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初衷，希望继承父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曾告诉他的好友何丙郁先
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经常作为助手，在外科手术室里协助父亲，
每次得到一个畿尼的报酬 （一个畿尼相当于1。05英镑）。
李约瑟还在父母的鼓励下学习了多种技能，如打字、骑马、帮助做外科
手术等。后来，打字成了他起草论文、稿件的重要技能，马成了他到中国甘
肃地区最便利的交通工具。但外科手术却使他觉得厌倦，他始终认为它比不
上更需要动脑的研究工作。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由于缺乏
军医，李约瑟也曾被任命为皇家海军志愿后备军少尉军医。但还没等他去服
役，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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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一心学医，于1918年10月考入著名的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基兹
学院。48年以后，他当上了这个学院的院长。
李约瑟刚入大学时，他志愿读医科，并得到了化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
优等生学位。他本来打算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动物学等生物学科。依照剑桥
和牛津两所大学的制度，攻读医科的学生先要修习三年理科课程，生物化学
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当年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的讲座教授是生物界中鼎鼎大
名的霍普金斯爵士。在指导教师威廉·哈代爵士及霍普金斯的诱导下，同时
被实验室内层出不穷的新发现所吸引，李约瑟决定改学生物化学。3年级结
束时，他急切想去考本利维生化奖学金，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霍普金
斯劝他还是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再去考。1922年夏天，李约瑟大学毕业，随即
报考了本利维生化奖学金，他果真考上了。他考得基兹学院研究员的职称，
继续在该院搞研究工作，便放弃了原来学医和争取医学博士学位的念头，结
果没上大的教学医院，也没有取得医学职称。为此他常感到遗憾，但同时又
常感到幸运，因为正由于这样，才使他有机会遇到鲁桂珍等几位中国学生，
从而开始从事他后半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
在大学毕业前和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的几年里，李约瑟是该院高年级和研
究生的高级团体——套管俱乐部成员之一。这个俱乐部经常进行一些学术性
的讨论，它的不少会员后来都成了著名专家，他还当上了剑桥大学一个团体
——圣路加协会剑桥分会的秘书。他四处选择和邀请各方面的专家给他们的
晚会作演讲，讲阿拉伯医学及其历史，讲摩尼教及其如何在西方又派生出其
他教派，最后直跨中亚细亚进入中国等等，所讲的内容十分生动。李约瑟和
他的会员们对这些讲演都极感兴趣，他感到在这些讲演中所学到的东西胜过
所听的正规学术报告。
在这段时期里，李约瑟产生了这样一个信念：他认为人类生活里包含着
各种少不了的经验，它们各自存在，不能互相排斥；即使在方法上相互矛盾，
彼此还是可以解释的，这些经验的各个范畴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能达到绝
对真理，不要认为某一范畴是唯一可以解开宇宙之谜的钥匙。只有全面地体
验所有的范畴，才有可能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李约瑟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他
的“新机械论”，即科学必须用某种方法去研究，但他不会给你任何打开绝
对真理的钥匙。
他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之后，觉得它对于社会伦理学和“尚处
于这混合体”中的人类的责任方面，道理阐述得极为透彻。而他的观点是：
“神学必须适应科学上的各种解释，而科学又必须重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
洞察力。”又一次对科学和宗教作了一定程度的调和。在以后的20多年中，
他一边搞实验工作，一边出版了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如与人合著的《科学、
宗教与现实》，以及他自己著的《怀疑的生物学家》、《伟大的两栖类》、
《历史在我们这一边》、《时间——更新的长河》。
三、年青的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
1924年，李约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被他的母校冈维尔—基兹学院选
为院士。这一年，他同一位女同事多萝西·莫依尔结婚。婚后的生活一直很
有意思，他们整个假日都在海洋生物实验室度过，有时做实验，有时去访问
别的试验室，把业务和娱乐结合了起来。不久，他们夫妇二人同时被选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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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皇家学会（又名英国科学院）的会土。这件事当时曾传为美谈，因为除了
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及其夫婿艾伯特以外，自 17世纪皇家学会成立以来，他
们是同时得到这项殊荣的第一对夫妇。李约瑟是研究胚胎的生物化学作用
