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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当时，我们在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组织上，相对地区别于其他地方，中央派人了解总结了哈师院的情况，加上批语，以中发［1967］1号文件的形式发给各地。哈师院造反团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表扬，我因此也身价提高，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来访，市里许多组织找我，宋任穷同志到哈市个别接见了我，给了我很多鼓励的话。潘复生、汪家道派人到师院在大会上邀我参加全省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和省里的夺权活动。当时，我飘飘然，自以为与一般造反派不同，是党员、大学生，有理论、有头脑，是造反派中的佼佼者，当之无愧的群众领袖。因此，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当时我爱人从南方来哈），选我当红色造反者革委会班长，我竟不推辞地接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参与并领导了省里的夺权活动，并在我参与讨论的一号公告、二号公告里，把省委、省人委说成了黑省委、旧国家机器，要像巴黎公社那样，把它们彻底砸烂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同时，我极力为潘复生、汪家道抬轿子、吹喇叭，紧跟紧靠他们，在潘复生公开批评我“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以后，参与了潘复生、汪家道等制造的“一？三一”、苇河、伊春等地的所谓反革命事件的冤假错案，致使许多干部群众受到了迫害，使党的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捍炮两派斗争中，潘复生、汪家道在总理面前写了检讨，回来就撕毁，整炮轰派，自己挨批、被扣上各种罪名之后，这在当时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对搞政治很消沉，在下放劳动时，我想以后不再过问政治了。但是，在批林整风时，省里批判了潘复生的错误，又把我找回来，并安排作省委委员。这以后，我并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反而自以为是同潘复生斗争的英雄，特别是这以后，总理提名我当上了十大代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听到的好话越来越多了，我又一次昏昏然，进而背上了文化大革命一贯正确的包袱。
批林批孔初期，看到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文章，特别是看到江青、迟群、谢静宜在中央机关召开的大会上的讲话，我错误地看待了形势，认为确实存在着否定文革的思潮，不反击一下，就不能把文革进行到底。当时我既怕在新形势下，让人说自己把棱角磨没了，丢了造反派的桂冠，又想显示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进而所谓“立新功”。所以在批林批孔初期，在中发［1974］12号文件下达之前，我根据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参加运动，又犯了新的错误。
我当时站在维护文革的立场，认为省里存在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多，省里许多老同志的三个正确对待并没有解决，应该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来解决。因此，我通过开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宣传反回潮，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观点。在对待当时省委领导的问题上，我认为汪家道早先跟潘复生一样推行错误路线，在运动中又搞得不得人心，以刘光涛为代表的省委，虽然有回潮问题不能低估，但应该肯定成绩。牛聂等人冲进省委大楼抢文件、围攻省委领导的事件发生后，省直机关部分干部聚集在栾锋家开串联会，打电话把我从黑大找回来研究对策。当时我认为省委有错误，应该是一批二帮，牛聂他们这样作，想把省委搞垮是不对的。因此，我主张开群众大会，揭发汪家道问题，打击牛聂等人的气焰，这是对省委的有力支持；为了体现党的领导，可以请示省委。省委是知道我们的底的，也是会同意的。但为了避免使老干部被动，不让牛聂等人抓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辫子，只有找军代表和群众代表。这样，经过研究，我同意以我和骆中喜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这就是三？二三大会。这次大会特别是我本人以《打击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为题的发言，指向了省委领导同志。现在看来，都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当时，我自以为这次大会影响很好，认为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也是正确的。所以这次大会之后，我在几次串联会上又宣扬我的观点。当时我感到运动到底怎么发展看不准，要吸收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比如我是主张揭回潮、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但是谁是代表人物看不准，牛聂谁都打，不得人心。因此，我主张不定调子，有问题就揭，最后看谁的问题多，谁就是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又如，我是主张放手发动群众的，但我认为牛聂等人正式成立组织不得人心，因此我搞思想沟通，行动配合，不正式成立组织。如果运动发展下去，允许成立组织，到时候拉起来便成；如果不允许成立组织，我们这不是组织，就可自行解散。这样，在实际上，就形成了以我为头头的另一个山头。因此在本质上，我和牛聂等人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同志们的帮助，我才没有走得更远。
