％。在B对外经济关系上，捷注意不过多增加外债，１９８７年，捷外债为４０多亿美元，大大低于波匈等国。

　　　　布拉格现代化地铁建成，连接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长达３００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通车，几座核电站建设成功，是捷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下面就三个五年计划作一简要的叙述。

　　　　１９７１年捷共１４大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规定到１９７５年国民收入增长２８％，其中９５％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

　　　　“五五”计划的其他指标是：工业增长３４～３６％，农业增长１４％，社会总产值增长２５％，斯洛伐克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速度。

　　　　“五五”计划执行情况较好，有的方面超额完成。工业增长了３８５％，农业增长１３５％，国民收入增长３２１％，居民收入B增长５２％。

　　　　B１９７６年４月，捷共１５大提出了“六五”

　　　　计划的控制数字，规定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０年，国民收入增长２７～２９％（其中斯洛伐克增长３５％）

　　　　，而９０％以上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长３２～３４％，农业增长１４～１５％。这一计划也是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提出来的。旧体制的弊端和主观主义的指标，使六五计划难以完成。当时，“六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国民收入仅增长２０％，工业增长２４７％，农B业增长９％。

　　　　１９８１年４月，捷共１６大继续坚持建设“发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提出了“七五”计划（１９８１～１９８５）的指标，规定国民收入增长１４～１６％，工业生产增长１８～２０％，农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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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１０％。计划执行不到一年，证明它的指标脱离实际。捷共领导对计划作了调整，国民收入增长率降为１０～１３％，工业增长率降为１４～１８％，农业增长率降为７～１０％。调整后的七五计划执行情况仍然不佳。国民收入仅增长１１５％，工业B增长１３％，农业增长９１％，大部分指标未完成计划。

　　　　B１９８６年３月，捷共１７大根据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苏共２７大提出的加速战略的“启示”之下，提出了“八五”

　　　　计划（１９８６～１９０）

　　　　的指标，国民收入增长１８～１９％，（年增长率应达到３５％）

　　　　，工业生产增长１５～１８％，农业增B长６～７％。这个五年计划的特点是：国民收入的增长首次要超过生产总值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在不增加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的前提下，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即所谓少投入，多产出。这对捷国民经济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五年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１９８６年，国民收入仅增长２８％，B工业增长３１％，农业增长０５％。１９８７年，国民收入增长B　　　　　　　　　　　　　　　　　　　　　　　　　　　　　　B２％，工业增长２３％，农业增长０９％。这还是拔高了的官B方的统计数字。

　　　　“八五”计划的失败，也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失败，它暴露出捷经济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一、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从“六五”计划开始，执行结果都不好。不少企业（有时竟达１３）

　　　　完不成计划，企业无支付能力。

　　　　建筑业发展缓慢，A住房不足，人民不满。有人讽刺说，捷共忙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

　　　　，却把住房建筑忘记了。生产上不去，提高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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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就是一句空话。为了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政府只好动用储备。居民收入超过生产发展的速度，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扩大。如１９８５年社会消费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２３２％，１９０B年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３１５％。

　　　　B二、劳动生产率低，科技落后，与西方国家差距拉大据捷官方统计，以１９７０年的生产效益为１０，１９７５年下降为９０４％，１９８０年降至８２１％，１９６６年，捷具有世界水B平的产品占全国产品的１２１％，１９７８年仅占２％。生产同样B的产品，捷所有消耗的能源和钢材几乎为奥地利的２倍。出口产品技术水平不高，缺乏竞争力，使捷在世界外贸中的比重由过去的１９％降到８０年代的０９％。为了增加外汇，引B进技术，一个具有工业传统的国家，只好增加原材料的出口。

　　　　这类出口竟占出口总额的２３。

　　　　企业设备老化，设备和产品更A新缓慢，高科技产业发展不足，使捷经济难以向集约化过渡，拉大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以邻国奥地利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经济水平和国民收入均高于奥地利，在世界上属前１０名。

　　　　可是到１９７７年，捷人均国民收入为３８４０美元，奥地利为６３６０美元。

　　　　据世界银行材料，１９８９年，奥地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１７８２０美元，占世界第１２位，属于高收入国家，捷不足５００美元，占世界第３３位，被列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三、基建规模过大，产品积压很多，经济比例失调捷公共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１９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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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５９％，１９５３年—１６７％，１９６０年—１９５％，１９６５年—B１３５％，１９７０年—２３３％，１９７５年—２６％，１９７６年—２５７％，B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年—２４％左右，１９８１年—２０２％，１９８２年—B１９８％，１９８３年—１８２％。生产的发展主要靠增加投入。由B于粗放经营，基建投资大，战线长，成本收回慢。

　　　　１９８８年５月捷议长英德拉说，在建的基建项目相当于一年的国民收入。

　　　　产品往往不对路，但为了完成计划，照样生产，结果造成产品严重积压。

　　　　１９８７年，库存积压达６５００亿克朗，为联邦预算的３倍，比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还快。由于价格不合理，每年给农业、交通等方面以大量的补贴，８０年代高达９６０亿克朗，占捷一年财政收入的１４。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和工业、生A产和消费的严重不平衡，使捷经济进入了死胡同。

　　　　第四节　改革与保守之争，反对派的崛起

　　　　捷经济出现种种困难和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计划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和僵化，则是一个根本原因。有识之士早已提出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建议和试验，但均未能成功。胡萨克掌权后，全面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问题越积越多，人们又开始思考改变旧体制的问题。

　　　　苏联东欧掀起的改革浪潮，对捷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捷共一些领导人对旧体制的弊端作了尖锐的批评。

　　　　１９８８年５月３日，总理什特劳加尔说，“捷一直在实行国民经济的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潜力已消耗殆尽，为什么不早改变？

　　　　原因在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习惯势力。“

　　　　经济学家把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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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比作“一潭死水”。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皮特拉说，全民所有制实际成了“无人所有制”

　　　　，无人负责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人说，目前的经济体制，“不利于科技的发展”

　　　　，平均主义严重阻碍了人们积极性的发挥。但是鉴于１９６８年事件的教训，另一些领导人对改革存在着恐惧心理，担心改革会肯定１９６８年，危及自己的地位。

　　　　社会上不少人对改革也噤若寒蝉，连“改革”二字也不敢提，只提完善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