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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样几次折腾，我就不再去做发财梦了。应该说，我不是做买卖的那块料。在黑龙江省，原来不同观点的两派头头——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刘雪峰、韩潮、宋振业——除陈造反外，其他人都被“三开”，都做买卖了，而且成为大买卖人——企业老总，挣了大钱，置办了资产，只有我——也曾有拽我合办公司，几次因为在守法、纳税这些问题上存有歧见而作罢——还是一个普通教授，吃粉笔灰、爬格子，靠工资生活。
人的生命一半靠物质支撑，一半靠精神支撑。我的生活不能离开书，离开书就像缺氧那样难受。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予书》说得好：“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如今我决意要重执教鞭，就更得读书，而且更要认真刻苦地读书学习。最要紧的是，人生的精神支撑在于理性；理性愈强，生命的自觉性愈强；生命的意义愈大。每逢生命旅程的关键时刻，我就是捧着书本、寻找理性的支撑而顺利实现历史过渡的。正是在书本上通过与前人或哲人或智者对话，使我进一步领悟人生，感受人生，就是奋斗，就是自强，应该直面人生、直面困难、超越自我，得到前进的向导、克服目前困难的悟性。人生不能总是一本正、一条道，可也不能掉以轻心、玩世不恭。从来击倒自己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尼采从书缝中告诉我，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现在的状态，去努力实现与自己相称的理想状态。我不相信，我从此的命运只能混时度日，而不能重铸人生。爱默生从书架里跳出来这样警告我：“也许有人想说，从命运角度来看，命运主宰一切。如果这样，我们将告诉他，命运的一部分是自由的。相信命运和运气的人，仅停留在极为低级而危险的水平上，他们正招致自己所恐惧的不幸。”我喜欢尼采说的，一息尚存，也要充实。在我看来，所谓穷困潦倒，其实是精神崩溃。只要自己把内心的灯点亮，自己周围便是一片光明。
然而，我的一位校友——历史系的L对于当局能让我当教员表示极为怀疑，以为绝无可能。一天他来家，看我正在埋头看书，便大发贬词，认为我这把年龄、这个时候，发奋读书毫无意义，很不现实，不如做点什么买卖，或是做些不大用脑的事，教育好孩子，自己也图个轻闲自在。因为是好友，说话很敞开，但他的言词不乏讥讽。我当然要把孩子教育好，但我自己也要刻苦奋斗，做一次最后冲刺。我不愿意空泛地讨论人生问题。因为对于人生的空泛议论，纯粹是经院哲学，谁也难找到说服对方的词语和理由。同时，我此时不便拿出什么名人高论同他理论，也不应该深谈我的什么弘志大愿与他交流，因为我是落难之人，应该若愚若傻。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需要人说同情、怜悯的话，也不希望别人以为他是智者，对我可以指手画脚，更不容别人挖苦讽刺。他走后，我想，历史上多有劝学、勉学、鼓励积极为人处世的故事，哪有如此这般劝人不要读书、教人混世的先例，于是，脑海掀起一片波涛，感到心事难伸，就这事写了一首诗。
某友讥吾读书记作认命此生尽愚顽，时羁何再累物迁。
书林踏觅无终日，乐在其中不知年。
人生的定位、颜色和亮度，也许因为折变，而变得浪漫，或者演成传奇。一些偶然性因素，常常成为决定性原因。或者一个事故，或者一次会友，或者一次夜读，或者其他意想不到的突发事情，往往改变一个人的方向，甚至命运，使其人生发生戏剧性转换。我到黑龙江省电大工作，就颇具偶然性。
如前所述，我想到高校任教，一时却又苦于没有渡桥。正在我决意重新从教、踌躇满志之时，1984年4月的一天晚饭后，我和玉梅在花园街散步。我们平常很少从这个方向走，也许是天赐良机。我们漫步在花园小学门前，不期遇见了在黑龙江电大工作的张志生。我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说过，张志生是我们的广播员，文革后期也是炮轰派。她，为人热情、爽朗，快言快语，乐于助人。久别重逢，相见备感亲切，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寒暄之后，谈及我想找个学校当教员的想法，她感慨不已，热肠未减，极力拽劝我去省电大，认为目前正是时机。
“电大，现代远程教育，打开电视学习，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你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通。省电大，刚组建，缺教员。你去教哲学、经济学，多好！”她显得十分兴奋，说话惯用短语，给人一种激情四射、满腹信心的强烈感觉，很打动人。又向我介绍了省电大现有哲学、经济学教员的情况。说完，向我亮出V形手势，走近一步拍拍我的胸脯，爽朗大笑。
“你去真行！”分手时，她又拍了我一下肩膀，用力推我一把，仿佛这事她一言就这样敲定了。
社会生活的游戏就是这样：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顺应时代潮流，风云聚合，走过一段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凡历程，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相同的观点和一致的人格，以共同的生活体验，所结成的友谊是惊天动地的，无论什么缘由、无论分隔有多远、多久，我们的心总是息息相通，一拍即合。历史、地理可以使我们分开，但我们一见面，给彼此的信息所产生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仍然具有巨大的信赖力和推动力。就是张志生这么几句不多的话，于我当教员业已形成的回旋器中，又平添了一个强力加速器。第二天，我先通过贾德华打听省电大一把手——齐文志的意愿。齐表示愿意接纳。于是，我自己到文教办运作，没过几天，我便去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