汪家道在批林批孔期间遭到群众的猛攻，离省进京之后，当时省委宣传部负责人估计汪去京是为了告状，蒙骗中央领导，也想派人进京，派人找我商量，我也认为汪家道去京以后，可能搞假汇报，弄不好就是否定我们这一派，因此积极支持上访。中发［1974］12号文件下达后，宣传部领导通过人征求我的看法，暗示文件尚未正式传达，可以抓紧时间，以群众名义上访。我当时认为这是有关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又能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可以争自己这一派的地位，所以我仍然主张去。虽然材料我没看过，是由宣传部组织人写的并打字成稿。但对于这次上访，我是有责任的。上访材料按照当时批林批孔的调子，虽然主要告汪家道，但同时也告了许多老同志。
［1974］12号文件下达后，我主动找各省委书记个别谈心，在我获悉领导同志认为我在批林批孔这一段的做法是对的，有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之后，我又一次错误地看待自己，觉得自己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因而更加骄傲了。
长期来，文革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自恃正确，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同文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从逐步接受文革思想体系到本能地去维护这套东西，维护自己。因此，1975年小平重新工作后，我就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他的言行。因而，在思想上同邓小平同志是格格不入的。看了邓小平的几个讲话材料之后，我和人背后议论说，邓是用反派性、坐直升飞机、整顿这三板斧打击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我认为还牵涉不到自己，但把别人整下去自己也没好，所以，对邓小平的讲话很不满。当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看到中央打招呼文件，就以为自己这一回又看对了。在一次刘光涛、苏民到省教育局开座谈会后，刘、苏暗示我带个头，我先犹豫了几天，在1976年2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不点名批邓以后，我认为是开始批邓的时候了，便起草了《炮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又经过请示苏民之后，在省直机关第一个贴出批邓大字报。此后，我除大小会议上宣扬批邓以外，还组织了《维吾尔姑娘的辫子，还是修正主义的狐狸尾巴》、《邓小平其人》等大字报。
1976年我受省委宣传部的通知，接待过《人民日报》记者来省整理王一伦同志的材料。
我还支持黑大理论组，为他们批走资派张目献计。
在工作中，我积极宣传学朝农，同十七年对着干。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向支部大会交代的。对于这次处理，我表示拥护，没有提出意见。
于是我开始重新找工作，决心从头做起。
从下放劳动到这次处理，我的心情很不好，情绪也常反复，思想常常波动。当时我用诗词把它记录下来。这里选其一、二，转述如下。
1982年春节看电影《李清照》（一）
亭亭一代女英才，怆怆厄运去复来。
抒情佳句申豪气，励志勉词壮愫怀。
伤心明月捐血泪，总为国是生焦爱。
世间变故金贵处，人受煎熬文炼采。
（二）
观剧人人骂昏君，精英弃用尽没埋。
外寇明抢犹可御，家贼暗箭更难排。
国破家亡无生路，山高河莽复添衰。
史事历历堪恼恨，伤心最是戏剪裁。
那时，一切东西，几乎都能触动我的某根神经，令我生出一番感慨来。一日，去松花江边，看到当时风骤浪高，汹涌澎湃的水流冲击松花江大桥桥墩，极大地触动我的心情，诗兴涌来，口出一占。
口占松花江大桥墩颓波狂促真艰难，岿然砥砺柱其间。
信有群石作依恃，何愁尺逆逞凶顽。
1982年4月21日至23日，几天读龚自珍诗词，心情豁然开朗，写了一首《放歌》，勾画了我的身世：
生来便逢征戍烟，躁腹犹闻战火燃。
马上戏儿刀剑逼，慈母悬心肝胆寒。
慌乱曾见贤嫂泪，塘畔置我骇道还。
四都宁静睡婴哭，一时枪林动机关。
八年抗战八年苦，艰难还累多疾患。
入死启生哭几回，至今回首泪难干。
七龄齿幼筋骨嫩，尊父教我学耘田。
守庐勤手仍失计，祁天赐福夺丰年。
忽报新军村前过，壶浆寄意慰劳欢。
始知神州开天地，欣闻故事井岗山。
开篇先见毛主席，建国不忘共产党。
工农革命慕激烈，童心感染入心田。
牙牙学语无鲜词，老师教我作讲演。
不知开国何论史，编演板画我领先。
感时报国跟党走，队前举手红巾鲜。
堂中观我授奖誉，邻里夸我少年贤。
校长亲配特质徽，中学初阳当画看。
志气纵横无骄意，师生争识健儿前。
品学兼优勤培育，团门迎我好青年。
团里生活方举步，身兼多职辅导员。
信党期望无懈怠，奋勇向前苦着鞭。
市颁三好获嘉奖，金星配胸生光颜。
河畔邀友话毕业，联步朝阳学前贤。
相期北京群英会，此别他年试比看。
人生难得风和顺，无钱继学暂归田。
适得华厦需广木，又得机会学化验。
臃员退够因冒进，应召时去又一年。
母处逆境子鉴谅，党有困难我分肩。
江城背远攻机务，中途拔我应急先。
夙兴夜寐学教长，市委奖我好团员。
并排尺照师生赞，愧为社建少俊贤。
昔日夺魁淡墨香，今日题榜高眼看。
众人指我道崭然，自信磅礴壮怀展。
升学离职敢试纸，两人举步我登先。
尊从马列寻真径，自攻外语悟苦甜。
厚重虚怀受仰敬，金薄高奖友欣然。
一时豪气塞中胸，言来不信曾和颜。
常在人前呼口号，总调急调弄琴弦。
社教纳新归党队，眼前同志看路线。
书生意气兴正浓，革命防修声振天。
文革号炮起风雷，书生胸海掀狂澜。
观望徘徊难辨向，挥手踟蹰师生间。
不悔云中露沉翅，谁怜议墨纸未干。
到此千回带泪吟，碧血如丹却唱晚。
摇落岁华无觅处，敢惜盛年向阳看。
依恃群勉未觉孤，纵横吟哦天地宽。
漫道荒青难下种，但信功夫不经年。
自思多因聪明误，仍凭倦眼认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