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基层女干部（女同志当中的热心人特别多）见我“傻得不透气儿”，就对我把话挑明。她说：一位领导干部向她亮了底：所谓“摘帽右派”，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仍然属于“内专对象”一有运动，还要“掂出来”——“咱们不外气，这话我才对你说。你想想，这么厉害，谁敢跟你结婚？”
不过，也有人不知道害怕。在经济困难那个时期，有一些家境不好、文化不高的姑娘不怎么顾虑我的“摘帽右派”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情况，问题又出在我身上了——知识分子即使倒霉了，“落魄”了，一旦处境稍有好转，由于“食洋不化”或者“食古不化”而留在头脑里的“混帐话”仍然要飘浮起来；尽管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本本主义”还是难以彻底改掉，内心深处还在想着“郎才女貌”、“志同道合”、“共同语言”等等。结果，就像另一位介绍人替我总结的：“你愿意，人家不愿意；人家愿意，你又不愿意！”
摘帽后三四年平静的年月就在这“愿意”、“不愿意”的交错中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果然立即被“掂出来”，头上被扣上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可怕。这几年的处境使我非常怀念1957年那“和风细雨”的批斗。
然而，在连年的急风暴雨之中，喜事的光芒也曾在我面前一闪。
1968年冬，我正在“清队学习班”里写着自己的“罪行交代材料”。一天傍晚，红卫兵通知我：有人找。我以为是“外调”。跟他到办公室一看：原来是我过去认识的一位在街上摆茶摊的老太太，在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媳妇。这位老太太是城市贫民，所以她敢在那种时候“如入无人之境”地直闯“白虎堂”！
老太太给我说媒来了。她说：这个媳妇“过门”以后一直受气，被她男人“打神经”了，刚离了婚，求她给她找个人家。她马上想起了我。老太太说：“你们俩怪般配！你一个月50来块钱，两人也够花！”
我看看那个年轻女人，她头发散乱，脸色黄瘦，眼神绝望无助，一副典型的“挨打受气小媳妇”的形象，跟我倒真“般配”。可是——
我对老太太说：“你看，我还受着审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老太太顺口给我讲讲政策——这大概是红卫兵预先教她说的。但她又赶快对我进行前途教育：“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老太太好心好意，还把我当“同志”。
我不知该说什么。
可是，站在旁边的小媳妇发言了。看来，尽管老太太说她被“打神经”了，她在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神经”。她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很清醒地向老太太提出抗议：“他怎么那么老呀？”
老太太大概对她隐瞒了我的年龄，听了这话，猛然一愣。
小媳妇说完那句话，就把身子背转过去。停了一刻，她低着头慢慢走了。老太太也跟她走了。
我摸摸自己的脸——胡子两个月没有刮，厚得像一片片的毛毡。我忘了自己什么时候已经过了40岁！
从1966年到1971年，就这样在不停的批斗和“审查”中度过。
奇怪的是，生活一安定下来，就有人从四面八方把温暖的关怀送到我身边来。
一位老画家在农场慨然答应给我帮忙，甚至连对象都选好了——可惜，我们回城，正碰上春节，他一高兴，喝了一杯酒，突然中风去世。
一位退休的戏曲演员，身患重病，叫我到她家，把她的亲戚（一位回乡女知青）介绍给我。因为我“成份不对”（这在农村是最关紧的问题），没有谈成。不久，这位演员也病故了。
一位园艺工人介绍我认识一位上过大学的技术员。她很坦率地告诉我：“你划过右派。我又心软。要跟你谈，很可能就会同情你。可是一同情你，连我也掉进去了！——”掉进去”当然可怕。
我的婚姻太不顺利了。一位老先生给我介绍对象时，叫我写个”简历“，还特别嘱咐我“一定要用带红道道的纸”，好取个吉利。可是“带红道道的纸”也帮不了我的忙。
还有人动员我算一卦。我说：“自断此生休问天！唯物主义，不信命运！”可是我心里也嘀咕，“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耶非耶？”——这是司马迁的话。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一位有古侠客之风的介绍人。他是一位锅炉工，生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好一条虎彪彪、黑凛凛的汉子！简直是从《水浒传》里走出的人物。一天，他闯进了我的斗室。他那横冲直闯惯了的粗壮身体，进入我这间狭窄的小屋里显得很受拘束；他那大声喊叫惯了的高嗓门，在我们这个大家屏声息气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显得太肆无忌惮。他来，是受人之托，要为我介绍一位离婚的女同志，先来“相亲”的。可是，跟我谈了一阵儿，他主意改变了，提出来干脆把他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他说：“按规矩，不兴这样。我看你是老实人，咱就不管那一套！”
他的妹妹——一位20多岁的姑娘，脾气跟她哥哥一样热情豪爽——也和我见了面。她哥哥把我的“条件”都向她交了底。她愿意和我见面。我们在一起谈得很好。我想这一回大概可以“谢天谢地”了吧？不料，有一天见面，她哭了。问她，不肯说。第二天，她哥哥来，气愤地告诉我：“你们单位的人对你不说一句好话！”原来，当这个姑娘为了想“明确关系”，高高兴兴到我们单位进行一次最后的了解，听到的评语是：“右派！神经病！”——刚刚产生好感的萌芽被野蛮地摧毁了。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介绍人都一一写出来，因为在那20年间，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太多了。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好心都落了空。这一大半怪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一小半也怪我自己，因为在婚姻问题上我对自己要求的还勉强得不够。我觉得：人自然必须从少年时代的好梦中走出来，但是，人毕竟是一个人，总不能像“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那样配合。因此，我的光棍儿生活就一直拖到50岁以后。
