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口号、起哄，并有许多人冲向主席台，围攻我，推搡我，有的人甚至向我直舞动拳头，威胁着要我下台。我这时才意识到党委要阻止我们。贾作富、吴文中、郝忠、杨桂宾、魏醒学、王恩华等人紧紧地保护着我，在最紧张的时候，贾作富、吴文中、郝忠等把我拥上讲台，使麦克风牢牢地控制在我手里。但是我没有办法讲话，台下见我站在讲台上，一片斥责声，要我滚下去，乱成一片，这时韩光耀和董振山等人见机行事，立即组织拉拉队。我跳下讲台，韩光耀拉开嗓门指挥喊道：
“一、二！”拉拉队齐声呐喊，“静一静！”
“一、二！——静一静！”
“请主持人讲完话，不同意见按顺序；我们讲完你再讲，机会均等莫慌张！”
另有一些人也组成拉垃队喊着：“主持人，通报姓名，你有什么资格开大会？”十几人附和着，大声嚷着：“报你们的狗名，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主持全校大会？”
是啊，自从哈师院建校以来，还不曾有过一次由几个学生不经学校当局允许擅自召开群众大会的先例，更何况深更半夜把人叫起来，岂不是作翻了天，这还了得。真真岂有此理。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不过，这些呐喊，还真帮了我们的大忙。其实，这里实际上有很多人是为了起哄，想立即赶我下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他们的喊叫，却使整个会场一时静了下来。于是我抓住机会，从容不迫地说道：
“我们今天发起开会的人是：范正美，中共党员，政治系四年二班学生，系学生分会主席；魏醒学，政治系四年二班学生，班长，共青团员；杨桂宾，政治系二年级学生，中共党员，院学生总会副主席……”还没等我说完，有人又起哄了：
“你们凭什么开全院大会？”
我说：“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凭的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只是向大家报告我们听到的情况，并不要求谁一定要参加我们的会议！谁都必须同意我们的观点。集会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这样说完之后，会场暂时寂静了几十秒。但是，忽然，学院保卫科的人跑到台上，对我吼道：“二楼挤满了人，严重超重，要出事的，赶快把人撤下来！”听他的口气，这是命令，容不得通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这句话，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情沉重起来，心里真有点害怕，如果把楼压蹋了，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顿时感到心跳加速，有些紧张。但是，我并没有慌张，在韩、董拉拉队的配合下，对着麦克风郑重地喊道：
“二楼的同学们，请大家以安全为重，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也为了你们的安全，请站在二楼过道上的同学们下到一楼来。”
根本没有人理我的话。我的话刚说完，会场又乱了起来，一些人再次跑到台上，围攻我、推搡我，喊着要我滚下台。这时我横下一条心，心里想，“没那么容易，既然敢这么开会，就有办法开下去！”
这时，贾作富、郝忠、吴文中等七八个大高个同学，再一次把我保护起来。我听到一个同学在我耳边说，不要紧，这是吓唬咱们的，有一次演出，比这严重的多，谨防上当。于是我心里有底，继续主持大会，铿镪有力地宣布：
“方才，也就是一个半多小时前，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同志在工大礼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话，郑重宣布：省委召开的718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未等我的话说完，会场上又起了骚乱。我们明白了：反对派不允许我们开会是假，不要我们宣传陈剑飞讲话是真。他们以学院的会只能由学院领导召开为幌子，极力想把大会搅黄。在我旁边出主意的胡云飞老师小声对我说，“他们打的是程序，在程序上错了，会就开不成。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好厉害噢。”我第一次理解了胡老师的法律术语，点头说。
于是我们改变打法，将计就计。我提出：
“根据《十六条》的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学院的师生大会，师生自己当然可以召开。集会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继续开会。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不同意见实行轮流发言。”
逻辑的力量在这里起了作用。我宣布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符合《十六条》规定的革命逻辑的，无懈可击，因而得到各种观点的师生的积极响应，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不同意见可以辩论，这就争取了中间观望派。这个小小的进展，当时给我很大的鼓舞。这是大会第一次对我的提议表示认同。我看到有人在下面捅捅咕咕，但人们没有理他。让不同意见的与会者申述自己的观点，这是主持有不同意见的会议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它把那些想捣乱的人的嘴给堵住了。因势利导，争取人心，千万不能简单从事，我心里在嘱咐自己。
于是，由我主持的大会得以继续开了下来。
大会的发言都是即兴的，这就需要平时的口才训练和知识积累及临场的应变能力。这是一场唇枪舌战，实际上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辩论：
一是时至今日造反有理这句话还对不对？
二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还要不要党委领导？
三是今天晚上的会开在半夜该不该？
大会辩论激烈、充满着火药味，但秩序井然。不同观点的发言者，不时获得自己方的听众的喝彩和鼓掌。而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听众，则倾向于他们自己所立的规矩，凡是他们认为对自己心思的就鼓掌。不过他们的态度恰如墙头草，制约他们的是风力的大小。这时人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看得明白。一是从鼓掌上，看出中间派的不稳定性，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骑墙，而是看风向。二是演讲者的认识、学识及其口才，必须善于争夺中间派，扩大同盟者。
