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是“娼女礼赞”“哑吧礼赞”和“麻醉礼赞”，虽为闻道之语，实属见性之论。庄谐并出，严温交加，“词虽粗鄙，亦有至理存焉”，意纵亢强，亦有低徊之音。知堂之文，原需绕树三匝，知堂之论，每多黄河九曲。至于何处趋缓，何处渐急，恰可留待看官好生揣度，如那只觅枝之鸟。说到引文甚夥，不正是知堂特色？
周泽雄《说狂》（选自《当代眉批》）
周泽雄如同语言的炼金术士，寻常话头，转眼点石成金。文采汪洋恣肆，思致倚马万言，妙语如演连珠，骏逸如春梦无痕。品读此君文章，如入阆苑仙林，中外艺事史迹的弘富宝库被作者挥酒自如地任意驱遣，散文之丰美蕴藉、韵致悠远，堪称一时之选。本文中摩状狂语惊世的天才作家“如一个卓越的将领，总能以奇妙方式率领词语方队抵达真理的要塞”，虽非自况，却正可视为夫子自道。
张爱玲《更衣记》（《私语》）
彗星经天般惊鸿一瞥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是在小说和散文两个领域都取得独树一帜的巨大成就的极少数二十世纪中国大作家之一。《更衣记》在其散文中的地位，恰如《金锁记》在其小说中的地位。她以炉火纯青的独特语言，在这篇散文名作中，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寄以深切的人性感慨和对时尚的绝妙讥讽。
张承志《天道立秋》（《荒芜英雄路》）
张承志斗志高亢，性情矫激，独往独来，攘斥异己，擅长以肝气为文，以肾火燎人，其内在心理图像或有幼稚之处，然发为文章，犹不失为可观。尤其，当他将自己充满神经质的锐敏气质和冰雪敌意，矛头反转，对准自己的灵魂或自然界时，立时便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字风景。他的感性饱满有力，文字如脱壳之稻颗颗射出，思绪（不是思想）如出栏之牛漫向山野。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
语言是生命的存在方式，思想是烈士的复活方式。这部帕斯卡尔风格的思想札记，具有难以言喻的坚忍和光芒而不是想当然的苦难与愤懑。作者只以“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话”，而不是“镖客的语言”，他告诉我们，“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他果然发光了，向我们走来了，穿透时代的铁幕，心灵处子般纯洁，思想哲人般成熟，意志殉道者般坚韧。
张中行《书蠹行述》（《读书》1990年第8期）
张中行冬行春令，老来卖俏，如一锅培养三百年的老汤，甫一出炉，便烫煞人嘴，吓煞人香。老夫也而有听琴之意，老丈也而有叫春之心。其文自顾风前影，其意临去几回头，一波三折，三唱九叹，恨不得把箱底翻转，酒窖踢破。风尘中有风情，老练里含老辣，似直而隐，似隐而彰，似彰而雅，似雅而晦，其文可测，其心难测。
张远山《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乌龟》（《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
深刻的思想往往失之生涩，俏皮的文字往往流于肤浅，张远山是少见的例外。在这出由“睿智”执导的兔子——乌龟滑稽剧中，唯一没有被愚弄——弄愚的，只有幸运的读者。作者的思维如兔子般灵动无羁，思想如乌龟般脚踏实地：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逻辑力量，却又被脱兔般的思维速度席卷而去。作者展示的并非作为技巧的思维，而是一项人文实验：思维之光可以如何映射社会，烛照世象。
郑逸梅《名片谈往》（《清娱漫笔》）
“博古架”郑逸梅热衷于以“小卖部”的方式销售他的骇人腹笥，虽属小本经营，但绝无假冒伪劣，因而无需声明“如假包换”。一个充满“清娱”笔墨的时代是可怕的，但一个不容此类笔墨插足补白的时代更加可怕。我们的时代当然没那么可怕，只是有点可悲罢了，因为我们发现，随着斯人长去，这样的文字竟也随鹤俱杳，渺不可闻了，仿佛书桌上那盆摇曳多时的文竹瞿然枯灭。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是个典型的哗众取宠者。正如《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是个哗众取宠者。世间自有诲淫诲盗者。批判人性阴暗和文化弊端，若不能指明向上一路，那就等于为天性下贱者开堕落启蒙课。比如《厚黑学》一出，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非脸厚心黑就不能恭喜发财，于是竞相厚黑。《丑陋的中国人》一出，中国人也恍然大悟，原来我的丑陋得之光荣的祖传，而且与其他同胞比起来，我简直是个大圣人！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中学语文教材》）
郭沫若（挂名）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坦率地说，柯灵先生的文字，观赏价值始终大于思想价值。它是可以消夏可供倚枕的。这样的文字在五四前几乎无可称道，在“新文言”可供瞧个新鲜的今天，当然也就物以稀为贵起来。不过，《遥寄张爱玲》是难得的例外，真情贯注，思绵意长，老骥一嘶，声震云天。想到一袭旗袍的张爱玲在国内重新现身，此文功不可没，天下“张迷”爱屋及乌，能不对柯老先生感激涕零？
胡河清《打狗棒法精要》（《胡河清文存》）
文学评论，按传统分类是算不得散文的，除非像胡河清那样写：用心理解，用血验证，追求以理服人，但绝不放弃以情动人，笔下无虚誉，心中有至诚。胡河清文章的“精要”，当然不可能在寥寥千字的“打狗棒法”里尽窥其详，但措其大概，仍有如下心得：思维舒展，情性率直，笔墨空阔，见识新奇，最可见出评家的“玩味”之功。
