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目标。756年秋，然后又在757年春，勤王军对占领长安的叛军发动
进攻，但都被击退，损失惨重。在南方，叛军穿过秦岭，直趋汉水边的襄阳，
虽然他们朝东南向淮河的推进在宋州（今商丘）被持续到757年秋的英勇的
抵抗所阻。②
① 关于勤王起事的最完整的记载，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中唐和晚唐的东北》，第1 章 （在撰写
中）；又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 8 （1954 年），第
86—91 页。
② 日野开三郎之文（载《史渊》，91 〔1963 年〕，第3—17 页）仔细地追溯了平卢军的历史。
① 戴何都：《安禄山史》，第241—255 页；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北京，1959 年），卷1 第217—218
页 （他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不去谴责杨国忠，而把攻击的决定全部归咎于玄宗军事上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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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南，动乱也出现了。在潼关败后面临政权可能垮台的情况下，玄宗
已把帝国的几大地区交由诸王子控制，极力企图依靠皇族的忠诚来维系王
朝。他的一个儿子李璘例外地已至长江中游镇守，在757年初期举兵叛乱。
也许他预期自已会成功地领导唐朝中兴，所以溯江而下夺取富饶的长江下游
地区；但他被迅速打败和杀死。同时在边境，外邻开始利用中国的内乱来侵
吞当时仍由唐朝控制的地方。主要的受益者为吐蕃和南诏；前者侵入陇右（甘
肃），限制了唐朝与中亚的交往，后者在四川进行蚕食。但是甚至在极南方
（包括安南），非汉族部落也起来叛乱，迫使中国当局撤离。
虽然朝廷虚弱无能，但暂时占有军事优势并控制河北、黄河、远至长安
的大部分渭水流域和大部分河南（中国最最富饶和人口众多的区域）的叛乱
者却没有另立取代唐朝的稳定的政体。虽然由于材料很少，人们不可能估量
他们的政策，但显然他们取得的支持很少，并一直被视为是些粗鲁的边境军
人而已，除了进行军事征服外，根本无权统治。也许安禄山在一开始未能取
得全面胜利的事实足以使他的希望趋于破灭；斗争一旦拖延下去，王朝就能
够利用剩余的巨大力量和支持，其中大部分是无形的。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
唐朝至755年的统治的成功。但叛乱者的眼光短浅的政治头脑一定也起了作
用。另一个因素是叛乱者领导内部的离心离德，随着安禄山在757年初的遇
①
刺，分裂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其子安庆绪继承指挥可能恢复了洛阳大本营
的和谐，但此事却疏远了在河北继续带兵的安禄山一代的将领，其中最著名
的是史思明。事实证明，当时河北和洛阳两派已经公开化了的争吵几乎是致
命的。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叛乱者在洛阳建都后，始终只对长安表示一种
消极的兴趣，即不让唐朝得到它而已。除了他们的东北渊源外，他们是否也
认识到渭水流域越来越不适宜充当政治中心？
随着757年秋政府军发动的进攻取得胜利，事态似乎发生了决定性的转
变。转变始于英勇善战的回纥雇佣军率先大举进攻以后在阴历九月收复长
安，这是他们在叛乱期间两次证明是决定性贡献中的第一次。经过了一系列
的胜利，进攻在阴历十月收复洛阳时结束。叛军不得不放弃邻近地区（其中
包括他们最近已经占上风的河南南部和东部），退到黄河以北。叛军大本营
被迫撤回河北西南的相州 （安阳）。政府肯定作了有成效的军事努力，但它
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河北的叛军不能为其西面的军队提供足够的支持。这些失
败以及两京的丧失在当时公开地把叛乱者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相州的安
庆绪和幽州的史思明。到758年初期，叛乱者的前途显得如此渺茫，以致史
思明本人宣布向皇帝投诚。朝廷由于不能最后消灭他，不得不满足于他名义
上的投降，所以就封他为原官。
在收复洛阳后不久，朝廷实际上停止了主动的军事行动。它的资源暂时
耗尽。朝廷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叛乱者此时虽被牵制在河北，但仍十分强大，
不能一举消灭。总之，普遍的期望是：最坏的逆境已经结束，唐皇室已被保
存下来，现在可以进行必要的重建工作了。758年颁布的大赦令宽恕了除少
①
数有名首领以外的所有叛军。这是有意识地愈合国内分裂的企图，但它也为
促使叛军内部倒戈以削弱敌人力量的战术目的服务。
在758年的大部分时期内，政府表现的有限的军事主动性令人费解 （除
① 见戴何都：《安禄山史》，第290—295 页及其参考材料。
① 关于这一政策的坚持和重申，见《册府元龟》，卷87 第13、14 和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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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自身继续虚弱这一理由外）。秋季发动的新进攻把叛乱者赶出黄河，但
安庆绪率领的叛军主力部队成功地撤至壁垒森严的相州大本营以确保自身安
全。政府军采用一种极为谨慎的战略，不在乎取得对河北其他地区的控制，
而只把该城围困起来。围城持续了整个冬季；到759年春，围城者和困守者
同样筋疲力尽。同时，朝廷对北方的叛将史思明的不适当的处理（可能是史
