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阅读应当说是防止片面地割裂和利用材料的最可靠保证。
这种阅读当然必须首先有一种〃量的强制性〃，但它还不仅仅是要尽量读得多，而且也要在种类上比较全面地阅读。过去有些文人、学者也读书很多，但他们往往只是读一、两种类型的书，如只读经而〃不窥诸子〃，只读经而不读史，只读史而不识文，乃至只读语录而不习经，只读文章而不通经史等等。当我读到有的理学家的著作时未曾不在心里感叹∶如果他也能大量地读一读历史（包括野史、笔记）就好了，那样的话，他的思想也许就不会那样片面而苛刻了。乙部书可能是最有必要读的，历史往往是纠正思想家偏差最好的一副药。笔者有幸也经历了这样一番比较全面、系统、沉浸乃至陶醉的阅读，深信这种阅读大大地减少了自己先前的狂妄，避免了一些严重的偏差。虽然我在本书中常常不得不做出论断，但深知这种论断是不能轻易做出的，必须有大量的阅读垫底。
其次，有一种平易和谨慎的学术态度也是很重要的。我这里是想说明我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在我看来，历史上大的人物、事件、思想、流派的定位、定性是大致清楚的，乃至基本准确的，经过了那么多的反复辨难和那么长的时间淘洗，我相信最主要的历史事实是大致？明朗的。那么多双眼睛不容易看错，那么多脑子也不容易想错。记得有一位著名的清史专家曾经说过∶历史上那些大的政治事件是基本上清楚的，并没有严重的歪曲或颠倒（大意）。所以，我在对历史材料的考证和运用上比较尊重公认的意见、流行的意见。通俗地说，我在对材料的选择和利用方面在相当程度上是〃随大流〃的。虽然仍不放弃自己清醒的理性和独立的分析，但在没有足够的材料证伪之前，我确实宁愿信其真，而不信其无；宁愿信其美，而不信其丑；宁肯承认前说，而不自立其说。我经常提醒自己勿〃扬高凿深〃、〃好奇炫博〃，提醒自己勿有意作任何〃新奇可怪之论〃，我当然不认为尊重流行的对历史材料的意见就能使自己总是立于正确之地，但我相信，这种态度和轻易推翻前说而自立其说的态度比较起来，还是一种比较合理、也比较谨慎和谦虚的态度。在一些动辄要为某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翻案的文章后面，我总觉得隐藏有一种狂妄（而实际上更深处还可能有一种在考证上走入困境而又不甘心的无奈），另外，我们也无法事事都自己先去考证一番，即使我们真这样做，我们也可能无法比别人做得更好，这正说明了通过学术分流、学者分工来进行学术合作的必要性。总之，我所采取的态度是∶一般来说都接受比较流行的意见，如果要在材料的运用上不取流行的意见，那么一定要提出比采取流行意见更多的理由。而这一办法也有助于防止我太多地以自己的思想扭曲历史材料。当然，我所说的尊重和利用前说主要是指对历史材料真伪和性质的基本解释，而不涉及对历史材料的意义的进一步阐发最后，培养对学术的一种非功利态度和一心追求真知的精神更具有一种根本的重要性，是一种治本之策。余英时曾谈到乾嘉诸老把〃全幅生命都贯注在〃训诂之中，他们的治学已经具有了一种宗教的热诚，（《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23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梁启超从清代学者的人格生出一种观感∶即要〃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清代学术概论》第33节）王国维批评康有为等以学术为政治手段，即以学术为用，而主张学术发达必须以学术本身为目的，使学术独立，勿成政论之手段（《论近年之学术界》）顾颉刚说〃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古史辨自序》）学者有这样一种精神，有这样一种存心才有望取得真正巨大的成就，也才有望能从根本上摆脱以思想、乃至以政治来扭曲历史材料的危险。这并不是说学术完全不要考虑经世致用，而是说学者在研学问、谈思想时不能存一个求用之心，不能以学术为手段，而是必须一切以追求真知、追求真理为目的。至于〃用〃则有种种，哲学可能是表现为一种〃无用之用〃，有些义理不一定能为〃当世所用〃，所以看起来也是〃无用〃，能为〃当世所用〃的也不一定是由思考者自己去〃用〃。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学者不可在研学问时有一个利用之心，这时他想到的应该只是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什么是真理，他应该只服从真理。
现在，我想转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重视思想？或者说，为什么要比重视历史考证更重视思想性著作？
清儒也曾有过应当更重义理还是更重考据的争论。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种观点∶
⒈只重考据，只谈考据。如王引之说∶〃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二事而已。〃（转引自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这是从其为学气质所近考虑而只重考证，这类学者虽已略微偏离清初自顾亭林起就已形成的〃以训诂明义理〃的主导观点，即不再考虑〃义理〃这一目的，但他们却常常因专一而有非常杰出，乃至比欲〃以训诂明义理〃者更突出的学术成就。
