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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我走了七八里山路，来到这个环山围抱的车站，我依然无法平息内心的感动。坐在列车上，对着车窗外绿意浩沛的大自然，我漫无边际地回忆着自己来时的路，从贫穷到富有，我一直走的是一条大众化意义向上的路。现在当我突然返回到过去的生活，才发现如今的一切也许全都错了。是的，过去尽管贫穷，但穷得开心，穷得逍遥，穷得有原则、有信仰，穷得极富人情味和生命质感。从童年到少年，那一段段苦寒的日子蕴藏在心，就像凝结成的一粒粒珍贵而透明的琥珀……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少年裴平出现在我的面前，当然开始我并不知道他叫裴平。我只看见一个剪着锅盖头、穿着牛仔衣的少年朝我走来，他看了我一眼，表情有些怯意。但无可奈何的是，他手中的车票号码正与我对面的车座号码相吻合，犹豫了几秒钟后，他只有硬着头皮在我对面坐下来。我知道他怯的不是我的长相，我长得很和善，不属凶神恶煞的那一种，他怯的是我那身制服，我大学虽然读的是中文，但毕业后进了一家政法报社当记者，属警察编制。警服是一种权力的代表，外出时我常裹着警服护身，以防睡着了被小偷掏了包。一般人望着警服都有一种敬畏的感觉。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同一般人一样，只不过他的敬畏感表现得比一般人更明显。若在以往我是不会与一个比我小了近半的小孩搭话的，但今天明媚的阳光和对家乡的感动让我的心情好得出奇，我主动冲着他友好地点了一下头。
对我的友好，少年人显然没有心理准备，他的脸倏地一红，表情有些局促，好像害羞似的。这使得我的心像被什么温柔地触动了一下。自从性商品化后，我就很少看到这种表情了，在这个以厚颜换取一切的时代，这种表情实在是弥足珍贵。我对这个少年一下子就充满了好感。
我仔细打量着这名少年，除衣服外，他的裤子也是牛仔服，膝盖外侧还有两个大兜兜；鞋则是波鞋，一身上下都有些破旧。同当年学生时代的我几乎一样的打扮，这使得我对他又多了一份亲近。他的眼睛细长，眸子里放出明亮的光芒。最让我心动的是他上嘴唇那细密而饱含稚气的绒毛，那些绒毛让我这个三天不刮胡子就满脸拉碴的男人不由得喟然生出些光阴飞逝的感慨。
当火车开动时，我开始找话题与他攀谈起来。他首先有些迟疑，对我的问话总要停那么几秒才简短地回答一句。我自作聪明地用家乡话告诉他不必拘束，与警察打交道的并不一定都是坏人，而我也只不过一名记者而已。似乎是听了我这种表白，少年才敢与我对视，我再问他，他的回答就流畅多了，偶尔他还问我一两句什么的。随着火车的飞速前行，我们的谈话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当火车快要到达京市的时候，我以为少年的情况我算是基本了解了。少年自称裴平。十七岁。在仁县一中读高二，历史学得特棒，这次作为年级优秀选手来京市参加全省中学生历史竞赛。他们校长已带着其他几名选手坐汽车来京市，说好了准时在火车站碰头。裴平的父亲是仁县审计局副局长，母亲是仁县的纪委书记。
仁县一中也是我的母校，更巧的是他们的校长正是我以前的语文老师。面对裴平，我像是在时间的隧道里突然摔了一跤，一下子跌回到过去的中学时代，而眼前这位满脸稚气的少年依稀就是当年的自己。我们的话题一路上多得收都收不住，火车到站了还意犹未尽。
从地道出了站台，京市已是夜幕降临，七彩的霓虹灯幻映着城市的神秘和冷漠。车站出口人声嘈杂，各种类型的可疑人物在人群中晃来荡去。我以警察兼这个城市主人的身份把裴平紧紧拉在身边，并大声大气地同他讲着话，要他不要担心，作为师兄我一定把他送到他们的校长——我的语文老师手中。
但我们在人群里转了好几圈，弄得满头大汗，却没有发现仁县一中校长的影子。我开始为自己的大话感到后悔。裴平还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我突然没好气地叫道，他妈的别找了！他们一定没来！裴平就站住了，忐忑不安地望着我。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是呀！我冲他发什么火？
你们是约好今天来吗？我和颜悦色地问。
是的。……今天不是十号吗？
谁说今天十号啦？！今天九号！我的声音又大起来。
裴平把头勾下去，用一只脚尖擦着另一只脚尖。半晌才说，我弄错了，我以为今天是十号。
他当然弄错了，要不然巴掌大的火车站怎么会找不到人？少年人冒冒失失也就罢了，最可恨的是裴平的父母，他们是不是贪官我不敢说，但必定是昏官无疑！要不然怎么会在没弄清哪天是哪天的情况下，就让裴平独闯省城呢？一定是每天的酒池肉林给撑的！这下我可麻烦了。我就这样气咻咻地看一眼低着头的裴平，又望一下广场之外的车流。裴平突然小声地说了句，你走吧，别管我。
若在平时，我一定会把他的话当作台阶溜之大吉。可今天不行，上午作别的乡情已把我心底那点残留的美好东西勾上来了，我不能这样残忍地弃他于不顾。何况一路上我与他已经非常熟了。再何况他父母都是仁县官员，这对于我虽然毫无用处，但对于还在仁县这块土地上谋生的父老乡亲却大有利用价值。乡下人嘴贱，只要我凭关系替他们解决了一二件难事，我的声名就可以十里百里地传播。还有，我想通过裴平之口，让我以前的语文老师知道，当年那个他不怎么看重的学生现在俨然也像个人物。
我冷冷说道：我不管你谁管你？走吧，别在这里呆了，我替你找家旅馆。
裴平站着没动，连头都不抬起来。
我的声音又大了点：走不走？就算你在这里站一晚上也等不来他们！
