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世留虽是红衣大主教，却认为宗教绝不能与国家大事有丝毫牵扯，他主张限制教皇权力，将教会有关俗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因此在天
主教与胡格诺派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但此时的胡格诺教徒凭借军事上的实力，不服国王的管辖，将拉罗舍尔城视为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城市，甚至与法国为敌的任何船只都可
以驶入港内。黎世留采取坚决手段，1627年，黎世留随同国王向胡格诺教的要塞拉罗舍尔进攻。
进攻开始不利，随行的国王感到厌烦，先行返回了巴黎，在经过13个月的饥饿和疾病交迫之后，拉罗舍尔在绝望中陷落。黎世留一马当先
进入城内，他身后的士兵把面包分给饥饿的老百姓。
此时，半个法国要求彻底铲除胡格诺派，但黎世留的政策却极为宽大，甚至出乎胡格诺派的意外，他不仅没有进行大屠杀，反而准予胡格
诺士兵回家，保证所有胡格诺教徒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退还侵占天主教的财物后，由国家补贴20万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胡格诺牧师。
1629年黎世留颁布了《恩典敕令》，剥夺了《南特敕令》给胡格诺派的一切军事和政治特权，根除了他们在法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使
法国进一步得到统一，而且在敕令中明确规定胡格诺派依然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并将全国的陆海军的各种职位都开放给各教人士。
黎世留的政策使整个欧洲都大为惊异，而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的对立也因此不断得到缓解，后来，甚至出现了天主教徒崇拜胡格诺派将领的
情形，黎世留说：“从那时，我在任命胡格诺派教徒以各种要职时，宗教的争端从未成为一种障碍。”
这也许是黎世留最大的几件功勋之一，他既通过解除兵权消除了胡格诺派的军事基础，又用信仰自由和人身安全使胡格诺派失去了政治对立的
基础，从而解决了王室与胡格诺派之间长期的对立，法国一大隐患渐渐消失，而且胡格诺派在工商业的特长为法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对另一不稳定因素——封建贵族，黎世留远不如对待胡格诺派那么宽容。此时的贵族仍
然窥视着中央政权，有些势力大的贵族拥兵自重，建立城堡，甚至自行制定法律，强收过路费，成为法国最大的隐患。黎世留认为要想结束这
种局面，只有实行中央集权，由国王总揽大权。在今天看来，这种绝对君主制是落后的，但在那个时代，这是从贵族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经之路
。
1626年黎世留颁布敕令，命令销毁大贵族的所有城堡，禁止贵族决斗。一些贵族嘲笑他的政策，有人专门跑到他家窗前决斗，而黎世留直
接将两人送上了绞刑架。贵族们怀恨在心，拉拢皇太后，试图打击黎世留。但他们在宫廷斗争中败于黎世留之手。
贵族们一看形势不好，干脆起兵叛乱，结果被黎世留大军击败。黎世留将其领袖和数十名贵族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很多人说路易十三和黎
世留冷酷无情，黎世留的回答是：“惩罚一个穷凶极恶几与其爵位相等的大官，实在是伸张法治最好的办法。”
法国的封建主义和宗教纷争，促使黎世留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强化中央集权。他把自16世纪以来向地方临时性派遣的钦差大臣变为定制，
称为总督。总督由国王直接任免，通常出身低贱，但权力在地方长官之上，监督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工作，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
辖。为便于对地方的控制，黎世留还在全国各地建立驿站。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开始建立出版检查制度，1630年还创立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报刊《法兰西报》，作为集权政治的舆论工具。在黎世留
执政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和巩固。
在他的铁腕政策下，贵族力量受到极大的打击，在他的时代，贵族们畏惧他的铁腕，虽然心中恨他，却也拿他没办法，而整个法兰西向着
统一国家更深地迈进了一步。他以独裁和君主专制制度为代价推进法国的统一和富强。
黎世留继续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扶植工商业、扩大海外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为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黎世留对海军建设甚为重视。
1626年以后，黎世留下令扩建海军，他自任“航海和商业总监”。经过10年努力，法国的大西洋舰队已配备了38艘军舰，其中12艘吨位已
达500吨以上，地中海舰队也拥有25艘舰艇。法国海军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他还积极扩充陆军，1626年法国还只有12000人的陆军
，到1635年陆军人数已达13万，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强大武装。
凭借军事力量和自己的狡诈头脑，黎世留开始参与欧洲争霸，在他执政期间，法国在自己的周边扩大了疆土。在外交战线上他最大的成就
，就是从仰西班牙鼻息的状态下摆脱出来，破除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
黎世留取得的功勋令路易十三说：“你一天做的事比其他人一个星期做得还多。”他的西班牙劲敌奥利瓦雷称他是“基督教世界数千年来
最能干的首相”，英国一位政治家说他是“当代最能干的政治家，置之其他时代可能也是如此”。
不过，黎世留只注重国家的富强，却无视百姓疾苦，他执政期间各种捐税成倍增长，一些农民因无法生存而自尽，据说巴黎有四分之一的居民
