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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我和妻子女儿过着和睦的生活。那么，我对别的可爱女子不再动心了吗？那倒未必。上帝给了我一副易感的天性，这天性不是我自己能够改变的。然而，我已经完全看明白，风流和爱情事实上不可兼得，那些想兼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失败告终的，因而做出了坚定的选择。我宁愿与走近我的每一个可爱女子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友谊的方式享受女性的温馨。我确实感到，只爱一个人，同时保留其余一切可能性而不去实现其中任何一种，这是我与异性世界之间能够具有的最佳格局。事实上，我藉此而得到了最多，所有未实现的可能性都在丰富着我的生活的色彩，倘若我贪婪地想要得到更多，结果却会是毁掉一切。
我的生活真的过得很安静，每天无非是读书和写作，日子仿佛在重复，但我丝毫不觉得枯燥。我做这些事只是因为喜欢，没有想要靠此挣钱。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写作竟能挣来一些钱，让妻子女儿过稍好一点的生活，那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事实上，我是在妻子张罗买汽车和房子时才发现这一点的。我只是埋头写作，写作本身已经使我感到满足，占据了我的主要心思。对于我来说，挣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它只是写作的副产品，我用不着专门为它花工夫。相反，花钱却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在花钱上完全缺乏想象力。好在世界上有女人，她们是这方面的天才。如果没有女人和孩子，我真不知道多余的钱有何用处。一个人单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能确保衣食无忧，无须为生计去做不情愿的事，这真是人生莫大的幸运。我尝设想，倘若中国仍是从前的样子，个人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和勾心斗角的胜负，我必定至今仍是一个倒霉蛋。所以，我真心感激市场经济。我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提供了机会。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没有了固定的朋友圈子，各种热闹的聚会都和我无关了，一开始有些不习惯，后来发现这样挺好。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现在我仍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其中有学界同行，也有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我和艺术家朋友在一起感到格外愉快，我在他们身上欣赏自由率性的生命状态，他们则从我这里收获沉默以及——据他们说——还有智慧。在我的企业家朋友中，我要特别提一下阿良。我们相识时，他还是一个插队知青，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未有过瑕疵。他真正是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对我怀着兄弟般的情谊，无私地关心我和帮助我。我真切感到，他把我看得比他自己更重要，即使全世界都背弃我了，他仍将毫不犹豫地保护我。在学界中，我自己感到惊奇的是，以狂出名的正来成了我的挚友。我们好像是很不同的人，在性格上，他奔放，我内敛，在志趣上，他专注于学术，我沉浸于生命之思。平时我们都潜心于各自的领域，两家人相聚时则情同亲人。我欣赏他是不用说的了，因为他学问做得真是好，身上又有一股可爱的豪气。令我感动的是，以他这样一个似乎惟有学问高的人，竟比学界许多人更能理解我的作品和心性。阿良和正来都是侠义之人，啾啾出生后，他俩自然而然成了啾啾的教父，啾啾真是好福气。
现在我与外界的各种热闹距离越来越远了，基本上不参加社会活动，偶尔参加也只是因为受了那个地方的景物的吸引。我一直是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与不熟悉的人，一旦置身于一群陌生人中，比如开什么会的场合，便手足无措，发言也必定张口结舌。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就应该尽量少去外面凑热闹，顺应自己的天性过一种宁静的生活了。
十三、仍是那个我
在写这部自传时，我翻阅了过去的日记，一面对我的生活场景的巨大变化感到吃惊，一面又发现，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多大变化，我的性情依旧，仍然是从前那个既敏感又淡泊的少年。也许，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内核的东西早已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场景的变化反而证明了内核的坚固。
现在我似乎出了一点名，走到哪里，都会遇见喜欢我的书的读者。可是，这个我不就是在广西山沟里用功读写却始终默默无闻的那个小公务员吗，或者，不就是在北大课堂上耽于读课外书而不好好听课的那个学生吗？我早就养成了自主学习和工作的习惯，区别只在于，从前这遭到非议，现在却给我带来了名声，可见名声是多么表面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名声，我就会停止我的工作了吗？当然不。这种为自己工作的习惯已经成为我的人格的一部分，把它除去，我倒真的就不是我了。我相信，凡创造者必定都是热爱工作、养成了工作习惯的人，这工作是他自己选定的，是由他的精神欲望发动的，所以他乐此不疲，欲罢不能。那些无此体验的人从外面看他，觉得不可理解，便勉强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勤奋。世上许多人是在外在动机的推动下做工作的，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为自己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推动，他们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还有一些聪明人或有才华的人，也总是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终于一事无成。