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当邓小平的申明和承诺递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以后，毛泽东欣悦地于8月14日批示全党，向全党全国指出邓与刘的不一样，并向全党发出他准备启用邓的信号，表明了这位伟大的共产党领袖立党为公的博大的胸襟和情怀：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于是1973年3月10日，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八月，在中共十大，邓小平由毛泽东推荐作为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候选人。与此同时，也就是对邓的批示20多天之后，毛泽东又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周恩来启用了一批劳模，如陈永贵、李瑞环、吴桂贤、孙健等人。
鉴于林彪事件的教训，毛泽东于1973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同时提议让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而整了贺龙、罗瑞卿以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并又一次地指出朱德是“红司令”。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夸奖王洪文什么工农兵都干过的阅历，鼓励并教导他读书，支持他在中央开办青年干部读书班；如我已叙述的对姚文元作读书批示等。
邓小平复出以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整顿。这一点我将在后面来叙述。这里我要叙述的是：
1972年，人们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波谷”。对毛泽东来说，林彪的垮台，是一次值得庆幸的事情，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娴熟的斗争艺术，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对他的无情打击，人们看到自此之后，毛泽东明显的衰老。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在回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时，生动描写了毛泽东的境况和心态。他说：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过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经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它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它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同时，尼克松又记下了毛泽东这样的情形：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他同时感叹这位“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伟人，“非凡的幽默感”，仍然有统帅整个中国的气度和魄力。
半个多月以后，聪明过人的基辛格，在其白宫那特具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品位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稿时，欣然悟出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已经勾勒出了上海公报的基本线条。就是说，这位伟人，不仅在思索中国的目前，还在构思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
应该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多次讲到他对文革的某些事件的再评价。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说道：
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和指示，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在1972年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72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强调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972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提出“‘冲击'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5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述《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要正确对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不仅要解放他们，而且还要正确使用他们。
1972年的八一建军节，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并在以后陆续安排了工作。
1972年国庆，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1972年文教科技事业开始了新机制。在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从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转发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就是当时被誉为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两校于下半年开始招生，改考试招生制度，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所招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并确定他们上大学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是对于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的贯彻落实。当时规定，凡具备两年工作实践的中学毕业生都可以由基层推荐，经学校审查，接受入学。整个招生计划仍由国家控制，招生名额由省里掌握。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周恩来1972年8月1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说：“《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据此，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倾向。
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而写的一篇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提出要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全国批林主要批林彪的极“左”。毛泽东看了有关情况反映之后，于1972年12月17日，在一次谈话中郑重指出：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要求纠正前一段批林极左的做法。对此周恩来坚决予以贯彻。
当时黑龙江省正在开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了周总理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意见。在此之前有一种倾向，老干部的发言，重点批林彪的极“左”，而我们一些年轻人的发言则认为，主要应该批林彪反对毛主席，投降、叛变。
学习毛泽东指示，我和杨易辰有过一次交锋。有一次，我和杨易辰安排在同一个小组，杨易辰在会上当众问我：
“小范，林彪明明煽动极‘左’，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怎么是极右，我想不通。”
我说：“林彪的罪行是分裂，投降卖国，而不是文革中的极‘左’错误。这是认识林彪罪行的关键。所以主席说：林彪是极右，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主席点的很明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都是右的。批极‘左’，就要联系文革，这样就要产生分歧。对于文革中的打倒一切，要分析是怎么来的，有些与林彪有关，有些不是林彪的问题。主席早在67年南巡时就讲了（见本书第五章）。所以，批极‘左’，就丢了林彪投降卖国的实质，放了他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些极右的东西，同时容易引起分歧，使批林走偏方向。《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是假，形‘左’；背后下毒手是真，实右。”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
他说完之后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心里想，我和你的思想体系不同，所以看问题、想问题的立场、角度相左。你想的是文革初期挨整，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文革不满，对自己前期镇压群众、对自己在文革前的错误不认帐；必然把林彪的文革错误放在重点，而淡化林彪叛逃、卖国、谋杀毛主席之罪。尽管我受潘复生的打击迫害，但我是文革的积极分子、造反派头头，我想的是，林彪后来要谋杀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投敌叛变，要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差不多的老干部不但解放了，而且都官复原职。他们在一起，就非难文革，只讲自己挨批、不讲50天、不讲自己有错误。对文革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上，在他们眼里，文革什么都不对，只有恢复文革前的那一套，才心安理得。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想也是毛主席不能同意的。传达毛泽东纠正批林彪极“左”的指示，我觉得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显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审视世界的犀利目光；毛主席要求我们不要仅仅看到林彪极‘左’的表面，而要特别看到他投修卖国的实质。不能只批形“左”不批实右。在毛主席看来，形“左”原因复杂，如果只批形“左”，就容易放走林彪实右的罪行；实右危险性最大，后果不堪设想。这些道理很浅显，主要在于自己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不是想不通，而是不愿意、不能够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观，去审视林彪问题的真正要害。
简言之，林彪摔死温都尔汗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批其“左”还是右，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各有其领袖和代表人物。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坛上自建国以来两种力量的生死较量，进而演化为以后的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这就是我重新回到省革委会工作的大历史背景，因而左右我人生的新轨迹。
1973年9月，省革委成立省文教办公室，省委免去我出版社的任职，调任文教办副主任，列在李瑞、张双城之后，任三把手，分工负责大学招生和中小学教育以及工（贫）宣队工作。
1973年是多事之秋，还发生了这样几件事，因为无一不和文革相连，特别是它们一一发生在教育领域这个敏感地带，也就不能不对我这个学生造反派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
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因为顶着压力，大胆反映知识青年下乡的困难，被毛泽东誉为“反潮流”的举动。
早在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