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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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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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的安全人员在实施逮捕行动。行动进行得十分平静,我甚至一点都没意识到。每
次都是妻子拉我的手臂,我才注意到我旁边的人正持枪瞄准“嫌疑犯”。
    后来,我们住的大楼曾受到宪兵一天24小时的武装保卫,那是后话。
    我总是单独决定选择我们的居所,常常事先都不与妻子商量。我们不喜欢单住,
一般都是住在公寓里。我随身总是带着指南针、地图和前面提到的所需的各种居住
条件的清单。在作出决定之前,我会从光线到飞机噪音对那个地方进行仔细地研究,
经常在白天和夜晚去查探情况。我不怎么考虑室内情况(部分原因是对此我们没有
太多的选择余地)。我知道妻子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尤其注意厨房设备和布置,
有时甚至要测试一下厨房的风扇。
    只有一次在罗马,我愚蠢地实施了所谓的“家庭民主”:和妻子商量。自然,
我们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争执。我妻子希望去著名的帕里奥利山地区居住。对此我非
常恼怒,我问她:“你真的希望在深夜,可能天又在下雨的情况下,在铺着光滑的
鹅卵石和布满狗粪的山上街道上我走得更快些吗?你想我滑倒在地,一头撞死,然
后你为我清扫粘满狗粪的尸体吗?还有个小问题,在这样的街道上,停车场不可能
很近。请可怜可怜那些可能和我有同样遭遇的客人吧。”
    最后还是我赢了。我们在罗马一个可爱的小花园前住下来。妻子非常满意,在
罗马期间她一直都过得很开心。
    顺便提一句,这个地方离尼碌皇帝墓很近,大约只有一英里左右。当时臭名昭
著的皇帝一般都葬在远离罗马的郊区,由于城市的扩大,才使得荒凉的郊区成为繁
华的居民区。
    在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偷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高明的门卫就显得十分伟大。
感谢我们的门卫夫妇,我们所住的大楼在22年里,包括我们住在那儿的4 年里,从
没有发生一起失窃案。然而,门卫的警惕性意味着我白天和夜晚的活动也受到监视。
这对我们这些非官方掩护的间谍,在非正常时间穿着不同的衣服外出十分不便。
    在国外为中情局工作所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你要使你的小孩从一种教育制
度转到另一种教育制度。教育体制的不同可以通过进人美国人的学校或国际学校来
得到补偿。但是,因为你是非官方掩护的间谍,你就没有机会和其它有官方身份掩
护的间谍或真正的美国大使馆官员进行正常的交往。你的孩子就可能没有机会和其
他的美国孩子交朋友。就我而言,因为大都把我们当作亚洲人而不是美国人,因此,
一般说来,我们与美国人交往得不多。
    更为重要的是,每2 -3 年一次的搬家,孩子就不可能与其他孩子从小发展成
长期的友谊。这种生活方式对我儿于的影响使我很难过。他小时候的好朋友都离他
很远,或者中断了联系。他现在的好朋友都是在我退休并定居下来后才遇到并结识
的。
    我们的儿于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孤独大概一直是他最困难的体验。我们当父母
的尽力去做他的朋友,但这当然不太合适。儿子养成了独自学习和玩耍的习惯,对
一个孩子来说,他远远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你在国外生活,纵使你也是一名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如果与你的朋友和邻居
分别,基于同样的原因,你亦会觉得孤独。因为在经过一两次旅行之后,很可能你
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在非官方掩护的情报人员中,有多少朋友我能再见到他们?