我们的发言者说，“造反有理”具有明显的道理，是针对具体的对象说的，这就是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错误路线的反，造错误的领导的反。共产党内部有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应该造它的反，我们不是造苏联修正主义的反了么！不要一说造反就慌张，就跳起来，就觉得不得了，就是反对共产党。你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不搞修正主义，不是他们的孝子贤孙，你那么革命、都是对的，怕什么？发言者继而陈说历史，慷慨评说古往今来的造反举义者，都是压出来的。这些话，语言犀利如刀，理义明达似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听起来耳顺，想起来符合逻辑，不断搏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我记得，在这次会上，我们的代表，化学系的傅占元，拿着卷筒式的提纲发言，旁征博引，语出惊人，丝丝入扣，妙语连珠；任万新拿着一张小小的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小字，联系历史、对照十六条，逻辑缜密，语言挖苦，笑里藏刀，令人捧腹。他们俩的发言，都在二十分钟以上，博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有力改变了大会的力量对比，并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大会约进行到半夜两、三点钟，对我们召开大会完全持反对态度的人的发言，显得越来越逻辑混乱，理屈词穷，有点吃不消了。于是他们改变策略，在发言中把话峰一转，提出片面强调自己管理自己，是不要党委领导；不能把群众运动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也不能群众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会，比如今天这个会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因此是错误的。
大会的风向变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同志进行了有理的驳斥：《十六条》明确指出，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存在着四种情况：一是能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二是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三是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他们的辫子；四是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又说，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请问，目前，我们学院运动冷冷清情，我们按着《十六条》办事，自己出面传达省委领导在工大的讲话精神，这对我校的运动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党委领导吗，省委是不是党委？台下爆发出响雷似的掌声。于是，台下有人高喊（我想这一定是我们的拉拉队）：“请院党委领导对今天的大会表态，看看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一类？”台下掀起一片欢呼声，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种效果是我们十分期望的。
这时我们得知，哈师院机关干部如临大敌，已经各就各位，进入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可以根据党委最高领导人的旨意，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但是，他们不知道，在洪水已来临之时想再垒堤防，已经来不及、也垒不起来了。所以，当我们派人去找领导时，除了一把手之外，其他领导人俱在。我们的代表问：
“院党委书记在哪里？”回答是冷冰冰的“不知道”。我们的人心里想，准是躲起来了，没有纠缠耽搁而另寻别的办法。
院党委主要领导人没有出面讲话，而是派一位副院长出来应付。这位副院长平时说话，底气足，调门高；此时，却显得特别紧张，举止笨拙，讲话的调子十分低沉，既不敢说今天的大会是不对的，又不想说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语无伦次，态度暧昧，只是语不连贯地说：“这是学校部分师生召开的大会……”令我们十分愤懑。我们正义在握，我们的大会当然是革命的大会，但是，必须由学院领导亲自说出来，才能教育那些反对我们自己召开群众大会的人，才能让中间派站到我们这一边，也才能坚定我们的信心，鼓舞自己的斗志。我们几个临时召集人很快碰商了一下，这时工大的两名同志也过来出主意，他们认为大会开得很好，应该派人去找省委领导人来表态，争取全胜。
我们商定，派杨桂宾、吴文中、韩光耀等人以尽快的速度去到省委机关大楼找省委领导。
当时去省委的有：杨桂宾、吴文中、韩光耀，还有军工的一个女同学，陈淑兰，可能还有我院的任国庆等，正值拂晓，大家一路跑步，到省委大院时，天已大亮，还没有上班，找不到省委领导，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忽然陈淑兰高声喊道：“看，陈雷同志来了！”陈雷是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是，大家赶忙迎了过去，向他作了简单说明之后，邀请他对我们的这个大会表个态。他开始有所犹豫，似觉不解地说，“我去说什么？”杨桂宾等人说，只要你在大会上说一声我们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就行了。他哈哈大笑说：“这么多群众开大会，革命造反，当然是革命的。这还有什么问题，不就是这么几句话吗，走！我讲。”说着，不要车坐，跟学生们一路走，一路闲谈。
是的，根据当时党中央的精神，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聚集在一起，他们壮怀激烈，信誓旦旦，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