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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造反团的大事，常常是总团只提出某些想法，或出题目，交由全体大会讨论、辩论，当场拍板决定的。常常还有许多人突然提出新的问题，引起新的意见或冲突，甚至把原来的一揽子想法全部推翻。这种大会开起来，辩论相当激烈，发言者用词尖锐、火辣，挑剔性强。没有权威，决策靠的是讲理。谁的说理彻底、说服人，谁的提议就获得通过。严格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当时情势变化复杂、快速，不能邋遢，要求讲效率，开短会。领导者发言偏颇、拍板出现失误，就有可能随时被轰下台。所以，领导人经常更换，很不稳定。这就是当时各个造反团决定问题、采取对策的特点。不过，也有的会是总团领导人用“点火法”煽动起来的，这要求讨论的问题原来有一定基础，领导人能够理解群众的心理。例如，关于院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李某，我们全团上下认为，他是“狗头军师”，是杜若牧的忠实走狗，给杜出点子的人，当打手和急先锋，在7？16前后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把他拉下马，多次报省委就是不批。为此，我们一时拿不出好点子，使运动处于相持状态，直到12月份。一天下午，全团正在开大会，省委书记于杰忽然来师院，我们闻讯之后，立即把他请到会场，当场要他答应罢李某的官，否则，我们就要把全部队伍拉到省委，到省委静坐；省委不答应，我们就不撤回队伍。于杰当然不会答应。我就同于杰叫号。这件事，全团并没有事先讨论过。只是我们几个头头临时碰头决定的。我同于杰叫号，心里也并没有大家支持的确切把握，没想到竟然得到全团的热烈响应。于杰办事本来就不那么爽快，这时更是吱吱唔唔，于是我便见机宣布带领全团成员几百人出发，到省委静坐，要求罢李某的官。到省委静坐26个小时，经过反复交涉，省委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几百人到省委要求罢校领导的官，并且得胜回朝，这在哈尔滨还是头一回。
第二、我们造反团有两个老师当参谋。这两个老师都是政治系的。一个是教中共党史的，任万新。是哈师院政治系63届留校生。该人平时言语不多，表现得比较深沉，勤于思考，想问题比较全面，常常用党史告诫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个是教共运史的，胡云飞。人大法律系研究生毕业，1964年分配来哈师院。为人热情开朗，思维敏捷，见事早，反应快，应变能力强，善于捕捉战机，抓住人心，因势利导。有这两位老师做我们的高参，出了许多点子，为我们撑腰。开大会时，在主席台的一侧，摆着两、三张学生桌，胡云飞、任万新在这里一旁坐着，帮我和总部领导人，随时商量问题，出主意，把握和引导会议，掌握政策策略，使我们少犯不少错误。
第三、我们造反团办自己的情报组、研究室、联络站。情报组是中文系甄裴秀领导的。此人细腻，善于观察，勤于动脑，点子也多，能吃苦耐劳，行动诡秘，但也多少有点神秘感、神经质，给我们总部搞了许多当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情况和消息，报告了不少有价值的动态，使我们了解了不少社会动态，学会保护自己。研究室是政治系三年级董学章和新教师徐永江领导的508室的一伙人。他们整理来自全国的大小字报、各种资料、首长讲话，等等，使我们总是了解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情况。他们的理论功底比较深，思维敏捷，写作能力强，同时负责代表造反团起草各种文告，例如对八八团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就是出自他们之笔。在紧急时，有些文稿我可以不看，也尽可放心。联络站是前面提到的北京联络站。他们来的情况，我们以“北京来电”的形式再通报给全校，使北京的信息得到了及时沟通。我在文中提到的北京情况，就是他们四处搜集弄来的。
第四、我们造反团办广播组。于文亭、张志生、崔树仁、迟月菊等，这些同学声正腔圆，很有中央广播电台夏青、林茹等人的腔调和韵味，同学们爱听，而且他们很动脑，又认真，使我们造反团的广播，办得生气勃勃，有战斗力，为造反团的宣传舆论壮色。
此外，我们造反团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离不开其他造反派的支持。例如，我们在前面讲的军工造反团的点火宣传，以及我们的第一次造反有理大会所得到的哈工大造反派的支持，还有平时大专总部、以及其他院校造反团的多方面的联系、支持、合作和鼎力支持等。总之，全市造反派互相声援，同根同气，共同开创了各个高校造反派的局面，一些做法及时沟通，互相借鉴，相得益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造反派的有关材料，这还是头一回。这使哈市造反团、特别是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名声大振，从而极大的扩大了哈师院造反团的影响。应该说，在哈尔滨当时14所大专院校中，哈师院造反团，在前期其作用并不是太突出的。当时在哈尔滨起着头羊作用的是两个带有国防科系的国属大学，一个是军事工程学院，由刘居英任院长；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由李昌任校长。这两个大学的学生中，都有为数众多的高干子弟。像毛泽东的侄子，林彪的女儿，朱德的孙子，陈毅、许光达的儿子以及不少其他将帅的儿子、孙子或亲属等等，就在哈军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中央和北京的许多精神传到哈尔滨，有的还在一开始，充当这两个大学造反派的头头。运动伊始，他们冲杀在前，打破了省委的高压，使得黑龙江省这个边陲省会城市，不因路途遥远、通讯不畅而受到影响，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冲杀，使得哈尔滨的运动走在前列，并使得省市委领导对他们另眼相看，而使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少受一些磨难，少走一些弯路，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踏上了毛泽东期望的轨道。
