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的注意，比如几个经济学家通过联合发表公开信（最近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例子），向公众解释清楚可能提出的任何计划的可行性和局限性。指明了局限性之后，公众的目光就可能被引向更长远的未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目光短浅。幸运的是，现在看来世界能够保持和平的发展，各国可以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英国发展的道路几乎可以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差别并不在于某项社会改革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在于推行它的速度。
这些都与关税、税收、通货膨胀等问题相关联。尤其是通货膨胀，为保持适度的通货紧缩，这正是政府管理的应有之义。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所有这些，就是我的遗言，希望学会的成员们能够加以考虑。”
下面这段摘录取自于他在生前最后一个月所写的另一封信。“未来将会怎样，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在我看来是可能的，那就是，如果信仰得不到更广泛的发展，欧洲就不会走向繁荣。我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特指某种宗教或教会，而是指认识到对上帝、对人类的责任，同时拒斥那种只针对于某一国家的责任，除非是偶然发生的重大的国家责任。”
他于1881年娶了比阿特里斯·波拉德，爱德华·邦德之女为妻，他们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妻子1930年去世。他的女儿，海伦·霍尔小姐这样记述他：“他在萨塞克斯置了一小处地产，和妻子一起在那里建了一所住宅和一个花园，并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他尽享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经常与家人们玩游戏，尤其是草地网球和高尔夫。他喜欢打猎，对自行车的发明也兴奋不已。他还热衷于打桥牌。晚年，他还有另一项爱好，就是整天兴冲冲地忙着种树。尽管他的精力慢慢不济了，但直到临终他还能干点儿什么。小时候他身体十分虚弱，只是在一个与他们共同生活了70余年的保姆的精心照料下，他才得以长大成人，不过到后来，他的身体非常之好。邻居们都知道，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到车站做四英里的散步，即便年老之时也依然如此。他的脾气非常冷静平和，不知生气为何物。他心胸宽广，有一次他曾经说，在他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个他不喜欢。他声称喜欢自负的人，因为他们总有值得自负的东西！在哲学上，他最喜欢的箴言是：‘无中有万物’。”
在我早年担任学会官员的时候，以及在此之后，我都一方面得到了埃奇沃思的支持，一方面得到了艾尔弗雷德·霍尔的支持。随着他们两人的逝去，为人们所深爱的古老文明也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听到，野蛮人正在蠢蠢欲动。
第三篇 人物小品
第二十一章 威廉·莱克斯
我们极其惋惜地宣告威廉·莱克斯教授的逝世，这个不幸的消息刚刚来自格丁根。莱克斯于1837年7月17日出生在阿肯附近的埃施韦勒，1855年注册入读波恩大学，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在波恩预科学校当过几年助教。1861年，他前往巴黎，投入对法国经济状况的研究，很快作为一名经济问题的权威而知名。1872年，他被选为施特拉斯堡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两年后，他移居多尔帕特；1876年，又从这个地方前往布赖斯高的弗赖伊。1884年他应邀到了布雷斯劳；1887年他最终定居于格丁根，在那儿，他继续从事教学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莱克斯在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主要与著名的《社会科学大辞典》有关。在这部著作的编辑中，他是康拉德教授的同事之一（在《法尔比彻》的编辑中也是）。在内容庞大的编辑中，他负责同通货和货币的一般问题及公共财政有关的大量工作。直至生命的尽头，他继续就货币科学与实践的进展为《法尔比彻》撰稿。
莱克斯对知识的最具创造性的贡献，大概是他将统计调查在人口和性比率问题上的应用，以及这些调查引导他发展出的纯统计理论。以《婴儿性别比例的先天可能性问题》为代表的论文就是他这方面的贡献，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些至为重要的新的理论概念。但大约1886年以后，他的头脑似乎已开始转向货币与金融问题；他的统计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其重要性很缓慢地得到普遍认识——留给了别人，尤其是留给了拉迪斯劳斯·凡·伯特克维茨。莱克斯的方法，于1885年被埃奇沃思教授在其关于《统计方法》的文章中介绍给英国读者并引起了关注，这篇文章刊登于《统计杂志》狂欢节卷。
1904年当选为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的莱克斯教授，是《经济学杂志》的一位极有价值的偶尔的撰稿人。1895年他写了《黄金升值与国际贸易》，1897年写了《德国的新汇兑法》，1910年写了《德国银行委员会》。莱克斯兼备高度的科学卓越与无私的可敬个性（作为证明，例如，他对复本位制问题的态度），是资深经济学家群体中令人尊崇的一员；这个资深经济学家群体中的少数几位，仍然占据着德国主要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席位。上个世纪的70和80年代，这些席位在德国经济科学中被赋予极高水平的荣誉。
第二十二章 弗雷德里克·希雷斯登·基林
