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户。对征集的不同兵种的服役期长短和次数不完全清楚，但当正常动员或
临时紧急动员时，京师的军队显然要从地方统辖的军队中抽调兵员，而不使
用未经训练的服劳役的人。这一早期的隋制因它利用世袭的军户和地方的军
事组织而与早期的府兵制有渊源关系，但由于590年的法令，它与过去的关
系被冲淡了；所以这一法令标志着隋代军事史的分水岭。
专家们对此法令中的某些内容有很多争论，但其重要的部分似乎是明确
的。文帝在谈及近期内战的灾难时，哀叹任意动员兵力的弊病及被征入伍的
人及其家庭因此所受的苦难和生命的不安全。他于是说：“凡是军人，可悉
①
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这一法令（颁发几个月后帝国就重新统一）
体现了文帝的几个目的。总的目的是使全国非军事化和加强文官的社会控制
力量。诏令中明确指出的第二个目的是使整个华北平原——那里一直可能是
反当局的中心——非军事化，同时继续保持关中和河东的军事指挥机构。第
三个目的显然是要消除前几十年混乱的军事态势造成的动荡局面。第四个目
的则更微妙，我们必须从隋的其他措施来推断；这就是要在军人中消除世袭
特权，如同他试图在官场中消除世袭特权那样。最后，最初的府兵制原来只
适用于异族王朝统治的北方这一特定环境，因此对一个一心想恢复汉朝光辉
业绩的王朝来说，它并不合适。在这一诏令以后，12个卫和府从那些由地方
挑选、训练和管辖的人中征集士兵，他们在整个成年时期服役。这是唐代府
兵制的原型。
除了使华北平原非军事化外，王朝还想出其他平定全国的办法。595年，
文帝下令没收帝国的全部武器，并以法令规定私造武器者将被惩办；但隋的
策动一切军事行动的地区关中又不受此限。为了防止水上叛乱，文帝在598
年下令没收南方所有长三十尺以上的船只。
军事制度第二个大改革是炀帝在605年下令进行的。这一改革旨在把兵
力进一步集中，归中央指挥机构控制。命令的主要特征是，总管府统率的所
有部队从此直接归京师12个卫和府控制。平定南方后，总管府的数字已经减
少，但在604年仍有36个，其中兵将最多的府集中部署在北部和西北边境。
除了把这些部队纳入中央军事机构外，炀帝又下令把仪同府的名称规范化；
从此地方军事单位都称鹰扬府。②
在第二次军事制度改革后，隋已牢牢地控制了国内的部队。王朝在军事
上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依然是来自北方的外患。在王朝最初几年，北方边境遭
到突厥和吐谷浑的严重袭扰，所以那里需要大批军队。为了缓和供应问题，
文帝下令在长城外设屯田以供应军粮。他命令一个以严酷闻名的高级将领负
责此事，据说屯田进行得很成功。在利用沿西北边境的要塞化的村落来对付
边境游牧民入侵的努力方面，文帝则没有那样幸运。他只能采用另一种由来
已久的边境政策：疏散草原的游牧民和保持军事前哨网络。对付游牧民族威
胁华夏的传统防线当然是长城。在前人做了大量事情之后，隋的统治者继续
大力对它进行整修和延伸，并派人驻守。这项工程在文帝登位时就开始，当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第44—58 页。
① 《隋书》，卷2 第3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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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本地的“夷狄”被动员每年需在城上服20天徭役。同年，文帝命一名心腹
大臣动员3万名劳工建造 （或重建）一段长城。但这只是开始，因为在586
年，被动员的劳工达11万人；在587年，达10万人；在607年，有100多
万人建造鄂尔多斯和今陕西省之间的一段由北向南的新长城；在608年，被
动员的劳工超过20万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劳动者只进行每年必需的20
天强迫劳动；大部分长城都是在以前残留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建筑材料是
传统的夯实的土和晒干的土砖。
隋朝的军事建制是令人瞩目的。它能轻而易举地应付小规模的入侵和骚
乱，又能部署精兵进行大战役。612年集合兵力并供应100多万大军远征高
丽的能力证实了这一制度的效率，虽然这次远征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产生这
种效率的关键在于集文武大权于京师和隋帝本人手中。隋的两代皇帝深知以
前分裂时期的几个世纪的历史教训，这最明显地反映在他们的军事政策方
面。
隋朝的律令
凡是具有想在中国永保基业这一雄心的王朝，都必须采取步骤重订法
规。从很早时期起儒家人物就争辩说，如果统治者及其代理人确具美德，法
律就成为多余。但他们发现这类情况甚少，于是也像持其他主张的人那样认
为，为了有条不紊地行使权力，当局必须编制法律。当隋朝掌握政权时，它
就采取长期以来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妥协办法。隋朝制订的法典对以后的
几个世纪仍产生影响。
在开皇元年，隋帝就下令负责法律和礼仪的朝廷大臣修改原来的法规，
并制订新法典。他们的报告上呈隋帝，随即在同年阴历十月，共有1735条条
款的新律被及时颁布。新律减免了旧律中许多最苛惨之法，如枭首、车裂和
鞭刑。诏令在最后以威严和充满希望的语气写道：“杂格严科，并宜除削。
先施法令，欲人无犯之心，国有常刑，诛而不怒之义。措而不用，庶或非远，
万方百辟，知吾此怀。”①
两年后，隋帝又命令尽量简化新律，于是原来负责的官员将条款减到500
