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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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与性情-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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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约直奔肖肖所上的中学去了,那天她在学校里,门房告诉她,郭世英来过,在校门口就被农大的学生截住了。所知道的情况只是这一些。肖肖好像知道更多内情,但她闷闷地不说话。我走时,她跟了出来,把我叫住。在幽暗的廊檐下,她问我是否知道曹秋池的地址,使我感到曹与发生的事有某种关系。我焦急地问她,郭老为什么不出面,她说,郭老刚给周总理写了信。   
  第二天一早,我奔往农大,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乱走,徒劳地想得到一点儿世英的音信。我往郭家打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号码,从听筒里传出的始终是尖锐的占线信号。我站在他家门前按电铃,朱红色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露出门卫的没有表情的脸,他摇一摇头,又把小窗关上。一个白天东奔西走,一无所获。傍晚,我拉着小早去林铭述家,林伯母开门,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我,说:“郭世英自杀了!”我瘫坐在床上,头脑里一片空白,无休止地流着眼泪。   
  郭世英死于1968年4月22日,年仅二十六岁。这次农大学生对他采取行动,据说直接的导因是他给肖肖打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同学听见,诬他里通外国。他必定立刻逃出了学校,并打算携肖肖远走,不幸被抓获。在关押期间,他还曾试图逃跑,躲在楼道内一间厕所的隔板顶端,结果被发现,招来了更残酷的虐待。惨剧发生在这一天清晨,他从那间用作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下来,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着,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事发后,暴徒们通知郭老的秘书,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秘书带着平英和肖肖去学校处理后事。她们看到的尸体遍体鳞伤,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绽肉开。遗体于第二天火化,我和林铭述闻讯赶往火葬场,途中得知火化已结束,未能见最后一面。   
  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已成千古疑案。关于事情真相的唯一证词来自凶手,据说世英向充当看守的那个同学要水喝,看守回来时,他已跳楼。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高难度动作,因为当时纱窗关着,插销的位置相当高,要用捆绑在背后多日的麻痹了的手够着插销决非易事,更不用说在短时间里把它拔开了。从动机看,世英也是不想死,他曾试图逃跑就是证明。在逃跑前,他留下一封绝命书,两张薄纸上写着斗大的字,大意是说,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这样,还不如去死。这当然只是为掩护逃跑施的障眼法,不过,说不定正是这个失败了的小计谋害了他,自尊心极其强烈的他决不肯给敌人留下笑柄,于是用生命兑现了谎言。所以,自杀的动机也不是完全不成立。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事发之后,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农大,找世英班上的一个同学,向他了解事发那天的情形。那个同学到过一次郭家,也许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说,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楼上张望,远远看见郭世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印在那扇灯光暗淡的窗户里。在最后的时刻,世英隔着纱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绪万千,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于立群一直在哭,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看见我们,她号啕大哭起来,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接着她骂了一串粗话。这时建英走进客厅,把我叫到隔壁一间小屋。屋里光线微弱,我坐着发怔,他在一旁摆弄相机,对准我按动快门。“我做个试验,B门,不用三脚架。”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咬着嘴唇,做出坚毅的模样。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夹在其他书之间,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当然,我让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   
 在世英被关押期间,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如果他说了,周亲自出面干预,世英也许能够得救。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无数次地梦见他。每次梦见他,他都仍然生龙活虎,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他还活着,可是只要这么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我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一生中,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读研究生,农大专案组给我单位发来一份为郭世英平反的决定,系里的政治干事向我宣读了全文,大意是:郭在农大学习期间政治立场坚定,表现很好,农大原文革一伙人明知总理亲自处理了郭的问题,仍揪住不放,残酷迫害。郭死后,总理指出:“矛头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谓现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政治干事表示,系里将为我清理有关档案。对于这迟来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         
