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谁证明圆周率确凿是个常数，那他的意义才能凸现出来。但这一天至今还没有到来，所以，严格地讲，他的工作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惟一的意义就是向人们展示了他个人的才情和胆识。但是由于小黎黎的关系，外人对这篇文章是不是由他个人独立完成都难以相信，更不要说相信他什么才识了。
所以，事实上，这篇文章并没有给金珍带来任何好处，也没有改变他什么，倒是小黎黎因此改变了自己晚年的生活——
「容先生访谈实录」
论文绝对是珍弟独立完成的。父亲曾跟我说，除了给珍弟提供过一些建议和参考书，再就是在论文前的引言是他拟定的外，别的任何工作他都没有做，都是珍弟一个人做的。那段引言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对付魔鬼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挑战魔鬼，让魔鬼看到我们的力量。伟纳科是科学圣殿中的魔鬼，长期以来作威作福，遗害甚深，亟待我们来清算他。这是一篇清算伟纳科谬论的檄文，声音虽然模糊了些，但可抛砖引玉。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给论文画了一个化险的符，也等于给它签发了一本问世的通行证。
论文发表后不久，父亲上了一趟北京。没有人知道他此行京城有何秘密的目的，他突然地走，走前也没跟任何人说明去干什么，只是到一个多月后，上头的人带着三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走进Ｎ大学后，人们回过头来想，才觉得这一定是跟父亲的前次赴京之行密切相关的。三项决定是：
一、同意父亲辞去校长职务；
二、国家将拨专项资金，在N 大学数学系设立电子计算机研究课题组；
三、课题组筹建工作由父亲负责。
当时有很多人想到课题组来搞研究工作，但那么多人被父亲扒拉一番后，最后都没珍弟幸运。珍弟是作为课题组第一人选招纳的，而且事后证明也是惟一的研究人选——另有一人是搞日常事务工作的。这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好像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成了我们容家私产似的，有人也传出类似的闲话。
说实话，父亲做官的口碑一向是众口一词的好，尤其是用人，避亲避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我们容家本是Ｎ大学的祖宗，校园里容家的后代，老的少的集合起来，少说可以坐两桌，爷爷（老黎黎）在世时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了关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教学的可以经常有机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镀镀金什么的。
但到父亲手上，先是有职无权，即使有心也无力，等有职有权后似乎又变得无心无意了。父亲当校长几年，没有应该或不应该地启用过一个容家人，即便是我，系里几次报我当副主任，都被他×掉——像阅卷一样当错误×掉。更气人的是我哥，留洋回来的物理学博士，本是名正言顺可以进Ｎ大学的，可父亲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Ｃ市，哪还有高得过大学的枝？结果落脚在一所师范大学，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差得很，第二年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为这个，母亲非常生父亲的气，说我们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拆散的。
然而，在关于珍弟进课题组的事情上，父亲把已往的十二分谨慎、避嫌的处事原则都抛诸脑后，根本不顾忌什么闲话，我行我素，像着魔似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改变了父亲，只有我知道，有一天，父亲把希伊斯临走留下的信给我看，然后对我这样说：
“希伊斯给我留了这么个诱惑，但老实说真正开始诱惑我的还是看了金珍的毕业论文后，以前我总想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决定要试一试了。年轻时我一直盼望自己做点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工作，现在开始也许是迟了，但金珍硬是让我鼓起了勇气。啊，希伊斯说得对，没有金珍我想都不要去想，但有了金珍谁知道呢？这孩子，以前我总是把他的才能低估了，现在我就彻底高估他一下吧。”
事情就是这样的，用容先生的话说，他父亲本来就是为金珍去折腾来这个项目的，怎么可能让外人参与？容先生还说，金珍不但改变了他父亲的晚年生活，还改变了他为人做事的一贯原则，甚至包括人生信仰。老人在垂暮之年突然重温年轻时的梦想，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也许意味着他把已经过去的大半辈子，
叫他别动他珍弟的脑筋。他问为什么，父亲说：因为我课题组需要他啊。他笑着没再说什么，直到临走都没说什么，给人感觉是他已把珍弟忘了。
第二天早上，珍弟回来吃早饭，说昨天晚上很迟了，有个人去找过他。那时课题组办公条件比较好，珍弟因为经常晚上熬夜，常常住在办公室，只是回来吃饭。他这么一说，父亲当然知道是谁去找了他，哈哈笑道：看来他没死心。
珍弟问，他是谁？
父亲说，别理他。
珍弟说，他好像希望我去他们单位。
父亲问，你愿意去吗？