的，而多萝西女士（后取名李大斐）是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学作用的权威。
李约瑟作为皇家学院院士，有机会与同院的其他文学士谈论内省心理
学，使他在研究精神病生物化学时，把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联系起来，
满意地解释了忧虑神经病、执迷神经病之类的精神状态，并予以克服。
他这样努力沟通生物化学同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之间的隔阂，同他
企图把科学和宗教作一番调和一样，都是他“搭桥”心理的例证。不久，他
在一次阅读旧文献时，偶尔发现了一篇有关鸡蛋孵化过程中产生肌醇的论
文，该论文使他又一次起了“搭桥”的念头。他料想鸡蛋在短短三星期的孵
化过程中，一定有个奇妙的的化工厂。这个想法当即受到霍普金斯的热情称
赞和全力支持。
1931年这项研究宣布完成，31岁的李约瑟出版了他的三卷本巨著《化学
胚胎学》。这是他在生物化学上的成名之作。这本著作不仅给一门新的科学
下了定义，作了解释，为下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中国科学
技术史》的前驱。没有他那种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记忆力，没有他那种精密地
管理和运用笔记、实例、参考资料，善于建立档案和编制卡片索引的能力，
无论科学和历史方面的创造性都无从实现。尽管他所有的著作都是探索，不
作最后结论，但却打开了宝藏的矿山，由学者嗣后进一步开发。
随后，李约瑟被委任为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
同一年，生物化学和实验胚胎学这两门学科的界域发生了突破，这一根
本性的发现，又一次引起了李约瑟对它进行研究的兴趣。于是到了1942年他
又出版了《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那里面提出了当时存在的许多问题，其
中有些至今还解决不了，所以它仍被认为是一本有用的书。
在20年代和30年代，左翼政治思想曾在英国流行一时，剑桥生化实验
室也是个左翼思想占上风的地方。李约瑟的前任威廉·邓生化讲座讲师霍尔
丹是实验室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对李约瑟的影响很大。霍尔丹是位积极的英
国共产党员，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苏格兰军司令，对科学工作有着高度
的创造性。霍普金斯出任过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那是个代表各类科学工作
者的工会组织，李约瑟也是该会老会员之一，几乎从成立一直到后来合并为
规模更大的科学、技术与管理人员协会。还有年轻的生物化学家诺曼·皮里
与多萝西·莫依尔在剑桥科学家反战小组中积极活动。实验室另一特点就是
它的国际性和接纳女研究人员，世界各地的男女科学工作者闻讯后纷纷来到
该室工作。
但是宗教生活的吸引力极强，李约瑟一面在生化实验室工作，一面却曾
有两年功夫在剑桥的良牧宣道会里做杂务修士。1924年他才离开修道院。后
来在一次访问中他认识了一位出身低贱的犹太科学家，懂得了怎样从社会下
层来观察生活，并在这位犹太科学家的引导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著作。有时他还和夫人一起乘船出海搜集资料，并渐渐习惯了海上生活。李
约瑟后来说，他很感激那时能有驾驶船只的实践，否则，在他写《中国科学
技术史》中造船和航海各章的时候，要困难得多。
李约瑟在大学时代热衷于研究科学史，尤其是生物学史。他早期很多论
文就是关于科学史的。这也许是受他的中学校长桑德森的影响，李约瑟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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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代就对《生理学史》和《科学史》两书极感兴趣。他后来写道：进入学
校以来，我对于历史就怀有热忱。光做实验室的科学永远不能使我满意，因
而我感到有必要在《化学胚胎》书前写了长篇的胚胎学史述，从一起始直叙
记到1800年。这篇长序后来单独成书出版，书名《胚胎学史》。
李约瑟极力主张剑桥大学必须在科学史研究方面有所作为，于是校生物
学教务委员会指定他一个人成立一个委员会，再吸收其他人员组织一个科学
史讲座。他们举办的第一个讲座吸引了许多听众，后来这讲座内容刊印成书，
名叫《现代科学的背景》。这个讲座实际上就是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起源。
该系后来拥有教师十数名，还有威普尔科学史图书馆，因此可以说，剑桥建
立科学医学史的独立学科，主要应该归功于李约瑟。
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
顺便涉猎而已。20年代后期，李约瑟在编写胚胎学史时，结识了查尔斯·辛
格。辛格是一个文雅、真挚的学者，除了渊博的学问之外，还有善于决断的
头脑，曾先后出版了《科学史与科学方法研究》，以及有关解剖学史、医学
史、生物学史、科学史等书，李约瑟奉之为“伟大的良师益友”，“可能是
本世纪上半期英国最优秀的科学与医学的史学家。”“确实是我在科学史上
有过的唯一的真正老师。”是令他难以忘怀的人物。他给予李约瑟以友谊，
给予他充分美好的忠告，提供寻找资料的线索，好多年特许李约瑟住在他的
柯涅墅海滨的房屋里，从地板到屋顶都以书作支架堆成一个珍奇的书库。这
里还有许多哲学和神学书，主要的是历史，“历史与科学相搏斗。”另一位
前辈科学家柏廷顿也给他极大教益。柏廷顿非常讲究实效，孜孜不倦，一生
大部分时间任化学教授，写过好多卷的化学巨著，还写过不少关于化学史的
著作，如他晚年所写的《化学史》就是他的著名巨著之一。
李约瑟对于科学哲学也颇感兴趣。他认为任何生物化学家如果想在实验
形态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之间找出其联系，使三者融合为一体，就必须了
解生物体的哲学，了解生物体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生
物体全面控制机能的性质。当时有一部影响很大的书——《生物学原理》出
版。作者是李约瑟的朋友伍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