⒉更重考据。如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经籍纂诂序》）这一类学者还是不忘记〃以训诂明义理〃的目的，有的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实际上还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考据上，其学术成就主要还是考证方面的成就。例如段玉裁晚年感叹自己的一生成就止于小学，而未能由小学通〃古圣贤之心志〃。所以，第2类学者与第1类学者不易划分，也许都不宜以有为还是无为于义理来划分，而只能以有心还是无心于义理来划分。但这一点是明显的，即这两类学者在清代学者中占据了绝大多数。
⒊更重义理。按〃以训诂明义理〃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义理是目的，训诂只是手段，由此也许可以说服膺这句话的清儒都更重义理，但正如上述，实际的情况却是不然，大部分学者事实上还是更重考证，以考证为优先乃至毕生的工作，只有少数特立独行者才真正重视通过考证去阐明义理。如戴震晚年说∶〃惟义理可以养心〃。（《皇朝经世文编》卷二戴祖启〃答衍善问经学书〃，又见焦循《雕菰集》〃申戴〃篇中说戴震临终前谈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至此方知义理可以养心。）戴震在〃与段玉裁书〃中也以阐发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为自己生平著述之第一，并认为此中义理非宋明义理，而是〃自得之义理。〃此外，章学诚也更尊义理，主张以义理为主而考据为辅，并且不欲使考证仅限于经学训诂，而重视从历史中发明义理。至于姚、翁方纲、方东树等，虽然也对过份看重考据的时风不满，强调要以义理为尊，但同时又认为义理已明，那义理就是程朱所解释的孔孟义理。
⒋只重义理，只讲义理。这一方面的学者在清代不特出，其比较典型的还是宋明儒者，尤其心学一派的儒者。
我们现在想讨论的应当更重视思想还是更重视历史考证的问题，当然不完全等同于清有关义理与考据孰重的争论。清儒所讨论的这一问题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从历史考证这方面来说，清儒所理解的考据；首先主要是文献的、文字的而非实物的、全面的，虽然有些器物已经进入了清儒的研究视野，但他们主要还是对器物上面的文字感兴趣，还有不少种类的历史材料不曾被他们注意到，更遑论有意识、有计划的大规模野外考古了。其次，在历史的书面文献中，他们所注意的也主要是经书而非所有古代典籍；而在这些经书中，他们尤其重视的又是其中一个个文字的训诂而非它们总体而连贯的意义。这里当然有例外，比方说有相当多的学者也重视史，晚清的学者也开始注意诸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清代学者的中心工作和最高成就还是训诂。而这种训诂又决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或语言哲学，包括清儒自己也看到了这一问题，并有相当尖锐的批评，如方东树说∶〃汉学诸人，言之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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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思考
学术著作…伦理学 伦理学 社会史 人生哲学 返回首页〉学术简历〉讲授课程〉招研计划〉学术著述〉散文杂著〉翻译著作 《良心论》 《底线伦理》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 《道德·上帝与人》
跋：有关方法论的一些思考和评论
二、系统的思考
我真正的学术工作实际是从对非理性主义的研究开始的，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是一组有关萨特的自由哲学的文章，直到1989年初，我还没有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化的打算，在给《中国青年》写的一篇介绍我有关分为社会伦理与个人伦理两部分的伦理学体系的设想时，我还是认为这只是给有志于此者提供一份草图∶
“体系非吾所愿，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是介绍某些草图棗那是别人的设计；也提供某些石子棗那是我自己的感受，这些草图也许可供建筑大厦者参考，这些石子也许可以被投到搅拌机里，混以水泥沙子和别的石子做建筑材料之用，但我心底却还存在这样一个疑问∶有必要建造一幢大厦吗？”（《中国青年》1989年第2期）
然而，三、四年之后，我的想法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不仅觉得有构建思想大厦的必要，而且自己也决心参与构建。那么，现在我为什么这样想呢？
我最初对体系的拒斥是从对黑格尔的体系，或更正确地说，是从对一种衍生自黑格尔哲学的思想体系的反感那里来的，我不喜欢那些以绝对口吻阐述的、僵硬的、动辄称之以“必然性”、“客观规律”的教条总汇，不喜欢它们压抑人的主体的思想力和创造性。然而，后来当我读了大量中国古代思想典籍之后，又返回来读西方哲学，对黑格尔的一些话却有了新的感受，黑格尔说∶
“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
……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许多哲学著作大都不外是这种表示著者个人的意见与情绪的一些方式。所谓体系常被错误地理解为狭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