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说过之后，邴瑞年说：“现在正式通知你：原来的专案组已解散。你接受审查，现在需要继续接受帮助。那天谈话不冷静，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还是对自己的问题要加深认识。……你今天谈话是不对的。说省委不慎重、不周到。对你的问题有各种意见，省委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按党内处理的。所以是慎重的。今后前途怎么样，是光明的。条件是拥护华，拥护十一大路线，党内现行政策。……你提的第三条，可以向省委反映，你自己作精神准备，如有可能，可以改变。”
到1979年7月12日上午，冫工英、田桂琴通知我，根据我的意见，最后落实在东北林学院印刷厂。7月17日上午到林学院组织部报到。我请假半个月看病治病。8月1日到林学院印刷厂正式上班。
我按自己的承诺，按时到林学院印刷厂报到。第一天上班，厂党支部书记王兴亚首先找我谈话。王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打倒“四人帮”后平反。他表示欢迎我，表面上给我一种很客气的感觉，一再讲他自己被打成右派、饱受风霜的历史，说很理解、很懂得我这时的心情，希望我放下包袱，正确对待，轻装前进。他还说：“原来准备安排你干点体力劳动，后来考虑你的情况，让你作校对。你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知道你的水平，有些教师编写的教材你可以动手帮助改一改。”于是，他对一些教师的素质和水平，发表了一番贬词，使我对他的为人，留下了某种不悦。但是，总体地说，他对我的一番表白却赢得我较好的感觉。当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伏案写下了自己的感慨：
自白1979年8月1日，到林学院劳动改造，一路上思绪翻涌，写下了下面的话。
今日之路不能择，昨日之事不可悔！
笑颜迈步迎头去，但看还有几回折。
犊牛胆壮同虎斗，少年志高拿星云。
投身革命信无邪，赤子红心最纯真。
举手宣誓队旗下，从此步步紧相随。
凌云入团再入党，锐气昂昂不可挡。
文革号炮震寰宇，往事是非皆重评。
常念前苏修正事，诚认如此可防修。
前人抛头何所惧，我辈岂能惜咫身！
若闻领袖一声令，油锅打滚亦甘心。
十年风雨十年艰，奸雄角力每身连，愈研愈磨情愈烈，益锤益锻心益坚。
自信革命路途阔，岂认艰难作鬼关！？
走尽人生必由路，他人做戏我观闲。
人同一切生物一样，常常做各种适应性改变。“他人做戏我观闲”，就是我今后应该适应的政治生活。
到了印刷厂，我按照要求很快进入了角色。我在老校对员王老师和小宋的指导下，学习校对知识，练习校对技巧，很快同他们交上了朋友。因为校对员的工作性质，我同厂里的印刷工人也很快熟悉了，相处的也很不错。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是我国的古训，我谨遵牢记。由于我工作努力，能够与人们友好相处，所以，我在印刷厂给人们留下了不坏的印象。我自己也感到愉快。
我觉得，做校对工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它开辟了我的视野，让我进入一个崭新的林业大世界。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国比较丰富的森林资源，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开发、建设的现状，看到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名目繁多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学习了一些有关它们的生长史、发展史，看到了绚丽多彩的园林、道桥，了解了许多生态知识，还知晓了一些木业、森工方面的宝贵资料和信息，等等，从而极大地扩大了知识面，增加了新的阅历。
我到印刷厂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新中国成立30周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作了一番“总结”，并第一次向世界宣布，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同叶的讲话一唱一和，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工作作出了“崩溃”的评价。我想，邓小平处心积虑要否定文革，终于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完成了夙愿。
我听着王兴亚卖力地解读这两个讲话稿，脑子里大浪翻滚，把我的思绪推向了1973年，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永不翻案”的那封信的回忆。当时，我感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邓小平悔过自新的自我批评精神。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渐渐地淡忘了。我极力地追思朔源，原来曾经为之感叹的东西容易让人们失去记忆，而某些条件的再现，却会奇迹般地使那些近乎消失的记忆，重新变得异常清晰起来。邓小平是这么说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工作时，我做的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三线的基本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我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万一……