公元1984年5月1日，我生命中重返教师岗位的第二个旅程正式启程！
到了省电大，开始按照上头的旨意，分配我在图书馆工作当图书管理员。能到电大图书馆工作，使我非常高兴。一般人不知道，以为在图书馆工作，什么人都可以。其实不然。在我看来，只有有学问的人才配在图书馆工作。我虽然没有学问，但我有志搞学问。因此，我很高兴。而且，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的一个跳板、一个中转站，有机会我就可以当教员去。
社会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已经沉落，现在的问题还是“上老不通谅”，他们对政治还颇有余热、颇具关注之心。我得慢慢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在图书馆，我可以免费看我要看、想看的书报资料。长期的失群生活，使我变傻了、变钝了。这一回重新生活和工作，与知识分子为伍，如鱼得水，有一种清新感和踏实感，觉得又回到了人间。
当时的省电大，刚与省函授教育学院分开，搬到现在的地点——和兴路92号。图书馆配备了我们四个人。不过，所谓图书馆，有其名无其实，一是书刊不多，又没有书架；二是因为刚搬家，各种图书既没有造册登记，也没有分类整理、摆放，而是散乱不堪地堆在一间大屋子里，人们进屋子里下不了脚，谈何借阅等什么业务的开展。分配给我的任务，首先是为图书分类建制。
图书这样东西，如果不分类整理上架，要找一本书，就像到大海里捞针，茫茫然，无从寻觅。搞图书分类，是一项具有科学性、严谨性而又十分烦琐的工作，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巧。我除了知道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等大类划分之外，其余更科学、更系统的细分知识一无所知。其余三位，也是刚刚调到这里，入门方初，并不比我十分强。我只好向图书请教，寻找图书分类学，并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通过学习才知道，原来图书分类，学者众多，观点纷纭，学派林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国并未完全统一，几个名牌高校各行其是。
领导要我们一面学习图书分类学，尽快制订分类目录；一面要求按图书的大类抓紧组装书架，以便尽早营运，向师生开放。这样，需要对现有散堆在地上的图书进行清理登记。这就给我一个读书的极好机会。长期呆在家里，苦于没钱买书。作为一个大学图书馆，散乱地堆在地上的这些书刊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的我，却是如入书海报洋刊湖，浩瀚一片，令人眼花缭乱，一时不知从何着手。当时，我正在学习、探讨经济美学。这是我自己开辟的新学科，需要对于以往的文化学、美学做一些分析和总结。为此，我贪婪地寻找和浏览有关这方面的图书资料。
这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清理图书、成组打包或装箱，准备上架。因未定具体目标和时间要求，我慢悠悠地推着干。于是，清理图书就变成了我在书海中的寻宝、摸宝、探宝活动。应该说，原来的图书在搬家时还是成组、成套的，因为野蛮装车、卸车，全乱了体系，加上一些人乘机乱抓、取其所需，更使这图书家庭长辈不是长辈、兄弟姐妹不是兄弟姐妹，乱了伦。这样，我的清理速度，完全以我的兴趣而定。有时顺利之至，快如穿梭，“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有时如蚁觅食，循回往复无果；有时注目凝神，裹足不前；有时宝书到手，放怀而读。所谓徜徉，如我如况。
我最早清理出来的就是美学、文化学、文学、诗歌、美术、文艺评论方面的图书、资料以及人物传记、思想史之类。许多东西，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例如，许多世界名画、名著，从未有机会有时间目睹他们的风采。现在一见，有一种故友重逢，难舍难分之慨，不忍把她们包扎起来，便席地而坐，狼吞虎咽般读起来。常常忘记了下班、忘记了吃饭。正是陶渊明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又有趣地是，我这样自律性工作，竟被人们视为一种“忘我工作”的好表现。这一期间，我如此慢动作，却连连受领导表扬。馆负责人付春茂，是一位厚道热情的中学老校长、老支书。对我很尊重，也很理解，经常勉励我，不要气馁，总想法子帮助我，天天上班关照我，“漫漫来，别着急！”一次会后休息，我俩攀谈起来，言不尽意，为感谢他对我的关爱，我即兴写了一首藏尾诗送他：
谢君词自认韶华东流付，却因电大喜迎春。
难得晚秋生新茂，劳君嘱我自律好。
公元1984年9月12日
这工作，直到现在还刺激我美好而越来越兴奋的回忆神经，那时令我情志高扬的是，在别人以为我被贬为不屑一顾的图书管理员，却因祸得福，一举两得：既做“好”了工作，为学校图书馆建设立了功；又为我自己寻找美学的发展脉络初步理出了一些头绪，为新学科——经济美学建设奠了基。
我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感到极大的满足，又受到莫大的激励，我看到了一个新奇、美好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