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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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 第8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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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三”大会到了这么多人,是我们期待的。它在当时社会上震动很大,特别是声援了省委工作。“三?二三”大会之后,进驻省委办公大楼的N氏群众离开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在省人民出版社等地,集会商量,以个人的名义联合发表《声明》,进一步表明我们不再串联、不再搞什么群众活动的承诺,认为批林批孔是文革的继续,应该在各级、各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过为了反映我们对省委的意见,在第一书记汪家道进京之后,我和张文鸣、孙淑贤等人商量,由张、孙进京通过中央信访办,反映我们的意见。当时我的看法是:汪家道明显的偏向N氏,如果我们不反映我们的意见,就会不利于龙江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以12号文件发出通知,对有些单位请示中央的几个问题作出答复:一是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组织。重申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二是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部队要欢迎群众批评。三是强调“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指出“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同时指出:“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重申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汪家道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回沈阳军区工作。对此,我和张、栾、宋等人十分高兴,我还写诗加以渲染,把它看成是我们斗争的胜利。深感我们对于形势的分析、基本做法,时机和分寸,政策和策略,这些问题的把握上,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对得起党和人民,为稳定黑龙江的局势,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处以公心,光明磊落,并没有谋求私利。
  我和张文鸣等的活动在派人赴京汇报以后就完全停止了。后来有人指责我们召开“三?二三大会”,是刘光涛派苏民支持我们搞起来的,这只是一种猜测,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应该说,当时省委领导从刘光涛到杨易辰、任仲夷、王一伦、李力安等其他老干部,是打心眼里赞同我们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小骂大帮忙,保护了他们,如果我们采取了同N氏一样的做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要在批林批孔中挨揪斗之苦了。不过我们在中央文件下达后,我还是以高姿态作了自我批评;虽然我们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但是我们看待批林批孔的形势也有错误,也搞了串联、召开群众大会等等,同N氏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这样做并非逢场作戏,而是真诚坦白自我批评,以推进黑龙江形势的平稳发展。
  组织去京汇报团回来后,我感到轻松愉快,就和省教育厅的领导全力筹备全省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具体指导起草刘光涛的题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育阵地,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报告稿。这个会于1974年8月28日至9月3日在哈尔滨召开。我负责整个筹备并主持会务工作。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引导文科教育革命,于1974年夏季我出题并组织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文科系部分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组成哈尔滨文庙(孔庙,下同)调查批判组,对哈尔滨文庙进行调查。调查报告由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9月正式出版。通过调查,师生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文庙(孔庙)是中外反动派利用孔孟之道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工具。所以他们用了这样的标题:《反革命精神统治的铁证——哈尔滨文庙(孔庙)历史调查》。这本小薄册子,一共收录了四篇文章:《反革命精神统治的铁证——哈尔滨文庙(孔庙)历史调查》、《尊孔狂的自白书——对哈尔滨文庙碑志的批判》、《祭祀者的更迭与孔老二的脸谱变化》、《“吸血鬼”为什么都爱孔老二?》
  调查报告的引言指出:哈尔滨文庙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共分九殿二室,占地九十余亩,是按照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把祭孔升为“大祀”的规格修造的。自1926年开始筹建,至1929年竣工,费时三年,由五十九个中外反动机构和许多外国大资本家联合捐款建成。
  调查报告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文庙修建的历时背景、组织倡导者的组成及其动机、文庙的经费来源以及文庙竣工庆典主持者宣扬的主旨。《调查》说:1926年文庙动工时,正值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段祺瑞为头子的北洋军阀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哈尔滨在奉系军阀统治之下。当时的哈尔滨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官僚买办、封建军阀横行霸道。英、美、德、法等30多个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以及白俄分子在这里办银行,开洋行,设工厂,对我国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在全国革命形势推动下,哈尔滨出现了不少革命的进步刊物。到处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走狗”等革命传单。在这种背景下,1926年五、六月,身居东省特别行政长官张焕相首先出面,召集“各界士绅”,商讨建文庙规划和筹款,成立“文庙筹备处”。唱主角的张焕相,据当时报纸称其“恐共产党宣传,为维持人心,恢复东洋道德计,力倡建设文庙”,其他成员如金荣桂、李绍庚、蔡运升、何玉芳、储镇等人,也都是些恶贯满盈的军阀、官僚。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分别当上了伪满洲国大臣、省长等一类汉奸。《调查》特别指出:哈尔滨的17个外国企业和9个外国资本家也捐款近九万元,他们提出“助修文庙亦无国界”。文庙修成后,在碑文里称建文庙是为了“以孝经教天下之顺,即以春秋遏天下之逆,使人人以仁孝宅心”,则“亲亲长长,而天下可平”。
