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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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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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

    ,后半期“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的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

    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也为人们所忽视的新的提法是:“在这次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

    ,在客观上为当时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随后,匈历史公证委员会正式公布了1956年事件始末的全部材料。这份材料提出,1958年6月审判的纳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

    ,“判决是非法的”。

    5月,匈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宣布,经复查,决定撤销1958年6月17日对纳吉及其同案人审判的决定。

    1989年5月31日,匈社工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一事发表公报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

    纳吉。伊姆雷是1945年以后匈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

    1956年10月,他再次担任总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他为拯救国家而斗争。他既要为反对斯大林主义对匈的束缚而斗争,又要为医治民族创伤而斗争。他既要排除外来的干涉,又要同隐藏在人民起义后面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在党和政府中的同行都没给他以应有的支持。

    在这急剧变化的事件中,纳吉。伊姆雷本人也表现不够坚定。

    他在判断国际形势和后果方面失误,提出了错误的外交政策。

    尽管如此,他的名字仍然同民族的独立,同承认自治及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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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党制形式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

    1956年11月1~4日,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同时党和政府也分裂了。纳吉。伊姆雷没有作出根据当时内外条件的要求必须作出的妥协,没有进行通过对原有的政治体制部分修改而可以进行的改革。这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直至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

    1989年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声明。声明称:“纳吉。伊姆雷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

    他认识到,必须改变同我国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必须体现匈牙利民族特点,实现不可磨灭的人的价值。纳吉及其拥护者的思想以及所追求的具有民主、人道和民族特色的目标是现今匈政府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坚决同过去错误的、不止一次是违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同1956年以来的报复性措施划清界限,决心结束曾带来许多痛苦的时期。

    政府号召全国团结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和创造力,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匈牙利。“

    重新安葬仪式选在6月16日举行,这天正是纳吉被处决31周年纪念日。

    匈通社报导,全国有25万人参加这次吊唁安葬活动。

    就在这一天,波日高伊对匈通社记者说:“今天是大家携起手来的日子。

    其实质是全国的和解和从6月17日起以新的步伐和动力工作的开端“。

    他同西方国家记者谈话时称这次葬礼“是一个重大事件”。他说:“这个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从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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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6月17日的一篇新闻分析说:匈牙利共产党统治者希望群众对被处死的已故总理纳吉的哀悼能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面对捉摸不定的未来,某些激进分子则乞求它能结束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奥地利《新闻报》6月26日发表社论说:“从上周末起,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一个时代已宣告结束”

    ,“这意味着一党统治的完结”。并断言,匈社工党再也“无法阻止现实巨浪的冲击”。

    第二节 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为1956年事件和纳吉平反的决定是同1989年匈牙利政局剧变紧密相连的。

    1988年5月社工党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在起草党代会议文件时,总书记卡达尔坚持一党制的原则,同时也作了部分妥协,同意写进政治多元化。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建筑在党的领导作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是实现和掌握人民政权的条件和手段”

    ,这句话确切的表述是,应在坚持一党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多元化。

    1988年底至1989年初,社工党对多元化的立场又演变为“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范围内实现”。建立多党制被提上了日程。

    1988年11月2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决议指出:“随着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和团体的成立以及利益代表机构活动的加强,党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形成的多元的政治关系中。党的中央机构和广大党员对此缺乏足够的准备。党中央领导机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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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了观望态度,在新的形式下很大一部分党员也感到群龙无首。“决议列举党内种种混乱的思想状况,”有的人在新形势下思想发生了动摇。有的人认为政治多元化中出现的新情况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人认为已经发生的变化还不够,应当实行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政治流派。有的与党的思想接近,有的则与党的思想没有任何联系,还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这些都是建立多元化关系的自然产物,但这种情况也要求党对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方向和任务明确自己的立场。“

    社工党内最高领导层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多党制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矛盾日趋尖锐。波日高伊认为,匈牙利以前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主张尽快“实行多党制”和“确立三权分立的西欧型议会民主”。格罗斯则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实行多党制会产生分裂工人阶级的影响”

    ,造成“党派之间的争斗”

    ,他强调要“在一党制条件下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但同时又表示:“从法律上说,我们不能否认匈牙利也可以存在多党制。”

    1989年2月11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公报正式宣告:“为了广泛发扬民主,并从人民当家作主和法制国家的原则出发,中央委员会决心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它深信,在匈牙利特定的情况下,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的范畴内实现。”

    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中表示:“在宪法的范围内可以存在作为反对派的运动和政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9年3月8日刊登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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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在匈牙利执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从而宣告了东欧政治中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标志着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针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转变。”

    从此之后,社工党领导层内在如何实行多党制及今后匈牙利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分歧进一步加剧和公开化。

    以格罗斯为首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多党制后,社工党“应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国会选举后要建立以社工党为主体的多党联合政府;多党制应“逐步过渡”

    ,分阶段实行;强调必须同社会上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但格罗斯又对南通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放弃过领导作用,问题在于这个党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不过,匈牙利党不想继续垄断执政权,而是希望在保持党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吸收其他各种力量参政。

    以波日高伊为代表的一些人则主张加快向多党制过渡,认为改革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任务是要改换整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他接受西方“自由欧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说:“共产主义制度(应该)取消”

    ,因为“再也不能使之象苏联和东欧所做的那样加以改造”。

    他主张建立“一个以欧洲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思想为基础的新型政党”。

    他列举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和瑞典、西德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作为这种新型政党的样板。

    在新建的反对党政治势力中有对后来匈牙利政局起重大影响的是“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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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论坛”出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1986年匈作家协会大会。会上部分作家抨击了政府的文化政策。当局后来改组了作协的领导班子。

    1987年这部分作家重新聚结。发起这次集会的有作家久尔科和费凯代,此外还有社工党党员比哈里。米哈伊、比罗。佐尔丹、兰提尔。拉斯洛和基拉伊。

    佐尔丹,上述四名社工党员是因参与发起洛基泰莱基会议,1988年4月9日被社工党中央开除党籍。

    1988年9月,匈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按匈牙利人习惯的说法是开始了“后卡达尔时代”。这时“民主论坛”便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出现,并有大批的人要求加入。

    1989年初遂成为匈最大的一支反对派的政治力量。

    1989年9月3日,“民主论坛”宣布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应当说1987年的洛基泰莱基会议是个重大的转折。

    随后国内各种政治上的反对派别应运而生,要求从宪法上限制共产党的权限、建立多党制的呼声越来越大。

    匈社会上新建和重新恢复的反对党和政治团体组织一时间发展到30多个,主要有:民主论坛、自由民主者联盟、青年民主者联盟、社会民主党、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等,社工党和政府都承认它们存在的合法性。上述组织于4月8日成立了名为“反对派圆桌会议”的联合组织,同社工党倡议的官方民族圆桌会议分庭抗礼。

    实行政治多元化,催化了社工党内各种流派的衍生,名称繁多的组织林立。自称主张彻底改革的党内激进派力量在1989年5月成立了“改革俱乐部”

    ,其组织遍布全国,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多达十几万人。改革俱乐部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彻底更新党”。

    这一主张得到党内领导人波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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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内梅特和霍恩等人的积极支持。到了1989年9月,改革俱乐部实际上已成为社工党内部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大有左右时局的势头。

    在参加10月召开的10大的700名代表中,有540名是改革俱乐部的成员。这时执政党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了。

    6月24日,社工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形势和政治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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