以乞食为生。而黎世留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应当把他们当作骡子，加以重负，安逸会把他们宠坏
。”
黎世留的重压统治，激起了各地持续不断的起义， 1639年在诺曼底爆发了“赤脚汉”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多达数万人。但在黎世留的镇
压下，这些起义都先后失败了。
1642年12月4日，这位权势熏天，不受人民爱戴，却依然令人敬畏的红衣大主教，以死亡结束了属于他的时代。在临终前，听他告解的神父
问他是否已饶恕了自己的敌人，黎世留的回答是：我一生中从未曾有过敌人，除非是国家公敌。
在他死后5个月，路易十三也去世了。在此期间，他曾开玩笑似地问自己4岁的儿子：“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回答说：“路易十四。”
路易十三说：“我的孩子，时候还没到呢。”
路易十四
对于法国来说，路易十四不止是国王，而且是一个时代。法国伟大的启蒙作家伏尔泰曾以此为名写下整整50万字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在这一个时代里，“太阳王”的光辉笼罩着全欧洲。而法国也因为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而更加强大。
1。朕即国家！
路易十四的童年是在战乱和不幸中度过的。他5岁丧父，由他的母亲——摄政女王带大。不久，他的母亲任用红衣主教马扎然为首相，马扎然费心尽力，但百姓的生活仍然困苦，来自贵族阶层的力量仍很强大，他们又开始对王室指手画脚，甚至利用老百姓的盲从和尚武精神，开始了一场“投石党运动”，在巴黎街头大打街垒战。巴黎成了一个武士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马扎然的贪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他挪用军事预算，出售官职，据说他搜刮的民脂民膏高达2亿法郎。
马扎然和王后带领年轻的王子们两度逃出法国，而议会通过法令没收王室财产，路易十四跟随母亲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王后不得不典当珠宝来购买衣物，晚上以稻草为枕，路易十四体会到了什么叫作穷困。
不过，路易十四也两次回到巴黎，这中间很大程度得益于贵族们的内讧和人民间歇式的激情，每次乱局都会演变成暴动，肆意杀戮，经济活动混乱，食物供给中断，激情过后的人们这才想起秩序的好处。于是敦请王室回归。
这一系列的变故，特别是这段逃难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路易十四难以相信群众，也不再喜欢巴黎。路易十四清楚地感受到：祖父亨利四世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仍然貌合神离。这些使他的心灵一再强调集权的重要性。
1651年9月7日，一位英国人依夫林在巴黎寓所，看到这位年方13岁的君主在盛大的成年礼行列中通过，他说：“一个年轻的阿波罗，在整个游行中，他不断挥帽答谢挤满在窗口中的女士与欢呼‘国王万岁’的群众。”
1652年10月21日，路易十四第二次返回巴黎，再次得到民众的欢呼。路易十四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君主之路。
君主制就意味着中央集权。自从15世纪起，法国的国王和大臣们就努力控制贵族，并全力理财，以保持独立。有了独立的财政，才能保证对司法、财税和造币的垄断。这一切的主要途径是扩大官僚队伍，强化官僚机器。而官僚队伍的扩大主要靠买官制度，大批资产阶级分子通过购买官职，成为“穿袍贵族”后，进入各级权力中枢，执掌要害，从而使各级官僚机构不断发展，日益完善。
在法国建立起这套制度的筹划者就是黎世留，黎世留虽然不招人喜欢，但这套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的。
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于16世纪，17世纪开始巩固，直到18世纪，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历经了动摇、巩固、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全部历史过程。
1661年，老谋深算的首相马扎然去世。马扎然对路易十四的最后建议是应当自兼首相，不要把任何重大决策交手下去做。路易十四坦诚地说：“如果他再活得长些，我将不知如何处置他了。” 他下令把马扎然的全部财富没收，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最有钱的君主，另一方面也大快民心。
首相死后，各部门主管来询问路易十四，以后他们将向谁听取指示，路易十四回答说：“向我。”从那天起，一直到1715年9月1日，他统治整个法国。法国人民喜极而泣，因为50年来，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权在握的君主。
法国人民在经历了黎世留的独裁，投石党人的混乱，马扎然的搜刮之后，深深懂得集中的王权对于秩序与安全的重要性，因为那至少不会回到人为的对立与厮杀中去。他们对这位 年轻的君王甚至抱有一种宗教虔敬般的景仰，对他的气派与权威感到一种集体的骄傲。
路易十四相信他是上帝指定来统治法国，并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他甚至引述《圣经》证明他的想法，而当时的许多人也乐意从宗教书籍中找出证据支持君权神授的看法。
在路易十四的回忆录中，他说：“上帝任命国王为大众福利的惟一守护者”，因而他们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为有效地行使这项天赋的功能，他们需要无限的权威，因此，他们须有“完全的自由处置所有的财产，不论属于教士或平民的”。他完全相信“朕即国家”这一点，虽然他并没有真正说过。
路易十四要塑造一个真正一统的法兰西，他希望整个法兰西只听到他，太阳般的路易王的声音，他希望他的命令没有任何人敢违背。在马扎然死去的当天，他召集群臣，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宣言：“大法官先生，朕请求并命令你，除了应朕谕令之外，不得在任何律令上盖章”，“国务秘书先生们，朕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