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和尚的爱好似乎已趋向在明堂周围的寺庙群主持秘密的、有时是血腥的
①
礼仪。 由于五方杂处，这些礼仪被称作“无遮”会，但它们似乎在怀义和尚
死后即烟消云散。以后，武后又重新庇护华严宗和此时迅速发展而深受欢迎
的禅宗。②
她的庇护还扩大到科举制度。武后一贯重科举制而轻靠各种特权进入官
③
僚集团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创君主亲自策试贡士的做法。武后显然看到
科举制能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因为在693年，她用几年前自己编写的《臣
轨》“经”以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
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后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
④
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写的，
正文包括有关帝国政策的结构十分严密的观点，反复提出如下的格言：“父
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
耳目之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在 705
年前，每个应试士子被要求牢记这一著作。最后，在695年武后取消了她本
人以前在抡才考试过程中采用的糊名法。这样做的原因不详。但这一措施可
能与那一年出现的问题有关，因为容许一定范围的循私舞弊是堵塞批评的一
个权宜之计。还有许多事情可以批评。武后与怀义面首的关系已日趋冷却，
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行动越来越骄恣，部分是因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
医生来代替他。怀义和尚是一个易冲动的人，他在695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
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虽然武后公开谴责不慎
的匠人，但她知道谁应该负责，于是决定行动。她驳回了公开审讯的做法，
因为这不利于她重建明堂的决定，而且还会带来令人难堪的证词，所以她采
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这个和尚诱至宫内并秘密处死。随着他的死亡，武
后对佛教的态度似乎改变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称号，终止了杀生的
禁令；在她的年号中，在皇宫及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筑中，开始使用像“天”
那样的儒家字眼。但这些建筑决不是按儒家精神兴建的。史书中也有“用财
如粪土”的记载，御史们也经常提出耗尽民力和国库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
否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具有毁灭性，现在没有办法作出确切的估计。
虽然帝国仍旧繁荣，人民缴税一般没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对财
政事务越来越关心和开始打算处理帝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财经问题。695
年，李峤上疏提请注意浮逃户的数字日增，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从登记地出逃，
② 《资治通鉴》，卷211 第6487—6488 页。关于安西都护府，见大谷正直：《安西四镇的建立及其变迁》，
载 《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 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
1955 年），第190—204 页及以后。
① 这些礼仪在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33—134 页）中作了描述。
②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第122 页；S。温斯坦： 《唐佛教形成时期帝王的庇护》，载芮
沃寿和崔瑞德合编： 《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第297—306 页。
③ 《文献通考》，卷29 第272 页。
④ 《臣轨》见于《丛书集成》卷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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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未登记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议规定这些人向当局投案的期
限。他们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们的定居地登记，但不论何种情况，都要
成为正式登记的纳税者。新政策不仅由地方官员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
往各道的御史的监督。武后批准了这一计划，而且御史也实际上被任命了。
但计划受到朝廷几名大臣的阻挠，最后被搁置下来。然而它在8世纪初一定
被恢复执行，因为人们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了括浮逃使执行这类政策的有关
文书。这些文书的日期是从702年和703年起，当时李峤又成为朝廷中的主
要人物。①
在8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商业日益重要而引起的问题也受到相当的注
意。通货问题显然更加严重了。在7世纪90年代中期私铸成风，政府是如此
缺乏金属，以致必须熔化农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从701至704年，
某些私铸钱获准使用，作为应付通货长期短缺的一个措施。703年，曾有对
①
商人和贸易征税的企图，但它被朝廷的传统主义分子所阻。造成国库真正严
重枯竭的两个因素——迅速扩大的官僚集团的俸禄和防务费用——尚未达到
严重的程度。
但从695年起，防务费用开始成为大问题。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
默啜已开始在边境袭扰，他从此折磨中国达好几年，时而掠夺，时而又要求
②
归顺；时而叛乱，时而又要求和亲。在他的生涯的开始阶段，他顺从绥靖；
在695年，当武后将注意力转向吐蕃的更严重而紧迫的威胁时，他被收买，
得到了一个中国的“公”的封号。自7世纪60年代以来，吐蕃已一直在进行
它的领土扩张，但随着幼王（赞普）在676年登位，实权落到了属于论氏的
③
大臣们的手中，统治者对他们也难以控制。695年秋，最有权势的大臣论钦
陵率军侵入中国，次年春天在离长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打败了王孝杰和娄
师德率领的中国大军。武后立刻降了二将的级，但这一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契
丹反叛使她不能 〔对吐蕃〕作进一步的报复。
这场叛乱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护府
④
以来，一直平静无事。契丹人在这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们之中的李尽
忠和孙万荣升任很高的职务。但他们在中国官员的管辖下并不是一贯走运
的，这时的中国都护是一个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饥荒中，
①
他没有提供救济物资，并“视酋长如奴仆”。他们便举兵叛乱，在一周内两
名首领武装了数万人。官方的反应是迅速的。28名将领率领数目不详的军队
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败是一
① 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 6 （1961 年），第90—95 页；内藤
乾吉：《西域发见的唐代官文书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3 （1960 年），转载于他的《中国法制史
考证》 （东京，1963 年），第223—345 页。
① 见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 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
（1973 年），第429—445 页。
② 关于默啜，见勒内·吉罗：《突厥帝国：骨咄罗、黜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 年）的统治》 （巴黎，
1960 年），特别是第49 页以后；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 1948 年），第155—158 页；诺
亚米·沃尔福德的英译本，第107—11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39 页。
④ 《旧唐书》，卷199 下第535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5 第65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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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震动，它的规模造成了危急局势。次月，一份诏令提出大赦和重赏那些愿
意参军的罪犯或私人奴隶，这一提议是如此异乎寻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员气
吁吁地说它有损国基。同月，当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围地区筑垒自固时，突厥
人侵入今甘肃的凉州，仍占领陇右的吐蕃利用这一局势要求中国军队从“四
镇”撤出。
武后是很少因她的对外政策而受到称赞的，但在这次危机中她表现出的
冷静和果断完全值得赞赏。郭元振使她相信，论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
于是她顺应时势，派使者前往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
的是挑拨离间。默啜因地位稳固而要求优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
匙。这个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国的宫廷政治，因为他在以前已经提出，如果
武后愿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他并收他为养子，他就攻打契丹。这时武后答
应考虑这些条件，同时又颁发了承认他为可汗和封他为帝国将领的证明。默
啜把这些荣誉视作受宠遇的标志，于是利用李尽忠之死进攻契丹的基地，并
带走了不在那里的领袖的家属和生活用品。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
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国；同月，他们新联合的军队抵达营州边界，在冬季被
②
阻。据史书记载，“河北震动”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绝了契丹人要他们参加
废黜武后的圣战的号召。
697年在阴郁的气氛下开始。默啜已变得不耐烦了，于是又开始掠夺中
国的边境诸州。同时，一个与名门望族有关系的刺史刘思礼被一个术士的夸
夸其谈的预言所惑，组织了一次夺取皇位的阴谋。他吸收了一批京师官员，
但在他们能够行动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贯注于契丹威胁的武后已不能容忍，
便让到处插手的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
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皆
①
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 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约在这时，同父异母弟兄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又增添
②
了新的内容。这两个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锦绣袍”，靠与太平公主和
③
被认为与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宠，从而平步青云。虽然武后年约七十，但据史
籍记载，她善自涂泽，以致“左右不觉其衰”。可能在这时使她长出新齿和
④
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药，增加了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