他们往往有怀才不遇之感，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这本身即已是才华不足的证明，因为创造欲正是才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常常有人谈对我的一种印象，觉得我为人谦和，谦和中又藏着不易觉察的傲气。我自己反省，这部分地符合事实。之所以说是部分，因为还有一部分也许出自误会。我一向不善于交际，在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会拘谨，为了避免彼此尴尬，便宁可保持距离，这种态度可能会被误解成骄傲。不过，我从中学起就有清高之名，清高当然是一种傲气。我在两种人面前最克制不住傲气，一是功名利禄之徒，二是自以为是之辈。我在本质上是比较自卑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太专注于内心，因而外部世界广大的领域是我所陌生的，一旦跨入那个领域，我就会不知所措，一旦见到那个领域里的能人，我就会自惭形秽。可是，我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见得多了，也就有了基本的判断力。我的发现是，极其自信者多半浅薄。对于那些在言行中表现出大使命感的人，我怀有本能的反感，一律敬而远之。据我分析，他们基本上属于两类人，一是尚未得逞的精神暴君，另一是有强烈角色感的社会戏子。和他们打交道，只会使我感到疲劳和无聊。在我看来，真正的使命感无非是对自己选定并且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一种热爱罢了。遇见这样的人，我的血缘本能就会把他们认做我的亲兄弟。
年轻时我是一个十分怕羞的人，每次要去见一个生人甚至并非太生的人时，我会在那个人的门外徘徊许久，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敲门，如果那个人不在家，我反倒松了一口气。现在见过了一点世面，脸皮厚了一些，但基本的性格是难改的，见生人仍使我感到不自在。羞怯似乎是一种美，我自己心里明白，事实上我是笨拙。我不愿意揽社会上的事情，重要的原因也是笨拙。如果要指导青年学生，更适合于我的方式是小范围内的言传身教，而不是大庭广众中的讲演。我真是怵讲演，对这类邀请的第一反应是推辞，万一心软接受了，灾难便从此开始，直到讲演之日没有一刻心安。善演讲的人有三个特点，而我都缺乏。一是记忆力，名言佳例能够信手拈来，而我连自己写的东西也记不住。二是自信心，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老生常谈也能说得绘声绘色，而我却连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说起来也没有信心。三是表现欲，一面对听众就来情绪，而我却一上台就心慌。我的讲演偶尔也有成功的时候，那多半要感谢听众，他们的情绪实在太好，把我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了，使我仿佛变了一个人，竟然也能口若悬河了。可是，多数时候，我是怀着对自己沮丧和对听众歉疚的心情走下讲台的。
一个人年轻时，外在因素——包括所遇到的人、事情和机会——对他的生活信念和生活道路会发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外在因素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那时候，如果他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信念，外在因素就很难再使之改变，如果仍未形成，外在因素也就很难再使之形成了。我庆幸自己较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信念，业已走在合乎自己天性的生活道路上了。那么，我就这样继续走下去吧。
我心中再没有困惑了吗？当然不是。人能够用智慧解除许多困惑，但是，我越来越看清楚，有一些困惑是用智慧解除不了的，那是人生的大困惑。我用智慧解除了人生的小困惑，所以现在过着安静的日子，并且感到乐在其中。然而，这安静的日子也许仍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归宿在哪里呢？那一定是一种解除了人生的大困惑的境界，我还不清楚它是什么，但我知道，在那个境界中，我今生今世的全部日子都将受到祝福。
2004年5月10日完稿
附录 周国平出版年表
1986 著：《苏联当代哲学》（合著），人民出版社。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论辨证法的叙述方法》（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
《尼采诗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7 著：《诗人哲学家》（主编和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著：《人与永恒》，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 著：《尼采与形而上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译：《谢林传》（合译），商务印书馆。
1991 著：《忧伤的情欲》，四川文艺出版社 。
1992 著：《人与永恒》（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只有一个人生》，四川大学出版社。
《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散曲新赏》，四川人民出版社。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台湾林郁工作室。
《只有一个人生》，台湾林郁工作室。
1993 译：《理性边缘的哲学——尼采论哲学之源》，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4 著：《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