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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坚持宽容原则、青年应该全面发展，经风雨、见世面的第一个最早、最高倡导者。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的1964年春节谈话，是对我国大学生的一次开禁。毛泽东提出要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老师讲课讲的不好学生可以睡觉。考试打小抄，也是学习。要让学生直接接触西方的东西、封资修的东西。不然就没有免疫力，一旦遇到这些东西，就会分不清是非和真假丑恶，就容易被人俘虏或打败仗。要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实际，否则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特别是文科，大课堂不在学校，而在社会。毛泽东还主张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大学生的伙食标准。号召学生到大江大海大风大浪中游泳。文化大革命之初，文科学生停课闹革命，以文革大批判为课堂。这一系列的说话和做法，使我们的思想大解放。因此，批判“三家村”，联系本单位实际，高校的广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和年轻教员犹如樊笼开放，很快就发动起来，形成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师生们不再对本单位党委抛出来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感兴趣，而是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揭发党委主要负责人的方向道路问题以及他们的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不管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如何高压，其中的一部分师生凭着对毛泽东的信任，斗志昂扬，毫不示弱，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旗帜，真理在握，正义在胸，继续同工作组斗，而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以后，胆壮气粗，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的闯将。
文化大革命采取大民主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中学生还可以到全国进行大串联。
青年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天然担当者，也是民主、自由、平等的积极开创者。他们天真烂漫，思想无羁，向往未来，图谋创造，希望有一个独立思考和相互争鸣的自由空间。青年历来是旧世界的爆破者、革命者，新世界的开拓者、献身者。古往今来，中外国家，概莫能外。青年人，为理想而动，为真理而动，为信仰而动，为爱国而动，为革命而动，为民主而动，为正义而动，为爱情而动，为激励而动，是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突击队、生力军和主力，成就了人世间的伟业，可惊、可钦、可歌、可泣。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大民主的形式，每一个国民、青年学生第一次真正享受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尝到了其中的艰辛和滋润，也尝到了从未有的兴奋和快乐；通过大民主的形式，每一个国民、青年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和聪明才智，发现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看到了自己的适应和不适应，从而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和途径。
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形势逼着每一个人独立思考，人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认识、良心和知识，迅速对人和事物做出自己的反应和决断，拿出自己的意见、主张和实际行动。人们可以组织自己的团体，发表自己的政见，策划并组织宣传、鼓动，开展推广自己意志的各种活动。有人说，这种自由只能锁定在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内，而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自由。这是对自由的绝对理解。《人权宣言》说的好：“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法律“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指导思想，怎么能允许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自由。
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我和我的同学、老师组织、领导了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提出了我们自己贯彻《十六条》的具体意见和一系列主张，坚持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路线，在当时省委、院党委组织高压的社会环境下，艰难奋斗，由不到三百人的队伍，发展到团结并得到全校师生员工拥护的群众组织，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表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我们团结大多数的经验。
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我们一个在哈尔滨并不出名的师院造反团名扬天下，由全省大联合群众组织，在我不在的情况下，推举我作班长，在我主持下，在全国首倡军干群三结合的形式，组建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为毛泽东以后肯定并高度评价的夺权临时权力机构和政权组织形式，为稳定革命形势，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我领导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通告，指挥全省各地的夺权斗争，各级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解放干部，倡导红卫兵整风，实现了全省稳定。
我想，正是这些事实，大概就是周总理力保我的重要原因吧。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党批评不得的不成文的禁锢，把各级党委、广大党员真正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由宪法赋予执政党的地位。她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具有铁的纪律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并贯穿于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通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以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禁锢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不但各级党委不能批评，连一般党员也批评不得。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党批评不得的不成文的规定。开始通过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后来通过《十六条》明确规定，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地方党委就是地方党委，基层党组织就是基层党组织，党员就是党员。不能说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十六条》还第一次公开承认各级党委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分为四种情况。人们可以直呼领导干部其名，包括中央领导，可以自由批评他们，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思想大解放。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领导干部的“尊严”。文化大革命期间，揭露了各种面纱，通过《十六条》公开把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个类型，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还了历史的真面目。文化大革命前，党内许多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养尊处优，架子大，动则训人、甚至骂人，官气十足，耍官僚，老虎屁股摸不得，存在官、娇、骄、暮四气。文化大革命，通过大字报，群众揭批大会，靠边站，下放劳动，广大干部丢掉了官气，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端掉了架子，横扫了官、娇、骄、暮四气。我后来发现，在我们师院以至于全省许多地方，凡是经过群众面对面的揭发批判、真正触及灵魂的领导干部，在几次大的反复中，包括批判“四人帮”之后，大多数始终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们觉得自己确有错误，无脸把不是当理说。一有机会就替自己翻案、反攻倒算的人是极少数。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只讲好的一面不讲阴暗一面的常规，人们可以用大字报揭露党内的各种问题。
通过文化大革命，群众对党的监督大大加强，第一次真正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群众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大字报。那些有严重问题的人，最怕群众给他们贴大字报。所以，群众将大字报称为照妖镜。我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哈师院一些多年积聚的问题由大字报揭发出来之后，中层领导和群众感到心情舒畅了，做工作顺心了、起劲了。人们的大字报，往往先摆现象，日后逐步深入，最后把矛头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大字报只能为革命群众运用，也只有群众能分辨是非和真假。对于那些公报私仇，甚至歪曲事实，或者故意把水搅浑的人，人数不多，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就在群众中受到孤立，很快就退缩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夺权前夕，一些曾经整理过群众黑材料的党员受到群众冲击之后，虽然群众中有人很激愤，要求烧掉他们的党票——入党志愿书，但他们不是指责群众的过火行为，而是沉痛地检讨自己不应该把群众的言论无限上纲，希望得到群众谅解，给自己一个改过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开创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新局面，建立起人民民主和群众专政的新秩序毛泽东认定，敢不敢发动群众，决定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十六条》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辨别正确与错误，识别香花与毒草，分清行动的是非。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就是曝光、就是公开、就是阳光。所以说，大字报既是揭露党内问题、揭批走资派的思想武器，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反复中，每一次都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考验。比如，1966年底到1967年年初经济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在我们师院造反团内，也有个别人认为，这是工人运动初期发展的正常现象，经过全体大会激烈的辩论，终于达成了共识，一些原来认为正常的同学，后来体会大辩论确实是大课堂，使他们避免了一次错误。还有关于戴高帽、摸黑脸、大弯腰、喷气式、剃鬼头，这些违反政策、违反人道、人性的做法，也是在实战中，大家取得了共识，后来在我们师院的市场就越来越小了。到批陶源工作组时，我们就是完全的文斗，既没有给他戴高帽，也没有叫他大弯腰。
针对刘少奇派工作组压制造反的做法，提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这在当时，是对青年学生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于是，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各种不同观点的大中学生，当时都有自己不同的组织，大家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宣传自己、推广自己。正是在这种自我组织中，实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使人们增长见识和才干，获得锻炼，竞相成长。有些组织发展了，有些组织萎缩了，有些组织自消自灭了。每一个过来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里有自己的得失账。
文化大革命不许公检法介入群众运动，只准人民造反，不许地富反坏乱说乱动，建立起人民民主和群众专政的新秩序。一方面是人民民主，人们只要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对共产党，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组织群众团体，宣传和推广自己，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而由群众和实践取舍。另一方面又是群众专政，由群众组织监督地富反坏的活动，监督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