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详细问问各是什么看法。他说我常说的话是：
“看基本方面的意见是否一致。如果基本问题看法不一致，就要再调查，把基本事实先搞清楚，再看为什么在基本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因为我们去的人有干系、有牵连，还是有人搞了什么鬼，或是我们对调查的人和事有出入。如果在基本问题上一致，只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就要求大同存小异。”他说：
“这样，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把了关。所以经过这样处理，尽管你有时候又累又悃，但大事不含糊，就出不了大事，大家愿意同你商量问题。”
他说的是否当真，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在意的是，出没有出问题。也应该说，到省革委会工作之后，我意识到拍马屁的人不少，谁知道他们事后怎么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以后，在潘复生整我时，揭发我的问题当中，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说明他说的是真实的。我想，这不是我的什么高明处，而是当时的斗争使我学乖了。这大概是游泳中学游泳的道理吧。应该承认，我在文革中，由于当上了造反派头头，确实受到了锻炼。当时主持造反派开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说不容易，主要是当时许多造反派有“造反派脾气”，说造反就造反，不管是造反派领导人，还是其他革命干部，如果有什么话说的不对劲，就要被轰下台。有不少造反派头头当不久，就是因为某件事说的不对，而易其人。我之所以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就是我多少比一些人，注意多听一些别人的不同意见，注意同大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注意在有多种意见的会上，理出不同意见的线索，引导走向求大同、存小异的趋势，最后使少数不同意见的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多数人的意见。
根据2月份文革组掌握的情况，全省地区专署、市级单位，有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鸡西、双鸭山、松花江、绥化、苇河为左派掌权，佳木斯、鹤岗属于保守派掌权，伊春、大庆军管。全省65个县，属于左派掌权的25个，保守派掌权的11个，未夺权的18个，情况不清的11个。预计全省地市县级的夺权问题，到3月底可以基本解决。
第四件事，大力抓解放干部。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感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抓干部解放。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正如读者看到的，革委会酝酿之时，就遇到了阻力；革委会成立之后，这种阻力变得更加复杂了。我觉得，夺权胜利后，各项政策应该走向正轨，一切应该体现政策、讲究政策。否则，就会犯错误，丢了政权。为此，我要求政研组，给我找找有关资料，准备在最近召开一次原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由我出面向他们讲讲革委会的干部政策。
2月中旬的一天，省革委会召开了以哈尔滨工人文化宫为中心会场的有线广播大会，由我向全体没有结合的机关干部作干部政策报告。这是一次非常有影响的大会，至今不少领导干部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他们碰到我时，常常免不了要谈起这件事，表示对我的一分感念之情。他们说，从这次报告中我们看出了你的追求、思想和水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人们并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是很紧张的，这就是担心在新的条件下犯错误，给人们认为赶走了老爷来了少爷，最后落个身败名裂。
2月份，胡云飞老师到革委会找我办完事以后，有所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还是老样，谦虚谨慎，没有官架子。”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里想，这才哪里到哪里，弄不好，是要栽根头的。说来不信，我当时的惧怕犯政策错误要比我要做好工作的心思强得多。我不认为我这官就那么顺利地当下去，也并不认为自己就这样在群众中会有威信，所以我当时最注意的是要掌握好政策，这是哈师院的经验告诉我的。我总觉得，我的对立面一直在希望我犯错误，希望我赶快下台。
事实也果真如此。在省革委成立不久，从哈师院传来我被捕的谣言。说的是我犯了大错误，所以被抓了起来。这件事，潘复生得知之后，立即指示进行调查，查出造谣的人。后来查明，他是一位曾经参加八八团的，师院一名老工人L××，道听途说、张冠李戴传播开来的。我在文革中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的意见，从中作一些判断。我丝毫不夸大我的当时严以律己的自我约束力，夺权之后，我常常想起毛泽东在1948年离开陕甘宁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的干部政策讲话，陈延政给我起草了一个稿子，但我觉得缺乏针对性和革命激情，逻辑性也不强，特别是语言不够活，不具有亲近感、感染力。于是我甩开他给我写的稿子，讲了五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干部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使广大干部被动；
第三个问题：省革委会的干部政策；
第四个问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以后简称三个正确对待）；
第五个问题：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是这样打开我的议论的：
“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同志们最关心的是，革委会如何对待干部，如何使用干部。今天，我代表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来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干部问题实际上是个基本政策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不应该也不允许有损害党的方针政策的行为。一切背离党的方针政策的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然给革命带来损失。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一定要克服盲目性、随意性，提高自觉性、科学性。真正把毛主席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好，运用好。正确对待干部，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政策的关键。”