胡适《追悼志摩》（《胡适散文选集》）
在别人还只是区区“文青”之时，胡适已早早“德高望重”了。名至实归也好，其实难副也罢，有一点似可断言：“德高望重”的身份于散文创作有害，运思之际会多出一份额外顾虑，又得驰骋情怀，又得提防着别让情感妨碍了身份，难免左右掣肘，文字难安。这是天下“大师”之辈的难局。结果，为了表达“德高望重”的哀思，胡博士居然揣想起我们的诗人如何“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来，真让人啼笑皆非话说回来，没有胡适的首倡之功，也许今天我们还在诗云子曰，之乎者也呢。
赵丽宏《花痴》（《岛人笔记》）
赵丽宏当然不是鸡肋，食之固然无味，弃之绝无可惜。啊，赵丽宏，你是一枝红烛呀，燃烧燃烧，只顾自己继之以泪，增之以灰，哪管别人味同嚼蜡，苦不堪言。洋洋数百万字散文，竟无一句使人惊喜，使人发愣，使人生疑，赵丽宏真称得上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歪诗为证：一字一字又一字，字字奉旨字字纸；词在字外诗安在，风在云头尽兴撕。
赵无眠《假如阿Q还活着》（《书屋》1997年第5期）
旅美小说家赵无眠，近年别创一种“流寇型”散文（并无贬意），笔走偏锋，文思佻荡，挥洒自如地运用时空蒙太奇，忽而思接千年之遥，忽而妙想万里之远，突梯滑稽，仪态万方，于博学巧思之中运斤如风，千里走单骑地长途奔袭，妖刀一闪，兵不血刃，轻取上将首级于百万军中。以准小说的方式悬想“阿Q”生活于当代之种种可能的悲喜剧，正是本篇特色。
赵鑫珊《诗化自然哲学》
哲学家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决不可能是矫情的妄人。诗歌曾经被汪国真的矫情所糟蹋，我忍受了，因为我还有中学生不读的哲学。散文曾经被余秋雨的矫情所糟蹋，我也忍受了，因为我还有大学生不读的哲学。但是现在哲学被赵鑫珊的矫情所糟蹋，我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难道僵化的官方哲学，只能用如此拙劣的代用品来取代吗？这也太过分了！
钟鸣《圣人孔子·里尔克·苏格拉底和独角麒麟》（《畜界·人界》）
诗人钟鸣开创了一种怪异的文体。他驱遣中外古今的人、兽、神、妖，无所不用其极，其引文密度不亚于钱锺书的《管锥编》。在哥特城堡式的阴暗织体中高速运行的钟鸣犹如一只灵异的蝙蝠，他足以凭借自备的超声波而绝无撞墙之忧，然而头晕目眩的读者则难免一头撞在南墙上。对于同样是蝙蝠的读者来说，读他的散文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他像《管锥篇》一样，拒绝了注定平庸的绝大多数读者。
残雪《艺术复仇》（《〈书屋〉佳作精选》）
残雪的写作是实验性的，阅读残雪同样是实验性的。她不断打捞自己的内心，读者则不断打捞她的文字。想通还是没想通，对残雪不构成命笔前提，她感兴趣的是思绪的展开方式，意念的流动轨迹，情感的生成路径，而不是准确地捕获它。正如“残雪”二字本身极具意象张力，残雪的所有文字，同样呈现为纷繁迷离的意象群落，它是动态的。我们接受她的邀请，成为永恒现场的目击者，而不是急切地要求抵达。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
顾准与陈敏之在文革期间的秘密通信，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在此文中，作为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的顾准指出：“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他要问的新问题是（借用鲁迅的名言）：“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严格说来，永远不会过时。
贾平凹《丑石》（《抱散集》）
贾平凹的审美意识有些畸型，缘于他的审丑意识过于突出。这个从千年帝都走出来的当代作家、思想观念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农家之子，是传统中国全部密码的当代活标本，或者说是美丑难辨的活化石。《丑石》是一篇美文，一篇审丑的美文，也是作者不自觉的自画像。他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他同情于丑石的“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同时“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丑耶美耶？渺小乎伟大乎？让时间来裁判吧。
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
造化钟神秀，华夏诞锺书。作为学者，钱锺书具有泰坦巨神的伟力，作为小说家，钱锺书具有峥嵘特出的奇异素质，作为散文家，也许他只具有聊备一格的价值。它的优点和缺点不相上下，且呈齐头并进之势，而且要命的是，别人固然无法企及他的长处，甚至无法避免他的不足，正如我们无法指责太阳为什么那么喜欢炫耀一样。钱锺书亘古不变，所以，一切就看你自己所在的身心季节了。
聂绀弩《论怕老婆》（《蛇与塔》）
聂绀弩的文章一如黄山松，总是立论于险地，让读者乍一看不禁失笑，断言是个谬论。然而此公的能耐在于，他丝丝入扣地开启读者的自疑，最后让读者明白，自己习非成是的意见，才是真正的谬见。比如关于“怕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