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了。这时候，我本来应该马上结婚的。但我想抢回一点儿工作时间。我拼了命写出我的第一本书，直到1983年，当我57岁时，我才像一个正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样结了婚。这时，我发现：结婚其实很简单。过去那样复杂的过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现在，那些在我逆境之中帮助过我的人，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的仍然健在，但年纪也不小了。我永远怀念他们，感激他们。他们的面影一个一个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渐渐地，他们形成一座高大而亲切的群像——我猛然醒悟，这不就是我们正直善良的人民吗？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啊！当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陷入困境时，他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一个接一个伸出手来拉他，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扶持他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想起他们，我感到自己欠着人民太多的债。这个债恐怕今生今世是还不清了。写此小文，只是为了向上边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故世的和健在的一切关怀、帮助过我的人们，总的说一句：
谢谢你们啊，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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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1362
Title ：七美元实现的梦想
Author ：玛丽·路·克林勒
Issue ： 总第 86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宋蜀钰
“需要：小提琴。不能付过多的钱。请与……”。
为什么偏偏会注意这条广告？我不由地自问，因为我很难得看一次分类广告。我把报纸搁在膝盖上，闭上双眼，回想起许多年前的事。那时正是大萧条时期，我们家靠自己的农场维持生活。我也想要一把小提琴，但我们没有更多的钱……。
当我双胞姐姐们开始对音乐感兴趣时，哈里特·安娜学着弹奶奶的竖式钢琴，苏姗妮用爸爸的小提琴拉练习曲。简单的曲调经过双胞姐妹的多次弹奏，变成了美妙的音乐。随着音乐的节奏，爸爸哼着，妈妈吹起口哨，小弟弟满屋子地跳，我只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胳膊够长了，我就试着拉苏姗妮的小提琴。我最爱听弓稳稳地从各弦拉出的圆润的声音。噢，我太想要一把琴了。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一天晚上，两个姐姐在学校的乐队里演奏时，我紧闭双眼，把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我默默在发誓：总有一天我也要坐在里面。
那一年太不景气了，庄稼的收成并不像我们预计的那么多。虽然生活还是很艰难，可我忍不住提出了要求：“爸，我能有自己的小提琴吗？”
“你不能用苏姗妮的吗？”
“我也要进校乐队，我们俩不能同时用一把小提琴啊。”
爸爸看上去很难过。从那个晚上以后，很多个夜晚，我都听见爸爸带着我们全家虔诚地对上帝祈祷：
“……主阿！玛丽·路想要她自己的小提琴。”
一天晚上我们围着桌子坐着，两个姐姐和我在学习，妈妈在缝衣服，爸爸给住在哥伦布的一个朋友乔治·费英克写信。爸爸说费英克先生是一位小提琴家。爸爸边写边大声对妈妈念。几个星期之后，我才知道，有一段爸爸没念：“您能帮我为我的小女儿找一把小提琴吗？我不能花很多钱。但她非常喜欢音乐，我们想让她有自己的乐器。”
几星期后，爸爸收到从哥伦布来的回信，他宣布：“我们要去哥伦布，住在爱丽丝姨妈家。只要找到看牲口的人，我们马上就出发。”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很顺利地到了爱丽丝姨妈家。刚一到，爸爸就去打电话。他放下电话后问我：“玛丽·路，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拜访费英克先生吗？”“当然。”我说。
爸爸把车开进一片住宅区。在一幢漂亮的旧式房子前，爸爸把车停在了私人车道上。我们登上台阶，按响了门铃。门开了，走出一位比爸爸高，也比爸爸老的先生。“请进。”他和爸爸热情地握着手，相互寒暄。
“玛丽·路，我早就听说你的事了。你爸爸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他把我们带到客厅，拿出一个盒子，打开后从里面取出一把小提琴，并开始演奏。动人的旋律如瀑布一般飞涌而下，在客厅里回荡。我暗想：噢，一定要拉的像他那样。
乐曲结束了，他转过头对爸爸说：“卡尔，这把琴是我在一家当铺，花七美元买的，这是一把好琴，玛丽·路可以用它奏出美妙的音乐。”说完，把琴递给了我。
当我完全明白时，才注意到爸爸眼中的泪花。它是我的了，我轻轻地抚摩着它，“太漂亮了。”半天我才说出一句话。
回到爱丽丝姨妈家，刚一进门，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们。我看见爸爸向妈妈使了一个眼色，这时我才明白，全家人都知道这事儿。我相信，爸爸的祈祷和我的请求都得到了回答。
我带着我的小提琴到学校上第一堂课，没人能想到，我的心激动得都快要跳出来了。几个月过去了，我每天都练琴。柔和的琴身在我的颈下适宜地躺着，它就像是我身体中的一员。
我终于可以进校乐队了，真是兴奋极了。穿着像华贵礼服般的白色乐队制服，在小提琴组中，我坐在第三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