我发自内心地对干部们说：“犯有错误，愿意改正就好。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去掉‘怕’字，换成一个‘敢’字；去掉‘私’字，换成一个‘公’字。要一面倒，不要随风倒；要做革命左派，不要做两面派。革命不分先后。要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勇敢地、积极主动地起来造反。我们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我说这些话是相当诚恳的，发自肺腑，也完全符合大家当时的心情和愿望，因而大家对我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所以散会后，反应是空前的好。许多老干部用了他们当时能想象得出的溢美之词来称赞这次报告会，以至于我要是复述一遍，读者也许都不敢相信，而我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但我还是要写上几句。因为不这样也是不真实的。他们有的说：“我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干部，听过不少报告，这么推心置腹，还是头一回。”有的甚至说：“毛主席那么称赞革命小将，真是英明。革命小将真是好样的！”“这样的小将，人才难得啊！”“我文革初期犯的路线错误，现在看来确实是很严重的，我为什么就这样糊涂呢？听了今天的报告，我要是再执迷不悟，可真是犯罪啊。”散会后，反馈来的汇报，听起来真有点令人陶醉，飘飘然。然而，当时的严重斗争，并没有使我产生这种感觉。他们说之我听之，常常一笑了之，根本不放在心上。
不过，我是说话算数的。这次报告会之后，我连续主持革委会，多次召开组织组开会，要求他们，并且亲自与省委、省人委造反团，省委、省人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商量解放干部的问题，要求在深入揭批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加大结案的力度，加快结案的速度，大胆解放干部。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抓这项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力量，调整各个专案组，首先把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以上领导干部的问题搞清楚，可以继续用的干部，要尽快提出意见，继续用。另一方面，要从原省委、省政府机关调进一批干部。
这个期间，我省解放干部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很得人心的。对于省一级的干部，我们先后结合了省委书记于杰、省委常委解云清、赵去非、陈元直、副省长关舟、陈剑飞、刘潜等人。当时同我打交道的主要是军工造反团的郭海。他当时是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多次对他讲我的想法，要他解放思想，不要怕人说你右倾，革委会有我支持你。这位贫农出身的大学生，个头不高，略比我矮一点，黑黑的方脸庞，眼睛笑起来经常成一条直线，平时言语不多，为人耿直，他对于解放干部特别积极。这位年青同志领着几十人，夜以继日，常常吃不好睡不好，在那个年代，为解放干部做了无法以时间这个量来衡量特别是人们看不见的大量工作。为很多干部查清了许许多多以前认为查不清的问题，给他们放下了背了多年的包袱。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发现，最早结合到省革委会的一些领导干部，虽然他们没有大的问题，对群众的态度也好，但素质不太高，能力比较低。于是我们便着手抓最棘手的干部解放问题。我们发现，省委书记杨易辰、李剑白、市委书记任仲夷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干部，他们问题多，接受批判时态度不好，甚至有的还有顶牛现象。我指示郭海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敢于抓紧做这方面的工作。郭强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同省革委组织组，做了好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像杨易辰这样的干部在革委会成立不久就结合进生产委员会来了。对于厅局级干部我们也解放了一大批。例如，商业厅长燕文卿、省总工会副主席陈德山、省妇联主任柏青、副主任孙亚琴、吴凌涛等人，也是这个期间结合到革委会来的。不过后来潘复生反右倾，以漏网走资派又把他们其中的许多人打了下去。我将留在后面来说。
这里要说的是商业厅长燕文卿。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批斗他，给他摸黑脸，他在批斗会后，洗完黑脸，又积极抓他认为他应该抓的工作，而且比之从前工作抓得更加有力，这件事，感动了省商业厅的造反派，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和赞扬，他们说：“这就是党的好干部。我们要打倒的是旧燕文卿，我们要支持的是新燕文卿。”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又通过简报传到中央，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表扬。于是，省革委成立不久，我们第一个把他结合到省革委会。这个生动的例子，既说明燕文卿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本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也说明造反派要反掉的是干部的官气和错误，并不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它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所谓造反派就是一帮无赖，就是要夺权当官的澜言。
第五件事，抓生产。应该说，在文革中我们当时十分重视生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黑龙江省，至少说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意识到反对派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