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寒发抖，我虽然内心同情他，但表面上依然以目光威胁他。而后，我一言不发地
走出了酒吧。他没有再跟来，也一定意识到已被发觉，我不知道他回去是如何交差
的。
我告诉我的联络官我止住了跟踪我的人，再次要求在我和奥野接头时不要派人
盯梢。
那时，我已经被掩护工作的老板解职，觉得解脱了不少。我从不愿意在不称职
的老板手下工作，我想也没人会愿意，何况他还以自高自大来掩饰其无能。
但对于我父亲和岳父来说，我“失去工作”却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他们属
于一辈子为一个老板打工的那一代人，虽然我岳父的经历稍有不同。我不得不向他
保证我绝不会让他的女儿挨饿。他对我表示了极大的理解。（许多年后，我妻子还
会不时笑我：“你得承认，你当时确实差不多养不起我了。”“或许吧。但你想想，
我们现在有多少东西吃。”）
像巧合似的，奥野这时也失去了工作，原因很荒唐，同我方无关。这意味着他
不能再获得我们所要的情报了，也意味着他已失去了价值。这无疑会令站里和我失
望。但是，奥野向我保证，他可以在他的原单位发展一个后继者，继续为我们提供
情报。他也确实这样做。
在受了这次惊吓后，站里决定将奥野交给一位有官方身份、会讲日语而且经验
丰富的情报官领导。同为一旦我被暴露，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没有表示
异议。
一般来说，将领导特工的工作转交给其他情报官之前，需经过原先案官的同意。
有时，如果该特工非常优秀，对负责他的案官的前途会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职位升
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案官可能会激烈反对，拒绝移交特工。
曾有一位案官执意宣称，除非他从中情局退休，才会将他手下的一名特工移交
给别人。（后来的确如此，他和那位特工同时退休，现在的生活都很幸福。）
对于奥野，我并没有执意要他一直在我手下工作。他确实助我建立起了个人事
业的基础，因为他我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我由衷感谢他。但是我想，我还年轻，事
业只不过才刚刚开始，不应耽于现状，而应该不断挑战自我。第一次成功激发了我
的能量，也使我更加自信。
我向接手的人介绍了奥野的情况，提醒他奥野的古怪行为和傲慢。我想奥野可
能也会嘲笑新案官的日语水平。
我的后继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白人，柔道功夫高超，已经获得黑带。他的日语
也很流利，很不高兴地问我：“保罗，你是不是想现在就考考我的日语？”
他的阶衔要高出我很多，性格又很暴燥，我可不敢考究他的日语水平。但是，
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一定会碰到不少麻烦。
过了大半个月，这位白人果然咆哮如雷，发誓恨不得要拧断奥野的脖子。
只能再换案官。站里不能容忍任何那怕是只会伤及自身羽毛的事，更惶论要拧
断某某的脖子了。
这一决定给我们的“拧脖子专家”触动不小，他的暴躁脾气从此平息了不少。
几个月后，他被正常调往一个外国小城市。也是巧合，后来有一次奥野也被安排到
那个小城市逗留了3 天。由于那座城市并不如日本那般“文明”，我们都不禁担心
若他们不期而遇的话，奥野会不会真的在僻静的小巷里被人拧断脖子。
我和奥野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肯切地对我说：“我不知道我最后的结局会怎样，
请收下这张照片吧，上面是我的两个孩子，作个纪念。”我一时觉得无话可说，心
中却感触良多：伤心，愧疚，释然，理解，同情？我从内心深处为他祝福。照片是
要随同接触报告一同上交到站上的，但我一时没找到，也因此没有再上交。三年后，
我在那晚我穿的茄克衫的胸袋里找到了那张相片，至今依然保存着它。
其后不久，我回华盛顿休假，有人告诉我奥野非常有用，但是花费太大。他在
虚报费用，私下贪污了很大数目的经费。我觉得惊讶。
奥野花起钱来确实是大手大脚，但他绝不会侵吞公款。我询问这个问题是什么
人反映上来的，回答是：“你们站长。”
我顿住了，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说：“站长一定是听信了错误的消息。”
我的判断没错。回东京后，我核对了奥野的花费清单，他的帐目清清楚楚，虽
然他挥霍甚巨，但我也是一样。对于花钱，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讲求效率，即
有效使用。
这一原则使我没少受敌人的攻击和熟人甚至亲戚家人的指责。但我坚持，考虑
到奥野的工作成绩，这些钱是值得花在他身上的。当然使用经费也应当慎重，不能
乱花不属于我们的钱。但是许多人只顾算计开销，而不注重花钱的效率，这是他们
目光短浅。思想僵化的表现，也难于获得成功，同时还少了一层生活的乐趣。
他们忘记了，要找到一个像奥野一样有效的特工要花去多少人的精力，多长的
时间，而这岂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不可靠的特工？或许是。我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疑虑。但笼络和驾驭他不正是
我们要做的工作吗，从事间谍工作什么时候没有危险？而且，间谍工作从来都是花
费甚巨的，要秘密进行，不为外人知晓，充分的掩护和补偿是必须的。在信任、友
情。荣誉。乐趣、款待和技艺之后，排在最末位的才是——金钱。
后来，有一次我在国内把一位优秀的合作者（并不是特工）移交给下任时，对
下任说：“这位先生帮助我们，而他自己却要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付出了他宝贵的