康沃尔的第六任公爵弗雷德里克·基林准尉在索姆河前线的牺牲，使学会失去了一位研究社会和经济状况极有希望、有前途的一名学者，使杂志失去了一位很可珍贵的撰稿人。他于1916年8月18日倒在了德国战壕里，安息于他的轰炸机的头部。
弗雷德里克·基林在他的30岁时，受教育于温彻斯持（在他对“公学传统”的厌恶中他有时倾向于隐藏的一件事实）和剑桥三一学院。在剑桥他因很多英勇行为而著名，这些行为可以说为社会主义者占据的职务恢复了清白，使其成为大学社会中一种被信任、被尊敬的职位。作为剑桥大学费边社的实际重建者，他是该社主席。继任者是鲁珀特·布鲁克，处于它名望与影响的第二个全盛时期。
离开剑桥之后，他在伦敦南区的一处工人住宅生活了一些年，随即成为利慈政府就业辅导处的一名管理者。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关于童工管理的书。战前不久，他返回伦敦，在搞其他活动的同时，忙于担当《新政治家》的经常的投稿人，编辑《蓝皮书补编》。战争爆发后，他旋即从军于基奇纳的第一军纵队，并迅速升至准尉职位；根据他的个性、同样根据他的理论，轻蔑地拒绝了任何这样的建议：作为准尉如此重要的一个权威，应当屈尊接受陆军中尉的委任状。在他的营队在奥尔德肖特和索尔兹伯里平原训练的这段相当长的时期，基林感觉非常幸福，在他的排和营中体验着团体共同生活带来的强烈感觉，对此他总是渴望和鼓吹。使他的朋友们大笑的是，他曾热衷于争辩如共同就餐等的巨大精神好处，在军队里他的天性和活动得到了满足。编辑营部杂志，组织越野赛跑，在第一军团的可能的优越之处的基础上高谈阔论甚至吹到具有远征军的神话般的优点。他的一位朋友，一位在奥尔德肖特准尉食堂拜访基林的人感到他的渴望和喧嚣的头脑最终快乐地综合着共产主义、同志关系和阶级的多样化平等思想。
在过去的很多个月中他在法国同他的轰炸机团体一道持续地处于危险、严格的任务中，他已负伤过一次。尽管他的精神活动和身体活动如今被大量地占用在战壕建设和炸弹使用上，他仍然考虑老问题，并在延期的一封信中有个性地争论：只要我们能树立起称帝国为“联邦”的习惯，将会有多大的益处。近来他已微染那些在法国见得太多。在其阴影下生活得太久的人们的忧郁和悲惨的凶兆。但他几周前给我写信说：“我和我的人当然现正处于最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全体都恐惧于任何大炫耀，但我想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像需要的那样以一颗出色的心冲进去。”这个联邦，她的高贵的热爱者的熔炉，已经为了男人们、女人们和人类，而吞没了他的胡须、他的笑容和他充满活力的激情。
第二十三章 A。A。楚普柔
我们非常痛惜地宣布，A·A·楚普柔教授于4月19日在日内瓦辞世，终年53岁。楚普柔在莫斯科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1902年，伟大的彼得格勒理工学院开办后，他在那个学院当了数年的经济统计学讲师。但他生命的早年与晚年大量地与德国联系在一起，并且他的很多最重要的论文发表在德国。他在柏林和斯特拉斯堡研究经济学和统计学，当他准备他的第一部重要论著时，还是作为纳普的一名学生。俄国革命以来，停留于斯堪的那维亚之后，楚普柔主要生活在德累斯顿。他的天性总是希望避免教授席位的束缚，以使他的头脑保持完全自由，投入创造性工作。在布拉格的教授席位，是他迫于财务环境而在生命接近终点时接受的，证明是不舒适的。不管战后时期的贫穷和物质困难，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德国，他总是将彻底的智力独立性估价得非常高。结果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关于理论统计学的论文都要归属于他在德累斯顿的岁月。
从经济学、数学和应用统计学到理论统计学，楚普柔成为统计理论和概率理论之间的边缘线方面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从某些方面为英国统计学者们的工作和德国、俄国学派的工作之间提供了一种联系。他的早逝是这个领域内的一个重大损失。
第二十四章 本杰明·斯特朗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年仅51岁就过早地逝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不幸。自从1914年联邦储备体系成立以来，斯特朗总裁一直是该银行的首脑，并且在以后的体系演进中，他无疑是具有最重要的指导力和影响力的人。他的正直、独立的人格、对公务问题的深透的洞察力，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即使是在美国学术界中，比他思考更深入的人也为数不多。比如，两年前在关于信用管理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他对国会稳定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公开市场政策”——现在在美国，其重要性已几乎不低于贴现率——作为控制信贷发展的方法，在其现有形式上主要是斯特朗的创造。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具有宽厚的国际同情心的人，斯特朗总裁在减轻国外货币困难问题中总是扮演明智和慷慨的角色，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位可靠朋友。他与英格兰银行现任总裁的特殊密切关系，使得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措施得以正常地执行，没有他，我们自己的货币问题将可能会更加困窘。对于目前物价水平的有效的国际控制已经不确定的状况和前景，斯特朗的尚未任命的继任者可能采取的政策，又引进了一个新的令人怀疑的因素。
第二十五章 C．P．桑格
我们深为痛惜地记录下年仅58岁的桑格先生在2月8日的去世。桑格先生以前是剑桥三一学院的高级成员，作为一位执业律师行职。近年来他有些脱离经济研究的倾向，但他一度是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领导性权威。他曾在伦敦大学就这方面的题目讲过课，还曾经常在剑桥检查经济学学士学位考试。他曾是《经济学杂志》的一位经常的投稿人——我查看记录时震惊地发现，他投稿于我们的杂志不少于50次——并曾服务于我们学会的委员会。他将特别被皇家统计学会的成员们所痛惜和悼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