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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首长们，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
《小学生》战斗队普通一兵
1968年1月10日
这封信表达了当时一个普通大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省一级党的领导干部、对于当时形势及其促进革命联合、促进文革向理想方向发展的，质朴的思想情感、善良的心境、良好的愿望和火热的心肠，至今读起来仍然有一股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力量，虽然洋洋数千言，但情随境迁、语应理出，一点儿也不觉得冗长，人们从心里可以窥见写信人的心扉，听到他在用心与潘复生对话。诚然，也可以通过这封信领略这位学生的机智和过人的胆识之处，字里行间多少带有诙谐、幽默甚至讥讽，然而，潘复生所见的，也许只有年轻人对他的崇敬和恭维，而尚未真正理解其真实含义，以及个中对他的揭露和批评，所以将这封信原封未动地批给了常委们一阅，使我有可能转述在此。这位年轻人的心境、情怀、热望，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般大学生的写真。我们当时就是怀着这位年轻人一样的真善美，而未知潘复生的假恶丑。所谓书生气，也许就是青年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良知和虔诚，去劝人放下屠刀，改恶从善，立地成佛，把复杂的政治人物理想化，过于从好处想入非非了吧。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因而我把它保留至今。
客观地说，刚回哈的一段日子，潘复生并没有马上搞什么动作，他甚至还交待我和刘雪峰领导搞赵去非的调查。因为当时周恩来派的监督员——总后的史一民副部长还在哈尔滨。这位40出头的军人，中等身材，可是一位言语不多、真抓实干、极端负责的好干部，成天坐车四处巡查。见潘复生发表红卫兵给他的信件，市面上又是那么平静，双方尚无大的出格，便报告周恩来一切事情都在轨上运行，交办的大事完毕，可以批准他回北京交差了。
然而，中央监督小组一走，潘复生对炮轰派进行反攻倒算便试探性地逐步升级，直至后来肆无忌惮。
在潘复生看来，最使他威风扫地的是范正美。因此他处心积虑地要报复我，叫我吃不了、兜着走。按照他的妙计，只要在炮轰派里层层抓坏头头，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揪到第一个坏头头范正美。
过了1968年元旦，省革委会根据在北京达成的协议，组织两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那位红卫兵所言，按照当时的做法，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潘复生、汪家道亲自出面对两派讲一次话，做两派的思想工作，引导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正如周恩来所说，两派都是老造反派，只要潘复生真正认检查的帐，黑龙江省的两派联合是指日可待而破镜重圆的。但是潘复生打心里就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也不承认炮轰派是革命群众组织，更不承认范正美和宋振业曾经正确地向他指出过他的错误。
然而，全省人民记忆犹新，他向中央的检查是印在白纸套红字头的中共中央文件上了的：他确确实实在对待炮轰派、对待群众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可是他却把向中央的认错和承诺甩在一边，继续奉行他的那一套反“二月逆流”的“既定方针政策”。
当时办的这个学习班，潘复生指定我、宋振业、刘雪峰、聂士荣负责。但其指导思想、要达到的目标和具体部署以及我们的分工问题，他一句话也没讲，也没有要我们商量个说法。宋、刘、聂各怀心腹事，不肯多出面，也很不积极。刘同我个人关系好，观点也是相通的，有时也出出面。具体负责办班的是政治委员会派出的葛树喜。这是一位忠于革命又老实厚道的人，怀着落实中央文件、真诚促进两派联合和团结的良好愿望，一心朴实地工作着。宋、聂找不着，刘也难见面。主要工作实际上就落在我和他的身上。我决心贯彻总理指示，又没有家的牵累，与葛同具真心，每天吃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学习班没什么活动，他很着急，就成天向我问计。葛不同于我们几个。他是个中层干部，他必须向政治委员会做个明晰的交待。于是我向他建议，搞一次到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活动，接受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让大家在阶级感情上靠拢。葛树喜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便抓紧时间落实。
两派在农村学习，相处得很融洽，还召开了联欢会，大家互相拉歌，表演节目。我和刘雪峰还各唱了一首歌，受到大家的热烈鼓掌。在外人看来，这哪里像是对立的黑龙江两派的最高头头聚会。
然而，弄巧成拙，我建议开展的这次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活动，竟然为捍联总搞我提供了一次机遇。事情是这样的：