条，这就是开皇律。在负责这一工作的官员中，要算裴政学识最广，影响最
大；他原在南朝的梁从事司法工作，江陵失守他被俘后又在北周掌司法之职。
白乐日认为，在把南朝和北朝的法律传统综合成可行的开皇律时，他的渊博
学识和经验起了主要的作用：开皇律的基本结构采用北齐律，内容则从魏、
②
晋、南朝的齐，特别是从梁的法律中吸收。因此，从它的新颖和简化的形式
及其内容的历史渊源来看，它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国的法律是很合适的。
开皇律保持四种刑罚：一、死刑；二、流刑，通常有强制劳动期（有时
到边境服兵役）；三、就地强制劳动；四、杖刑。对于一切官员，隋律准许
依次以铜的斤数作为罚款折罪。官员可以官俸抵作罚款或以降职折罪。对官
员最严厉的惩处是削职为民，以后他们就须按规定纳税和服徭役。因此开皇
律保持了古法中官民有别的做法，其源至少可追溯到 《周礼》（汉代加以系
统化的典籍）。
① 《隋书》，卷25 第711—712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莱登，1954 年），第 77 页。
② 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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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帝的性格，他不满足于只颁布新律。在586年，他召集地方命官
至京，以考核他们是否懂得新律的条款。因为地方长官在其辖区有司法权和
行政权，日常的审理和惩处是他们正常职责的一部分。但这种自主权不包括
新律规定的几种严重罪行。它们归御史台审理，御史大夫不但负责调查和起
①
诉，而且还全面监督帝国的全部官员。由高级官员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大理寺
则审议严重罪行的书面证词，决定罪行性质，提出最后判决，由隋帝宣判。
大理寺可能主要是上诉或受理疑案的法庭，而尚书省的刑部则判决法律有明
文规定的案件。
尽管迅速制订了法典并教导官员们如何应用法律，官僚们仍留恋陈旧
的、往往是腐败的方式。文帝试用了许多紧急办法。他一次因有人渎职而大
怒，竟废除了地方和京师一切法律专业人员的职务。他一再试图告诫和规定
法律程序，对京师的抢劫还试行他自己的那种惩罚性判决：凡抢劫值一个铜
钱以上的物品的人，应被公开处决。他杀了有小过失的、拒不揭发罪行的和
接受小额礼物的官员。以下行动十分符合他个人性格：他每季复查所有囚犯
的情况，在秋分（处决犯人之时）复查各地上报的悬而未决的刑事案件。开
皇律虽比以前的法律简单和宽大，但仍不能迫使官员们自觉遵守，更不能遏
制大贵族的任性行为。确实，在整个实行过程中，法律经常被滥用。《隋书》
在提到大理寺两名喜阿谀奉承的官员时写道，“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
他们又深知如何取悦隋廷的心腹谋士杨素，其中一人每次在街上遇见杨素
时，“而以囚名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
天而哭”。①
开皇律现在只存残卷，但人们充分了解，其内容出色地综合了大分裂时
期的法律传统；唐律直接以它为样板，并且通过唐律，它又是中华帝国以后
法令的模式。王夫之在17世纪对隋律令作了不寻常的评论，他写道：“今之
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
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②
对治理国土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文献是可能在582年阴历七月颁布的法
典化的隋令。它包括与官场、官僚机构办事程序、土地和税收规定及日常行
政章程有关的条款。虽然开皇令已不复存在，但在其他著作中仍可找到大量
引文。它涉及的范围、篇幅和分类似乎又是624年颁布的第一套唐令的前身。
开皇令像其他律令汇编那样，遵照诏令补充和修订。在讨论关于均田制、税
制和军事体制的管理时，我们已经提到了具体的规定。
虽然炀帝下令汇编他执政时期的律令（在607年颁布），但它们似乎亦
步亦趋地遵循开皇律令的模式，而且主要的编纂者的确也是编纂以前律令的
著名人物。炀帝的功绩在于他把隋律500条全面减为200条。但据说由于王
朝要应付征伐高丽失利而带来的危机，刑罚的宽大就转为严酷。③
边防和领土扩张
① 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25 页。
① 《隋书》，卷76 第716 页；白乐日前引著作，第89 页。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9 第2 页，收于《船山全集》，卷10 第7991 页。
③ 《隋书》，卷25 第717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9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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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8世纪的年代史编者列出了隋朝武力克敌制胜的几个战场：在南方
征服了陈朝；在北方成功地打击了突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