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已经10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的很。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老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一○七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干部会上，省委领导的发言，特别是杨易辰、任仲夷、李力安三人的发言，为与会者作了很好的示范，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直抒胸襟，坦荡敢言，气势磅礴，语重心长，第一次自觉地带了个好头。省委领导挺身而出，给我以很大的鼓舞，也可以说他们给我击了一掌：作为一个新干部，应该以老干部为榜样，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立新功。
杨易辰历数邓小平的问题，从三十年代开始，按十年一段，直数到七十年代。他说：可以从不同阶段给邓小平画个像：二十年代投机革命，混入党内；三十年代逃避革命，反对百色起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大搞右倾，反对三面红旗；六十年代，反对文革，镇压群众；七十年代反攻倒算，右倾翻案。会后我和一些人背后议论，觉得他的发言，未免对邓公不公。邓小平还是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的，不能像杨书记这样绝对化，就像把林彪从根上说成就是坏人一样，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任仲夷着重从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角度来批邓。他说：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党内走资派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个别分子，而是一股复辟势力，他们一定时期在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由这个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些人由于有共同的既得利益，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和愿望，在一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一条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指挥下，上下呼应，就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我听着，觉得任书记言简意赅，说道了点子上。
李力安的发言则从资产阶级民主派谈起，认为
邓小平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成为革命的对象。他反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支持包产到户，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后来又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他重新工作后不久就又翻案，又复辟，反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评论《水浒》，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刮右倾翻案风。
李力安实际上也给邓小平画了个像。
当时省委认为这三位领导同志的发言是具有双高的特点：高姿态，重拳出击；高水平，理性升华。所以他们的上述发言都上了简报，给我的印象极深。到1976年上半年，他们三人在原来发言的基础上，分别整理成长篇大作，洋洋万言，并相继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
杨易辰化名“松风”，题目是《必须认真研究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见报于1976年5月15日。
任仲夷化名“再学”，题目是《必须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见报于1976年5月21日。
李力安化名“晓雪声”，题目是《认清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动性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见报于1976年6月4日。
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发表真名，答复是“这样更具影响，体现出理论高度”。
在省委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我于1976年3月间，在省革委办公大楼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必须彻底批判邓小平》。我在这张大字报中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以来，邓小平以还乡团的架势，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大搞反攻倒算，在我省也大受影响。我列举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黑龙江日报见事迟，对于否定文革的思潮不能及时作出反应；二是农学院从农村又搬回了城市；三是大专院校的领导班子，不能充实革命造反派和年青同志，致使大专院校的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和年轻化的问题迟迟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上述问题都是否定文革思潮在我省的反映。只有深入批邓才能真正解决。应该说，我的这张大字报，不痛不痒，没有什么“打人的东西”，我只不过是在省文教办机关里带个头。因为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针对教育战线，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更应该率先垂范。
我的这张大字报写出来以后，机关里传出我是针对王一伦书记。应该说这话有对的一面，确实是批评王；但又不尽然，因为这只是一种姿态，是从宣教方面提出问题，实在是火力不旺，“肤浅”得很。但是，就是这样一张大字报，同我观点相左的财贸办的一位N领导同志写出大字报，说我这是舍车马保将帅（意即打王一伦、保刘光涛）。文教办普教处处长张扑，和我至交。对此也有看法。在当时不好挑明，便在一天，利用在去三中的道上对我讲了个故事。他说：
“主席到四川，对四川赵紫阳说：你在四川工作，可以武侯祠的诸葛亮殿楹联为座右铭。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作者赵藩当时是针对四川总督芩春煊写的。正美，我看主席的意思很深刻，值得借鉴。”
我觉得张扑是有意提示我，但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顺便说了一句，“冯玉祥也有一副楹联赞孔明：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风于遗迹万古清高。我一定牢记你的赠联。”
张扑没有往下说。他的沉默，使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竟不能以对。回到家里，我才意识到，张在这里指的是我写的那张大字报，有失明智。王一伦对我的印象不坏，但对于这张大字报，王并没有理解我，后来因为事变，我也不便于向他解释这件事，以至于成了双方的一个疙瘩。
二月初，刘光涛、苏民到省教育局开完座谈会之后，暗示我在批邓上带个头，我先犹豫了几天，在1976年2月6 日《人民日报》关于不点名批邓的报道以后，我认为到时候了，便起草了《炮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又经过请示苏民之后，在省直机关第一个贴出批邓大字报。此后，我除大小会议上宣扬批邓以外，还组织了《维吾尔姑娘的辫子，还是修正主义的狐狸尾巴》、《邓小平其人》等大字报。
1976年初，省委宣传部通知我，要求由我出面接待《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来我省了解教育主管书记王一伦的情况，我向他反映了王一伦在农学院搬迁上动摇以及愿意用老人的情况，说明王对文革还有问题。
当时我热衷于黑大、哈三中和学朝农的事。
黑大主要是中文系杨战生和物理系李首伦等工农兵学员，于1975年寒假期间出版了个油印小报《理论与实践》的学理论刊物，其宗旨是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研讨工农兵学员如何搞好上、管、改，推动教育革命。刊物署名为黑大工农兵学员理论组。这件事之前，没有同学校党委打招呼，而得到学校学生会的支持。黑大党委白汝瑗到我家找我。认为理论组这样做似有不妥之处，恐以后出问题对学校影响不好，给自己添麻烦。我对他说，学生可以自己印制小报、刊物，没有什么不可。出版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我说我在电机校当学生干部时，不但出过小报，而且出过诗刊，都没有报告党委。事前没有打招呼，现在学校知道了，管起来就是了。只能因势利导，不能压，也不能禁。如果压，或者禁，就会出问题。当时我是支持理论组的，我觉得工农兵学员自己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要求参加上、管、改，无可厚非。
黑大理论组的油印刊物一时成为黑大左右工农兵学员的舆论工具，其中主要成员又是学生干部，因而又是黑大党委不能不重视的力量。他们对于学校教育革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意见，要求参加“上、管、改”，白汝瑗认为接受不了，甚至常抵触，弄得很被动。白汝瑗很怕事，简直是什么事一遇到麻烦，不是打电话找我，就是跑我家里问我，因为当时我们两家只是一道街之隔，他到我家也方便得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时中央通知各单位不要设灵堂。白汝瑗拿不准主意，几次打电话问我。理论组要自己设灵堂怎么办。我说：
“群众要坚持设灵堂，这是好事，你们照办就是，有什么了不得的。这有什么不好？”
这样没过多少时间，又问理论组要求开追悼会行不行？我答复说：“可以开。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群众要通过追悼会寄托哀思，表达对总理的爱，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这样，在理论组的推动下，黑大在总理逝世时，群众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敬爱的总理的哀悼。黑大理论组在办公室里一直挂着纪念总理的横幅。
黑大理论组对批邓也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在没有公开点名时，用大字报点名。白汝瑗问我。我说：
“中央说的是不能在报纸、电台上点名，而没有说在学校、机关内不能点名。”
在那个期间，白汝瑗经常到我家或打电话，成了“每事问”。当时真把我难为坏了。我真的从思想里认为，这个当过《黑龙江日报》社长的他，已经不适合当校长了。因为类似的问题在别的院校都解决得不错。白汝瑗说，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