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还记得华国锋上台以后，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
想到这里，听着王兴亚念念有词的一句句解读，深感这翻天的巨变，使我结束了一场噩梦。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能否经得住考验，能否越过风险，关键在于他对时局是否正确估量，头脑是否高度冷静，意志是否无比坚强，手段是否恰当，本领是否高强。说一千道一万，必须掌握斗争的火候，懂得进退的玄妙，才能保住自己，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其实，事情并非突然。信息早已公开，事变也已成熟。深深感叹自己不是搞政治那块料，永远搞不了政治。但是，既然自己已经被历史套牢，就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我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
当天在回家的通勤车上，我脑海直折腾：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料事如神，看人也是入木三分，比别人常常高一招。为什么对邓小平却反反复复。究竟是毛泽东宽厚，还是邓小平谲诈？是毛泽东的疏漏，还是邓小平的机智？是毛泽东的神，还是邓小平的鬼？或者，反过来，是邓小平的功夫，还是毛泽东的轻信？或许，是华国锋的软弱无知，还是毛泽东认错了人？或者，这样的历史大转换，来得如此迅速而顺利，从根本上说，是体制造成的。如果毛泽东不恢复文革前的旧体制，搞宪法控制下的民主与法制，而不是封建的册封接班人，也许今天这样的事情无由发生。他指定接班人违反历史潮流，而接班人又如此弱智。于是，终于成就了邓小平，掀翻了毛泽东最看重的那一半事业。也许这才是铸就今天邓小平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不敢断言，陷入一片思维的迷茫、混乱之中，差一点错过了下车的地点，是一位同路人及时提醒，方在我该下车的地方下了车。
我在林学院印刷厂当校对员，干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正在我精神上遭受灭顶性轰击之时，我万万没料想王兴亚对我耍了两面派，这使我精神上再度受到莫大的冲击、人格上受到莫大的侮辱，再也无法承受，决定再造一次反，“今日之路不能择，昨日之事不可悔！笑颜迈步迎头去，但看还有几回折。”豁出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突然停电，决定提前下班。楼梯间漆黑一片，我摸着楼梯小心翼翼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挪步，诚惶诚恐，惟恐失脚而踩空台阶，校对员小宋还护送了我一程，在我坚辞之下，她才离开，然而，多事之秋的我，祸不单行，小宋没走出几步，我以为到了最后一个台阶，一失脚而了脚脖子。我去看了西大桥骨伤科医院著名的夏大夫，夏大夫给我的脚正了位、敷了药膏，开了几天病假条，嘱咐我好好休息，我给组里打电话请假，并说明脚好了以后上班时带去病假条。这位王书记竟然忘了人间常有不测的疾痛和曾经对我开出的一份份承诺单，根本不作调查，不问究竟，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提高嗓门，凶神恶煞地责难我，在职工广众前给我抹黑。他说：“范正美刚来时表现还不错。可没过几天就说有病，现在在家里泡病号。怎么样，我看他这样的人就是不行。”
我在家只休息了几天。上班后，许多职工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怎么不好好休息，这么急就上班？个别工人师傅在我休息时，还偷偷告诉我“王兴亚说你装病”。我又感动，又气愤。感动的是，难得工人们的一片情；气愤的是，自己又挨了一闷棍。
在我看来，王兴亚作为一个曾经被打成右派而过来的人，应该更能理解人、体谅人，想不到他却好了伤疤忘了痛，竟然如此落井下石，陷害我。说实在的，省里还没有这样的人，敢于如此对我非礼，公然蔑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觉得在这样的人下面，我怎么干也不会有好。于是，我毅然决定铤而走险，不再去林学院劳动了。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在这样的人面前折腰。玉梅也支持我。于是，我就在家里真正养起“病”来了——定期给林学院印刷厂送病假条。
事实证明，我的抉择是对的。文教办、林学院后来都没有人来追究。后来我想，或许这持久的忽高忽低、忽紧忽松的政治马拉松，无限拖延，无限打击，下面的人已经渐渐冷下来了。其实，对付政治运动，老一辈就是这么一招。时至今日，人们厌烦你整我、我整你了。或许这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层夺权斗争造成的某种空隙，是一种巧合，而便宜了我。正是这种抉择，使我抢回了我的一部分生命，赢得了学习时间。
从林学院回家以后，我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主攻英语，并开始研究经济美学。同时，我还大量阅读古典诗词，看看《古文观止》、《古文百则》、《史记》和《资治通鉴》，借以排遣胸中的郁闷和不快。我深居简出，除了同玉梅、还有两个孩子交流，引导他们学习，听听广播，家里当时也没有电视，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同外界接触，也不想同外界多联系。学习英语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学习英语，使我打开并面对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买了一套伦敦原版《基础英语》（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