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史事”，能写“条达妥适之文”；功课以旧学为主，也学习西学读物。
16—20岁的青少年接受中等教育，课程以西学为重点，西学科一律以洋
文授课。高等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西学。高等学堂和专门学堂聘用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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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不用中国教习，班型大、学生多时可聘中国人为助教。
严复的教育思想对改变人们的教育意识，使中国教育从封建传统的
禁锢中解放出来，走向世界，走向实际，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他自
己也没有坚持到底。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的教育家们扎扎实实地进行了批判旧
学、宣传西学和提倡新学的改革文化教育制度的活动。他们废八股，变
科举，广兴学堂；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局，编译外国教科书和各种书籍；
还鼓励自由设立报馆；各学堂选派聪颖子弟出国留学等，大大推动了人
民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崭新思想和
办学实践，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他们倾慕西学，追求实学，放眼看世
界，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活跃的局面。
（3）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与近代中国大学的诞生
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是“百日维新”期间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师大学堂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朝末年最为著名的新式大学。
关于京师大学堂的设置，早在“百日维新”之前就有创议。最早提出兴
办京师大学堂的文献见于1896年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1898年“百
日维新”期间，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
程》，稍后总理衙门接到光绪帝的“上谕”，准设京师大学堂，并派吏
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事务。
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行政组织的萌芽和有别于封
建旧教育体制下学校管理模式的出现。根据当时大臣的奏议和 《京师大
学堂章程》的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地位“为各省之表率”，“各省学堂
皆当归大学堂统辖”。管学大臣的职责非以管理大学堂事务为限，实际
上是全国教育行政的最高长官。以后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另设大学
堂总监督。学务大臣统辖京外各学，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后来，张
之洞、张百熙等又奏请设立学部，京师大学堂又隶属于学部名下。到民
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近代中国大学的诞生，始于1895年盛宣怀报经清政府批准后在天津
办的天津中西学学堂。盛宣怀在奏章中说：“此外国所谓大学也”。这
所学堂于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即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教育改革，并逐渐形成了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其标志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正式颁布了
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共同拟定的 《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
个章程把高等教育分为三级，即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这是我国
近代最早由中央政府确定的高等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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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本和印度教育
1。日本教育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19世纪60—70年代的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以前，神道思想和儒家思
想在日本教育领域中占着主导地位。教育机构有幕府直辖学校、藩学和
“民众”教育所等。比较有名的幕府直辖学校有昌平坂学问所、和学讲
习所、开成所和医学所。昌平坂学问所是日本的儒学研究中心；和学讲
习所讲授日本国学；开成所传授西方学术和语言；医学所教授西洋医学。
藩学设在大名的领地，教育各藩的武士。“民众”教育所有乡学和寺子
屋等，是为大藩的支族及家臣子弟或庶民开设的学校。明治维新以前的
日本教育等级森严，学校数量也少，设备简陋，教学内容也很单调贫乏，
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1）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形成
“维新”之初，明治政府就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
“文明开化”的纲领性改革口号，确定了明治政府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总
方向。1868年3月发布的政府施政纲领——《御誓文》提出“破从来之
陋习”和“求知识于世界”两条原则，表明日本决定放弃闭关自守政策
和学习西方的决心。以西方教育为榜样，进行教育改革，在日本确立资
本主义教育制度，是明治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明治维新是统治者
自上而下发动推行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保留了
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和军国主义特征，这对日本新教育制度的形成有深
刻的影响。
①培养忠顺臣民和孝子的教育宗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把学