珍弟说，这要听您的。
父亲说，那就别理他。
正这么说着，听到有人敲门，进来的就是他。父亲见了，先是客气地请他吃早饭，他说已经在招待所吃过，父亲就请他上楼坐，说他很快就吃完。吃完了，父亲喊珍弟走，还是那句话：别理他。
珍弟走后，我陪父亲上楼，见他坐在会客室里，在抽烟。父亲表面上客客气气的，但说的话里却藏着不客气。父亲问他这是来告辞的还是来要人的。父亲说：如果是来要人，我是不接待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已经同你说过，别打他的算盘，打了也是白打。他说：那您就接待我吧，我是来告辞的。
父亲于是请他去书房坐。
我因为上午有课，只跟他寒暄几句，就去自己房间准备上课的东西。不一会儿，我从房间出来，本想同他辞个别的，却见父亲书房的门很少见地关着，就想算了，就直接走了。等我上完课回来，母亲伤心地跟我说珍弟要走了，我问去哪里，母亲一下抽泣起来，说：
就是跟那个人走，你父亲同意了！
没有人知道，瘸子在书房里——关着门的书房里——到底跟小黎黎说了些什么，容先生说她父亲至死都不准人问这事，问了就生气，说有些东西是注定要烂在肚子里的，吐出来是要惹麻烦的。但有一点很明确，不容置疑，就是：瘸子正是通过这次秘密的谈话，把不可改变的小黎黎改变得一塌糊涂。据说，这次谈话仅仅持续半个多小时，而小黎黎出来时已经在跟老夫人说给金珍准备走的话了。
不用说，通过这件事情，瘸子的神秘性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种神秘性以后将不断地散发到金珍头上。
第三节
“校长，您可能把我送去了我不该去的地方。”
话说得很轻，却是掷地有声，把在场的人，小黎黎，老夫人，容先生，都惊异得无言以对。
小黎黎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都是不能说的。”
把几对已经吃紧的目光又收紧了一层。
老夫人上来劝他：“如果你觉得不该去就不去嘛，又不是非去不可的。”
老夫人：“哪有这样的事？他（指小黎黎）是他，你是你，他同意不是说你就一定得同意。我看你就听我的，这事你自己决定，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我给你去说。”
老夫人：“怎么不可能？”
老夫人：“什么单位嘛，有这么大权力？”
老夫人：“跟我都不能说？”
适时，小黎黎猛然拍一记巴掌，站起来，大义凛然地说：“行，那就什么都别说了，说，什么时候走？决定了没有？我们好给你准备。”
这一夜，几个人都没有睡觉，大家都在忙着给金珍准备这准备那的，至凌晨四点钟，大东西都准备好了，主要是书和冬天的衣服，捆在两只纸箱里。再准备就是些日常的零零星星的东西，虽然金珍和小黎黎都说有些东西将来可以临时买，无需带的，但两位女性似乎有些控制不住的，楼上楼下地跑，挖空心思地想，一会是收音机、香烟的，一会又是茶叶、药品的，很快又细心而耐心地收满一只皮箱。快五点钟时，几个人都下楼来，老夫人的情绪已很不稳定，所以难能亲自下厨给金珍做早饭，只好叫女儿代劳。但她一直坐在厨房里，寸步不离地指挥着女儿，这个那个地提醒着，要求着。不是说容先生不会下厨，而是因为这顿饭非同寻常，是顿送行饭。在老夫人心里，送行饭起码要达到如下四项特殊要求：
1 主食必须是一碗面食，取的是长寿平安的意思。
2 面又必须是荞麦面；荞麦面比一般面要柔韧，意思是一个人在外要能屈能伸。
3 调味时必须要加酸醋、辣椒和桃仁；桃仁是苦的，意思是酸甜苦辣味，其中酸、苦、辣三味都留在了家里，出去就只有甜了。
4 数量上宁少勿多，因为到时必须金珍吃得滴水不剩的，以象征圆圆满满。
与其说这是一碗面，倒不如说是老夫人的一捧心，装满了美好的祝愿和期待。
寓意深重的面热腾腾地上了桌，老夫人喊金珍快吃，一边从身上摸出一块雕成卧虎状的玉，塞在金珍手上，要他吃完系在裤腰带上，说是可以给他带来好运的。就这时，门外响起来车和停车的声音。不一会儿，瘸子带着司机进来，和大家招呼后，吩咐司机装东西上车。
瘸子过来，拍一下他的肩膀——像已经是他的人一样的，说：“告个别吧，我在车上等你。”回头跟两位老人和容先生作别而去。
屋里静悄悄的，目光都是静的，收紧的，凝固的。金珍手上还捏着那块玉，这会儿正在使劲搓揉着，是屋子里惟一的动。
老夫人说：“系在皮带上吧，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适时，小黎黎却把玉从金珍手上拿过来，说：“凡夫俗子才需要别人给他带来好运，你是个天才，相信自己就是你的运气。”说着从身上拔下那支已跟随他快半个世纪的沃特牌钢笔，插在金珍手里，说，“你更需要这个，随时把你的思想记下来，别叫它们跑掉，你就会不断发现自己是无人能比的。”
小黎黎说：“在催你了，走吧。”
小黎黎说：“你是去替国家做事的，高高兴兴地走吧。”
小黎黎说：“屋里是你的家，屋外是你的国，无国乃无家，走吧，别耽误了。”
外面又响起汽车喇叭声，比刚才拖长了声音。小黎黎看金珍还是没动，跟老夫人使个眼色，意思是喊她说句话。
老夫人上来，双手轻轻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说：“走吧，珍弟，总是要走的，师娘等着你来信。”
“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们的儿……”
这是1956年6 月11日凌晨五点多钟，就是从这一刻起，几乎像一棵树又像一个传说一样在N 大学校园里既沉静又喧嚣地度过十余年的数学天才金珍，即将踏上神秘的不归路。临行前，他向两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他以一个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与亲人们作别，从而使原本已带泪的离别变得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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