思明军事上的老对头李光弼的过错）又促使他背离朝廷。他再次叛乱，率军
南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袭扰围困相州安庆绪的政府军，最后在阴历
三月与他们进行对阵战。虽然据说他与政府军的力量对比不到一比十，但他
的军队仍把所谓“九节度使”的勤王军彻底击溃，迫使他们一路撤至洛阳。
史思明于是进而消灭安庆绪及其支持者，为自己取得了叛乱的大燕朝的皇
①
位。在当时，惊慌失措的朝臣把占压倒优势的政府军的惨败归咎于缺乏一个
受权的最高统帅以指挥和协调几支军队的将领的行动，虽然这不能完全解释
这次战败，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因各个节度使在联合作战中各自为战而
引起灾难性后果之事，则是不乏其例的。
这样，刚在一年多以前似乎几乎完蛋的叛乱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它的
结束遥遥无期。759年秋洛阳和汴州陷落，政府命运进一步恶化。从此以后，
时而一方主动出击，时而另一方主动进攻，但双方都未取得任何明显的胜利。
长时期的对峙一直持续到761年初期。也许就在这一叛乱阶段，出现了对现
存政治和社会秩序最有害的后果。虽然朝廷幸亏没有其他危险的僭号者出
现，但它本身却不能恢复元气。汴渠源头几个关键地区的丧失和汴渠本身的
失修，排除了从长江各地取得大量收入和运输军事物资的可能。因此，朝廷
能取得收入和支援的地区依然是十分有限的，面对这些地区，政府不得不采
②
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叛乱者盘踞的河北地区一定非
常困窘；但自756年以来已没有大的战斗，此时它可能已从最初叛乱造成的
困境中恢复过来，并且又变得比较富饶了。
从长期看，具有同样严重后果的是，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多地从中央当
局手中丧失。这些年的记载充满了哗变和小叛乱之事，它们几乎都出于个人
的野心和对抗，而不是为了宏图伟业。政府一再因这类与主要叛乱活动或叛
乱政权毫无关系的动乱而分散精力和受到牵制而不能实现它的主要目标。759
年晚期，接着又在760年初期，在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叛
乱。760年后期，长江下游又有一次大起事，761年和762年的四川也有起事，
但这远远不是所有的动乱。地方权力斗争、暗杀和公开蔑视秩序的事例甚至
更多。
这类目无法纪的行为常常使人难以分清敌友。例如，长江下游地区诸城
市遭受的唯一一次严重战祸发生在760至761年冬季镇压刘展叛乱的时期。
前来镇压叛乱者的政府军在扬州和楚州这两个富饶无比的商业城市胡作非
①
为，大肆掠夺和杀戮而不受惩处。数千名外国商人被杀。762年，由征苛刻
的税的企图引起的民众起义也遍及长江下游地区。袁晁领导的叛军据说总数
即近20万，他们蹂躏了浙江的大部分，直到763年阴历四月才最后被镇压下
① 戴何都：《安禄山史》，第307—321 页。
② 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北，1963 年），第94—101 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
桥，1970 年），第34—35 页。
① 《新唐书》，卷144 第4720 页；《资治通鉴》，卷222 第7101—7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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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比这些叛乱甚至更加严重的现象是地方将领日益不
请示京师就擅自行动的倾向。这些地方当局从朝廷往往已得不到指导和真正
的帮助，而只能自己临时设法满足地方的需要，例如在财政方面就是这样。
但在其他方面，它们干脆对朝廷的指令置之不理。总之，由于战争艰难地进
行而冲突又无结束的迹象，对王朝政权的一种信任危机显然发展了，它转而
又妨碍政府作出粉碎叛乱的决定性的努力。
叛乱者当然一定继续希望帝国权力全面崩溃。至少，史思明的将领们期
待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容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地方的权力范围。
但无论如何，消耗战既拖垮了中央政府，也拖垮了叛乱者。可能为了寻求新
的供应来源，史思明在761年初期又对勤王军的领地发起进攻。事实上，是
叛乱者而不是政府军差一点有了决定性的突破。761年4月在洛阳附近的又
一次大战中，他们击溃了政府军，并且威胁要沿黄河向西发动另一次进攻。
①
但史思明不久被其部下所杀。这对叛乱者来说是一个大灾难。他的死亡使发
动新攻势的前景趋于破灭，并且也使叛乱长期所抱的胜利希望烟消云散。如
同安庆绪，我们的史料对史朝义也不注意，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叛乱者在他
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依然是强大的。直到进入762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境况
才不利于他，并且又像安庆绪那样，他最后被他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的背叛
所解决。现在正在为第四个首领效劳的这些人发现，保全个人性命的要求优
先于效忠的要求。
762年阴历三月新帝代宗在长安登基，但他的继位对冲突的进程没有什
么直接的影响。可是他登基后随即颁布大赦，以重申肃宗的宽大政策，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