两派代表乘车去宾县幸福公社幸福大队参观学习之后取道回哈，到达宾县县城中心地段，突然从大街上蹿出几十个中学生，拦住我的乘车，上来强行架我下车，并把我连推带搡地拉到宾县电影院的前台上。电影院里稀稀拉拉站着一些人，声言要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我。我想这是捍联总要寻衅闹事，也许事先经过策划，弄不好可能发生武斗，因此我抱定决心，命令自己要十分沉着、冷静，不管他们起什么高调，耍什么花招，企图激怒我，我只说一句话：“我有缺点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此时，我耳边响起周恩来的声音：不要站在哪一派的立场上，要站在革委会的立场上做工作。此时此刻，我不能指责任何人，也不要说出什么派来。这么多群众看着我，我必须做出高姿态，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急不恼，和颜悦色，态度诚恳。我这么做之后，宾县的捍联总看这样也很难挑起事端，不会榨出什么油水来，加上刘雪峰也做了一些工作，恶作剧终于作罢。我当时最担心的是，炮轰派中的一些人，沉不住气，说三道四，生出口角来，被对方咬住而互相厮打起来。但是，他们中谁也未吱声，以一种蔑视的目光静观事变，表现了极大的克制，这使我感到很欣慰。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给我敲响了警钟：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的局面。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他们既然认为我范正美作为省革委会常委都可以随便揪斗，那么参加基层革委会的炮轰派代表又算得了老几？
果真不出所料，在潘复生的默许下，不久之后，全省上上下下，陆陆续续开始了揪斗炮轰派头头的整炮轰派运动。
两派学习班稀里糊涂开始，也稀里糊涂结束。我们四个常委各回各的部门，我和宋振业回政治委员会，刘雪峰回生产委员会，聂士荣回群众工作委员会。不过，我和宋，实际上有职无权。我们俩也只是参加相关的会议，随班唱影，并不吱声。
潘复生根据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政治经验，机敏地利用了当时可能利用的一个个“政治机遇”来整炮轰派。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是从小五界开始而以教育战线的学生运动漫向全国，以致于全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出现了“有些地方很乱”。这“很乱”的有些地方，我认为也包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由于出现了“乱”的局面，各个领域的群众，特别是大、中学校，形成了不同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互相之间口诛笔伐，打派仗，甚至武斗，刀枪炮相见，而且还派人四处活动，把已经平静的地方，又让他们搅得周天寒彻。曾经高度评价学生运动的毛泽东，这时候因为莫名的原因，似乎改变了对学生看法的初衷，而把希望寄托于工农兵。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针对安徽省出现的情况，在一个情况反映上指示林彪：
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月23日，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8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部队的“三支两军”便在全国展开。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工宣队、贫宣队进入学校的问题。
为此，1968年8月，毛泽东针对学校开展的教育革命指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当时在社会上，经过批反动学术权威和这一段批小资产阶级派性，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于是社会上叫得最响的不是造反派，而是工农兵、工宣队和贫宣队。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各种指示、批示、讲话，除了极少数是通过中央文件或集中报导转发以外，多数是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重要署名文章发表的。
1968年夏季，毛泽东在关于一个工厂的文革报告上批示指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不言而渝，这里虽然讲的是工厂的文革夺权、建立革委会后的几道“程序”，当然也是其他各界、各条战线应该照办的最高指示。
1968年3月30日，两报一刊以《革命委员会好》为题发表社论，传达了毛泽东进一步总结革命委员会的经验。他说：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质的论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1968年元旦，在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一文中，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当时被誉为“五十字建党大纲”的一段话：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实际上，毛泽东的指示，通过党的系统和各级革委会的传输与变压而加以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