时间，勤力为我们工作，应当得到补偿。至少我们应该摆出一桌盛餐，请他享用，
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我怀疑这位中级官员到底是本性可鄙，还是缺乏教养，他后来竟嗜谈他是如何
如何请我那位合作者在一间快餐店一块吃早餐！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要这样
做？他在替谁省钱？我立即警告他，他会很快失去这位优秀的合作者。
他当然失去了。而他却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位合作者会越来越不愿意同他见
面。这并不是吃饭花多少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的吝啬使对方由然而生鄙视之
心。而我们所失去的合作价值，却远远不是他在吃饭“省下”的钱所能相提并论的。
六年后，我再次在东京碰到奥野。他没有认出我，我也无意和他谈话，因为当
时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做。往事已矣，就把它抛在身后，忘却吧。奥野这些年来一
定一直在找我，或许还恨不得掐我的脖子呢。
不过，我由衷高兴地看到奥野还是那副老样子，他的步态和举止都依然如故。
他看起来很不错，脑袋还好好的安在脖子和肩上。没人拧断他的脖子。
当年奥野交给我那一叠于复印文件时（信不信由你，那时复印机还只能“出租”，
不容许个人购买），我提醒他要小心使用那台复印机的复印纸。他从没在意我的警
告，后来我也忘了这事儿。
大概过了一年多，站里的一位同事向我讲述了一段后话：奥野后来在他原先供
职的机构里成功发展了两个很有用的新特工，以至于我们的人竟可以从容进出原先
被视为禁区的大楼，整本整本地复印文件和资料。
但这个机构的财务主管却发现复印纸的消耗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于是起了疑
心。
一天晚上，那家机构派了几个人悄悄守候在复印室门口，就像是我们在电影里
看到的情形一样。终于看到有一个人走进办公室用复印机，于是就逮捕了那人。
那人不是我们的特工，而是机构内部的，他只不过是想帮人复印几页纸，以赚
取15美分的一点可怜的外快而已。
那倒霉的家伙被炒了鱿鱼。那机构内报道的这一事件却为我们的人敲响了警钟。
这一事件突兀其来，对我们的人来说则是幸运之极。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事先仔
细考虑，要远比靠运气避过大劫好得多。
失去掩护工作后，我又得重新考虑新的表面工作和我的收人了。我于是声称自
己是新闻自由撰稿人。由于没有固定收人，这很难经得起家人的审视。还好，我妻
于的阿姨站出来说她知道一个和我一样的自由撰稿人收入颇丰，这才打消了亲戚们
的顾虑。
但日本外交部对我这样的所谓“自由撰稿人”可不太欢迎，如果还要自称是新
闻记者，我就至少必须跟某个新闻媒体挂上钩，作为其特约通讯员或兼职记者什么
的才能蒙混过关。
中情局神通广大，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很容易办到，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局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动员我，要我在国外一家毫不起眼的、说起来自己都觉
得丢人的新闻机构从事“新闻”工作。
他们给我开了封皱巴巴的证明信，要我递交给日本外交部。外交部里为我办手
续的那位年轻女职员对我很友善，她很有礼貌但有些迟疑地对我说，当地的日本大
使馆没有查到我所在的那家新闻机构，因而要我提供更多的资料。
她问我这家报纸是用什么语言印行的？流通量有多大？是日报还是周报？以及
一些其它基本情况。而局里甚至连这些最基本的资料都没有提供给我！我只能搪塞
这位漂亮女性所提的问题，我知道她的主要工作即是尽她的最大可能接待好外国的
新闻通讯员。
真正使我震惊的事还在后面，大概过了一年后我不知在哪里看到过关于这家报
纸的消息，说是一份用英语和当地语言混合出版的日报，而且在那家日报的经理给
我写了证明信后不久，报社即告破产倒闭。没人告诉我这件对我来说是釜底抽薪、
生死攸关的事儿，这完全可以把我送进监狱。总算我命硬，当地日本的大使馆没有
及时发现事情的真象。
但当我知道我的“雇主”破产后，就十分担心被日本外交部查验，因此，在日
本的最后一年是我最担惊受怕的一年，同别人说我是自由撰稿人时心里每每都有些
发怵，难以理直气壮地作出回答。
那位女士还在日本外交部工作。但愿她能原谅我24年前所说的谎言。我真希望
能当面感谢她。她非常乐于帮助我，我觉得她现在一定还像当时一样善解人意。
当我结束事业上最轰轰烈烈的日子，忙于再找合适的新的掩护工作时，站里已
经在考虑为我指派新的重要任务了。
同时，组长在向其它同事介绍我时，都把我说成是“一级情报官员”，我想他
是确实如此认为的。其实那时我还只有两年半的专业工作经验，很多时候还需要别
人指导和传授经验。这说明我的初次工作表现已经给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
想分派给我有份量而且具开拓性的任务。我年轻，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味道，过去
的人生经历造就了我坚忍不拔的性格，我也渴望承担充满挑战性的任务。
我的想法很简单：情报工作是一项危险性大难度高的工作，如果不想去冒险的
话，那又何必要干这一行呢，何况我本身正是一个赌徒！
我首先携妻子回美国休假。
外派人员可带薪回国休假长达4 －8 个星期，有薪水，但没有外派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