我没带多少钱。我以为……，我以为……。裴平把声音弄得像蚊子在哼。但这蚊子大小的声音把我的心弄得更乱了，我知道麻烦在进一步扩大。如果我想好人做到底，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己掏腰包送他住旅馆；另一条是把他带回家暂住一晚。但这两种选择都不是我愿意看到的。自从栅栅舍我而去后，我家里已有两年没出现第二人的面孔了，而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施乐善的人。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叫我守财奴，但我不管这些，我守的是自己的财，与他人何干？
我权衡了又权衡，末了我决定把他带回家。我想栅栅若是知道了这事，定会非常吃惊的。栅栅离开我远赴西北时，我根本没意识到她会突然离开。有一天，我打开门看见茶几上一串钥匙压着一封信，读完信后我才知道栅栅走了。栅栅在信中说，她起先看上我，根本不是因为我那些给她擦屁股还嫌脏的存单，而是因为我的灵气和才气。读大学时她就断续拜读了我散见在各类书刊画刊上的诗文和国画，虽未谋面，她就引我为知己。毕业后她辗转来到京市找一份工作，又辗转找到我，谁知见面不如闻名，参加工作后我就再也不精雕那些心情上的东西了。她以为只是暂时的，就做了我的女友。谁知两年过去了，我身上连刚认识时的那点性灵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了。我变得刻薄、势利、斤斤计较、处处设防，我变得只剩理智，毫无感情，我变得像一具被异化了的机器人，她忍无可忍，只好放弃！
我变了么？我变了么？就算我变了，也不应该完全像栅栅说的那样，女人总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佐证她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真是她所说的那样，今晚我就不会把一个陌生人带回家。
众所周知，在这个一切都值得怀疑的社会，家是人们安全的蔽所，没有几个人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具体住址。特别是我这样一个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的人，从来就不欢迎外人到我家，那怕是亲戚朋友。除自己外，最好别相信任何人。这是我写了多年凶杀案总结出的经验。我现在完全是硬着头皮带裴平回家。
自裴平踏进我家后，我就对他失去了任何好感，我在厨房里把锅铲弄得价天响。但裴平不管这些，他好奇地把我两室一厅转了个遍，还这里摸摸，那里敲敲，嘴里发出一些讨好的夸赞声。这使得我一边得意于自己的家当，一边又觉得裴平太不懂礼貌了。特别是他在敲我那个藏有《资本论》的保险柜时，我几乎要出声责怪了。保险柜的《资本论》中正是夹杂大量栅栅所说的擦屁股还嫌脏的存单。这些存单每张两至三千元，是我一笔一笔的稿费凑成的。在过去的五年内，我几乎垄断了京市所有凶杀案的写作，这些凶杀案或因权，或因钱，或因情，或因仇，如此等等，各有千秋。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人们似乎对这些带血的隐私情有独钟，往往百读不厌。全国的通俗杂志也就因势利导，尽量挖掘这些带血的故事。于是我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我针对每份杂志的特色，用那支过去写诗的笔把一桩桩凶杀案像揉面粉团那样任意揉搓，然后像雪花一样撒向四面八方，再然后我就坐在家里收取各地接连不断寄来的汇款单。栅栅责怪我不再写诗画画，在这种情形下，我还写什么画什么呢？本来在读大学时我理想的职业是做一名余纯顺式的探险家，或者在北美弄一块地做庄园主。即使做记者，我也希望做一家体育报的记者。但在如今人口爆炸的中国，要谋份职业是多么不容易，既然政法报社看中了我，我还敢推三说四吗？再说相对这个睡觉觉不好、吃馒馒不香的社会，我正好可以借警察这身制服护住自己与生俱来的恐惧。对于我这个从山沟沟走出来的小子，活着的惟一目的就是尽量好好活着。
两菜一汤，裴平与我很快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但睡觉问题却让我思考了好久，尽管我的床大得完全是为两个人设计的，但我肯定不会让裴平与我睡同一张床，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不警惕一点，枕头下那把用来自卫的匕首很可能会成为我致命的凶器！这种引狼入室的凶案京市每年都会发生好几起，人们都是善忘的动物，但我不是。我将一床毛毯从衣柜里拿出来，让裴平睡书房的沙发。
问题是就算他睡沙发，如果他要使坏，一样可以对半夜熟睡的我突然发难。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不想出个万全之策，我是绝对睡不着的，京市每天的凶案都是血淋淋的反面教材，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我半躺在床，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的吊灯发呆。我对自己说，睡吧，他只是个学生，就算他要使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可内心很快就有另一种声音对我说，在没有证实之前，我怎么知道他一定就是学生？也许他只是一个居住在仁县一中附近的小混混，碰巧知道一些我过去熟悉的老师罢了。
我现在真是后悔得不得了，全怪乡亲们那些纯朴的不设防的笑脸把我弄得感情兮兮，才招惹如此大的麻烦，如果早早把这些问题都想到了，就算忍痛花数十上百元钱送他住旅馆，也比现在这样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