哈师院的经验出来之后，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显著提高，全国各地来哈师院访问、取经的组织和人员很多，其中不少是在当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组织的代表或个人，介绍他们的经历之后，要求我们对此发表评论。为此，我们又成立了接待组，由政治系董桂芹和化学系王淑珍负责。师院造反团的影响渐远，在一些重大场合我的发言，往往受到特别地重视。后面我将叙述这一点。
读者会说，按你这么描述，哈师院造反团在当时是一只凤凰。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哈师院造反团是在中国社会中，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环境中，由学生为主体组成的群众组织，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中的种种问题必然在我们师院造反团中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有所反映。只是比较而言，哈师院文革的烈暴性稍逊一筹罢了。例如，当时乱揪乱斗，勒令书横飞，在批判大会上，给被批斗的人戴高帽、抹黑脸、挂牌子，大弯腰、“喷气式（在大弯腰时，把两臂向后伸直）”，等等，在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批斗会上也一样的有，但是应该说，我们造反团总部从我到其他勤务员，在一开始就一再在当时大会上宣布，我们总部不赞成这种做法，院一级的领导人只能由总部安排，勒令书要慎重；戴高帽、抹黑脸、挂大牌子、大弯腰、“喷气式”这些做法，正如《十六条》指出的那样，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我们这样反复讲，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渐渐地，大家的注意力就不放在这方面了。批判的时候，被批判者后来就只是笔直地站着，并不要他们大弯腰。
有一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与会者群情激愤，对某系一位女政治辅导员因为给不少同学整理了黑材料，强烈要求给她剃鬼头（一面剃光头、一面留着短发）。口号声此起彼复，该系一位男同学，拿着剃头刀跃跃欲试，我便走向要给动手的这位同学说，群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请相信我，群众的工作我来做。这位同学便没有这么做。大批判结束后，我向大会说明这一点，并且进一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女老师光着头叫她怎么做人？大家听完之后，报以热烈的鼓掌。会后，许多人说总部这个决定好，甚至有的女同学向我伸拇指。后来就这件事，我们总部总结出一条经验，当领导，不能群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不是领导，而是群众的尾巴。许多明知违反政策、不得人心的事，只是少数人的行为，是可以依靠多数得以解决的。
我们学院历史系造反团当时排行叫做三分队的几位男同学，以自己是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组成自号“红爷爷战斗队”，既不听三分队领导，也不顾我们总部劝阻，挖空心思，搞了许多当时我们不能容忍的过火行为。他们将历史系的八个教授，即所谓八大怪，分别安排在他们自己用纸搭做的八个窄小的屋子里，只能一人打坐不能直立，叫做牛鬼蛇神屋，给了种种非人的待遇。我听说后，立即和总部的杨桂宾、胡云飞、任万新等一些勤务员找三分队的勤务员说：这不是批判，而是对人格侮辱，是完全错误的，应责令立即纠正。三分队的勤务员说多次做工作无效。他说，就是那么几个人，怎么说也不听话，要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就是不肯改。于是，我和杨桂宾、任万新、胡云飞，急忙到历史系去见这些老师，告诉他们这种非礼的做法，我们总部是坚决反对的，不能容忍的，我们已经给三分队做了许多工作，就是那么几个人听不进去，我们来看你们，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还会继续做他们的工作的，请你们放心，事情的解决有一个过程，我们一定抓紧工作。我们看到，八教授表现了极大的克制，显然不便说什么，但我们从他们的眼神里，得知他们已经表示了对我们极大的理解。
在1966年12月末1967年初，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烧所谓修正主义党票的邪风。平时，我在总部会上说，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总部必须旗帜鲜明，表明总部的态度，否则就要被人误解，以为是总部的意见。有些人不理解也不要紧。我还说，毛主席总是说，对犯错误的人整过了头，就会整到自己的头上。有许多时候，我对大家说，我是头头，出了问题首先负责的是我。这是有时没有办法我使用的一招。有时还真起作用。到了1月初，艺术系、物理系、化学系等有人提出，对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中共党员，因整理同学们的黑材料做得太过分，群众感到很气愤，认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做一名党员的基本条件，所以，应该取消他们的党员资格，把他们的党票（入党志愿书）予以烧毁。得知这个情况后，我立即召开总部开会，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党员的党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