二十三、焚稿和哀歌           
  1968年3月,北大两派的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最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是我从中学开始到那时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如果武斗爆发,这些东西落入对立派之手,从中肯定能找出编排罪名的材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哪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我藏匿这满满一纸箱文件呢?我的姐夫的父母家在北京,我曾询问是否可以寄存,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小早帮我把一部分文件寄放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家里,但不久也被退了回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北京的单位和街道都得到通知,不准收留北大学生和存放北大学生的东西。无奈之下,我狠了狠心,决定精简我的文件,只保留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大部分毁掉。一开始我用焚烧的办法,但那样太引人注意,后来就蹲在厕所里,把文件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到下水道去。这项工作花了我好几天的时间。   
  中旬的一天,忽然传来消息,新北大公社要来占领我们的38楼了,井冈山的同学纷纷逃离。当时,在偌大的北大,只有两栋相邻的学生宿舍楼是井冈山的势力范围,即34楼和36楼。我随手挑了几本书,与未毁掉的少许文件捆在一起,放到34楼里。返回我的寝室,想再拣些东西,却突然感到心灰意懒,躺在床上听楼道里忙乱的响声,觉得这一切离我无限遥远。待响声平静下来后,我站起身,空着手走出了已经寂无一人的楼道。   
  我住进了34楼顶层的一个房间。在此之前,在对立派弹弓的袭击下,这个房间的窗玻璃已经全部破碎。34楼原是女生宿舍,现在被井冈山占领,房间里也是一派逃难后的景象,散落着女生的小物件。我一个人住这个房间,睡在女生的被窝里,床上有女生的内裤,感官大受刺激。窗外挂着一只高音喇叭,成天播放着井冈山的战斗檄文和对聂元梓的谩骂,震耳欲聋。当时两派的广播都是这个德性。也许正因为太吵,没有人愿住这个房间,而我为了能够独处却宁愿忍受。利用独处的机会,我着手整理带过来的那些文件,主要是把自以为挑不出大毛病的诗抄到一个本子上,又从最近的日记中摘录了与世英有关的几页日记。然后,我把那些文件都付之一炬。只有一个本子,我实在舍不得毁掉。大学一年级时,和世英在一起,我在日记中和纸片上记了许多东西。我记录他的一言一行,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对他的观察、欣赏和担忧。这完全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既是最精彩的内容,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内容。在他出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上海的家里做了一件事,便是把所有这些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整理,抄写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大约有二百页之多。我决定留下这个本子,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毁掉。   
  然而,不多天后,世英死了。这使我感到,我生活中的郭世英这一页真正翻过去了,世上已经没有郭世英,我已经没有郭世英,这个记载他的往事的本子似乎失去了意义。于是,怀着一种殉葬的悲愤之情,我点燃了这个本子。在我的一生中,我无数次地痛悔当年的这个举动。这个无比生动的人,我有幸在他最精彩的一段时光中与他密切相处,不会有人如此详细地记录他那时的情形,我本是应该为世界保存好这一份证据的。记忆太不完整,也太不可靠,许多生动的细节已经与我的这个本子一起永远消失了。我也痛悔我毁掉了我的全部日记,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整个一个青春啊。在那以后,我便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我的成长中最重要的岁月没有留下任何文字,那个男孩的秘密的悲欢都不留痕迹地化为乌有了,我的存在也因此显得虚幻了。   
  在世英死后没几天,北大的武斗升级,成为真正的武斗了。在此之前,两派只是通过高音喇叭互相谩骂,或者架起弹弓互相发射石弹。那些弹弓的威力也了得,井冈山人自豪的是从空军弄到了一批韧性极好的橡胶,做成的弹弓射程甚远。但是,我们基本上还能在校园里自由走动。4月下旬,两派在36楼南边的街上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双方的队伍都用盔甲和长矛武装起来,展开搏斗。从此以后,井冈山占据的两栋楼就成了真正的围城,我们龟缩在里面,不能越过新北大设立的包围圈。我们这边为了防御,在两栋楼之间筑起了掩护通道,还挖了地道,临街的36楼外侧的围墙打开一个缺口,作为临时的大门,上方挂了一块写着北大井冈山兵团几个大字的横匾。   
  我们上街都从这个缺口进出,不过仍须小心,因为外面的街面受到新北大的弹弓的火力封锁。更有一层危险,便是他们用望远镜监视着这块街面,发现有人从缺口走出,无论向西还是向东,都会经过他们所控制的某一个校门,他们就会冲出来抓人。我对打派仗的态度十分淡漠,几近于中立,便自信他们会对我手下留情。因此,有一回,我确实要进城办事,就大大方方地从缺口走出,朝东边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然而,在靠近车站时,果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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