  《调查报告》第二部分列举事实,说明“文庙一建立,就成了封建军阀统治和压迫人民的精神枷锁,以后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御用工具”。“日本帝国主义从侵入东北的第一天起,就狂叫要‘复兴孔教’。1933年(伪大同二年)8月,伪满文教部遵照其主子的旨意规定:祭孔为满洲国的‘国祭’。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更进一步狂叫孔教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指导原理,说什么‘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子之教’。赤裸裸地利用孔孟之道,为其侵略政策服务。”
  《调查》说:“据统计,从文庙落成到哈尔滨解放,中外反动派在这座文庙共搞了36次祭孔活动。”“1937年春,在哈尔滨,离春丁祭孔日期尚远,日本侵略者的头目和汉奸走狗们就忙作一团。他们纠集一起,研究祭祀方案,制定祭孔注意事项,策划招引观礼者的方法,使这年祭孔的规模大大超过往年。”“然而,1937年春丁祭孔的鼓噪声还余音未息,便传来了芦沟桥头的枪炮声。”“铁的事实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狂热地尊孔,大搞祭孔活动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允许中国人民有一丝一毫地反抗!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一面假惺惺地说什么‘和为贵’,一面又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想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其反革命策略和方法同三十多年前的日本强盗何其相似!”
  《调查报告》第三部分论述“人民革命斗争必将埋葬一切尊孔的反动派”。
  整个小册子是以工农兵学员为主、在教师指导下写的。我只是倡导并极力推动这件事,帮他们联系出版社出版,并没有做什么定题、审稿等具体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至今不悔。尽管该书出版时间仓促,线条太粗,史实举证欠详,论断多于实例,文笔也还有润色的必要,但我还是给了他们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参加者一再告诉我,文科大学师生搞点社会调查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一课”。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不在于他们写的如何,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调查,知道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孔子思想的两面性。如果他们不进行这一调查,他们就会不知道,孔教曾经是中外反动派用来愚弄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历史,中国人民对此不可无知,更不能忘记。可以说,以后人们不大容易从这个方面来认识“文庙(孔庙)”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一点,我在这里用了一点笔墨,应不为赘述。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在黑龙江省,并非都像我和张文鸣、栾锋、辛培林、张文达们,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到了同年夏秋,N氏们仍搞得沸沸扬扬。他们大批“三?五会议”,矛头直指省委一把手——刘光涛,认为他是黑龙江的“大儒”,必须予以打倒。所谓“三?五会议”,指的是1973年10月28日至11月1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三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大文件精神,同时检查总结省委的工作。会上同时也批判了N氏的派性。在三?五会议上,我对于N氏的发言是实事求是并十分平和。但是,确有个别老干部的发言过于激烈,有些言词有否定文革之嫌,在N氏等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回潮”,应予严肃揭露和批判。不过,应该说,“三?五会议”主持者坚持党性和政策,所开展对他们的批评也是和风细雨、同志式的,绝无恶意。这和1968年,潘复生利用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之机发动与会者对我的暴风雨式地批判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然而,N氏等人却抓住不放,因而,在群众中比较孤立。
  长期的运动,体察民心、深悟文武之道的毛泽东,到1974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发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转述了他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N氏等人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1974年全省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议之后,我又全身心投入抓全省中小学的教育革命,以哈三中为联系点,以安达、佳木斯等地为范式,抓开门办学。当时我这么抓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学生不能“从学校门到学校门”;其次,我认为,高中学生毕业之后不能全部升大学,多数人应该为毕业之后劳动就业作准备。这两种想法,我多次跟三中的李泽民、张继贤等领导人反复商谈,他们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愿意把三中作为省文教办的联系点。回来后,我向省文教办一、二把手李瑞、张双城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首肯。我认为三中应该着重抓好学工、学农两个实习点。一个是道里市教育局给他们安排的一个小农场,当时这里条件较差,只有两间空荡荡的土坯房子,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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