习西方、兴办教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以天皇名义于1879年发布的《教学
大旨》和1890年的《教育敕语》确定了日本教育的宗旨。
1874—1888年，日本兴起了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
改革运动。社会各阶层，包括教师和学生都投入了斗争的行列。他们提
出召开民选的国会，制定宪法，以及减轻地税等。
为了遏制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潮，1879年日本天皇发布《教学大
旨》。《大旨》起草者元田永孚（1818—1891年）是天皇的侍讲，一个
顽固的儒学家。《教学大旨》突出强调日本教育的宗旨在于根据祖宗的
训典，形成忠孝仁义的思想品德，完成“臣民”教育的任务；明确提出
培养忠孝仁义的道德和探求知识才艺是相并列的教学要务。《教学大旨》
明显地反映了日本近代教育在学习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同时，
仍坚持把灌输儒家道德作为教育的中心任务。
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受到了镇压，但同时也实行了
君主立宪，并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天皇下达《教育敕语》，
它实际上具有法律效力，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基本法。它重申日本教育
的目标是培养天皇的忠顺臣民和父辈的孝子。在道德教育方面还强调了
爱国和守法教育。在教学方面，提出要重视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以适应
富国强兵的需要。《教育敕语》的基本精神符合日本统治阶级的意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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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一直支配着日本教育；而且作为国民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长期
影响日本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国民的整个精神生活。直到1945年情
况才发生了某些变化。
②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1871年7月，在日本政府中设立了文部省，
主持教育改革，统辖全国教育事业，兼管宗教事务。1872年，日本颁布
《学制令》，具体规定了日本的教育领导体制和学校制度。
日本的教育领导体制仿效法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学区制。在文部
省的统一管辖下，全国划为8大学区 （一年以后又改为7个），每区设
大学1所。每个大学区分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中学1所；中学区
又各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1所，全国共设小学53760所，每
600人左右即设1所小学。
80年代后期，日本陆续设立了普通学务局和专门学务局两个机构，
加强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工作。此后，又设立了管理职业教
育的实业学务局和宗教局等。日本对教育内容的思想方向非常重视，1883
年实行教科书由文部省批准的制度，1886年改由文部大臣直接审定。1903
年又确立了小学教科书的“国定制”，绝大部分小学教科书的著作权直
属文部省。
③学校制度
1872年日本颁布《学制令》，以后又颁布《教育令》，到80年代末
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各级教育的《学校令》，最终形成了日本近代的学校
制度。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非常重视振兴初等教育，文部省把大力发展小
学定为实施《学制令》的首要任务。《学制令》废止寺子屋和乡学，规
定开办八年制的小学校，分为初级和高级两段，各4年，儿童6岁入学，
接受8年的普及义务教育。1879年发布的《教育令》修正了上述规定，
将普及初等教育的年限缩短为4年；1880年又把八年制的初等学校划分
为3—3—2年的三段，第一阶段的3年为义务教育。1886年，颁布的《小
学校令》，才将初等教育学校确定为8年，分为前4年的寻常小学和后4
年的高等小学两段，前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后4年实行收费。但是在
生活水平较低的地区允许设立三年制的简易小学；高等小学的年限也可
以分为2、3或4年。这种灵活的规定，有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初等学校的课程包括修身、国语、作文、算术、几何，还包括初步
的物理和史地知识、化学和体操、图画、唱歌等。
日本近代普及教育的速度很快。1873年初等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只有
28％，1891年已达50。3％，1907年则提高到97。3％，基本实现了普及4
年制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同年，决定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为6年。
关于中等学校，《学制令》规定：在8年制初等学校之上设立6年
制的中等学校。1881年，文部省决定将中学的6年分为4、2两段；必须
具有6年的初等教育基础，才有入中学的资格。1886年的《中学校令》
规定，中学学制延长为7年，分为5、2两段。5年制的初级中学称寻常
中学，由地方设置和管理，是普通教育学校；2年制的高等中学校是中等
教育的第二阶段，属于大学预科性质，全国只设5所，由文部省大臣直
接管辖。
中学课程设置的特点是重视科学基础知识和外国语，课程门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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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内容颇深。高等中学校为学生入大学作准备，寻常中学的大部分学
生毕业后直接就业。在中学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作为保证学习质量的
重要措施。高等中学校课程是分科设置的，一般有文、法、理、医、农、
商等科目，进行专科教育。1894年，高等中学校改名为高等学校。高等
学校入学考试严格，竞争激烈，在培养专门人材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
但学生多为名门望族子弟，通过高等学校的阶梯进入东京大学 （即后来
的东京帝国大学）等校，成为政界、财界要人。
日本最古老的私立大学是庆应义塾大学，简称庆应大学。它是庆应
义塾的一部分。庆应义塾的前身是1858年（安政五年）福泽谕吉在江户
（今东京）筑地铁炮洲设立的兰学塾。1868年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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