非常非常少。
    在你安全回到美国之前,由于对职业的考虑和关注胜过你和同事之间的友谊,
因此,在国外,彼此之间也不会与你有正常的交往。就是在美国国内,非官方掩护
的情报员朋友遍布全国,除非你们碰巧都在华盛顿区或同一时间在同一城市,否则
聚在一起是十分困难的。
    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国家之前,要像一般的旅游者一样,带上大量可以防止你平
时易患的病的药品。有些国家可能没有这样的药品,即使有,其价格也会高得离谱。
    在日本,我就买不到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普通抗酸剂。同样的药品,在日本就需
要处方,而且价格要高5 倍多。
    如果可能的话,在出国之前,要从你的医生那儿得到你要去的地方的医生、牙
医或专家的名字。这为我到罗马执行任务少了许多麻烦,节省了大量金钱。对孩子
来说,没有医疗保险的牙齿护理,在哪儿都会相当昂贵。
    不管是否有官方掩护的中情局人员的妻子,和一般外交人员的妻子一样,肯定
都会将烹调作为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就我而言,因为职业要求,我妻子经常要准备
主餐。当然,只有用我的真名时才这样。
    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和子的烹调技术,而且只要我稍稍叮嘱一下,她就会很
乐意地应我所求,马上着手张罗。
    数年来,我们邀请了众多的客人,甚至20年前,她就因做得一手漂亮的中国菜
而得到中国外交官和记者的赞赏。常常在谈到中国烹调时,她还能进行一些粗略的
评论。
    现在,和子已收集了30多本烹凋书和20多本厚厚的可供选择的菜谱。每次她都
要详细地记下主餐的菜谱和客人的爱好,这已成了她的习惯。许多中国人都建议她
去开烹调课或开家中国餐馆。
    炒菜,烘烤或开三明治宴会等是非常有用的技术,这可使你的生活更加愉悦,
同时亦可使你丈夫更好地工作。真是一箭双雕。
    和其它技巧一样,社交也是非常需要的,它可以通过实践和训练来提高,和子
对此了解不多。丰富的经历,加上你的幽默和一些适当的玩笑,你在任何聚会上都
会过得很开心。
    如果你有运动、植树养花或参观博物馆等方面的爱好,这也是在国外结交朋友
的好力、法。
    许多妻子拥有工作,这可在多方面改善你的生活。在国外,整天呆在家中会产
生厌烦感。我相信每个人,无论男人或女人,不管他或她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做他
或她最擅长或最愿意做的工作。
    巧的是,我妻子和子在她的生活中实际上从没有出去工作赚过一分钱。(最近
她做了一天陪审员工作并赚了15美元,她认为这非常伟大,并非常骄傲地送给了她
妹妹。)和子在婚后一直都充当家庭主妇。对此我从没有抱怨过,相反,我对她所
起的作用十分满意。
    可以说,和子对我们家庭所做的和付出的也是一种工作,一种不是一般薪水所
能替代的工作。因此和子生活得很幸福,而且在其努力中不断遇到挑战。
    在这里,我只能描述我们所做的一些与其它家庭不同的事。
    大多数家庭喜欢外出进餐。而我们经常在家里吃饭。这可节约不少开销,和子
可以为我们做各种口味的食品:中国的,意大利的(我们儿子爱好的),美国的,
有时是日本的或法国的食品。她现在对我的肉、蛋、油、脂肪、胆固醇和糖的摄人
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凡是中国美食家认为精美食物必不可少的成份,她都限制。
    从她年轻时开始,她就一直通过锻炼来减肥,但常常并不成功,直到现在才有
成效。和我朋友对其妻子的态度相反,我从不要求和子减肥。其实她根本不胖,但
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她想变得“苗条”些。由于现在她每天积极锻炼,因此她成了
一个非常健康的女人,倒使她的丈夫显得有些老态和懒惰,有时看来像受到苛待的
人了。
    在我退休之后,她对医院、家庭护理和慈善事业的自愿工作显得非常积极。
    我想,如果和子有份工作,那么我就可有些额外的收人可用。然而我敢肯定我
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我们的儿子也肯定愿意他母亲呆在家里而不是出去工作、作
为一个学生,他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受到母亲那充满爱心的烹调和食品的款待,我
们的儿子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购物者,我常常从我熟悉的卖家那儿以较大的
折扣价得到非常好的东西,并因此省了不少钱,尤其是我们住在罗马时。与其他家
庭中有较多人赚钱相比,这也是对我家庭收入较少的一种补偿方式吧。
    我们也常常收集一些瓷器、银器和水晶器等,很多情况下我们都用到它们。
    不管是在执行国内任务还是国外任务,我都相信,孩子都需要更多的来自他们
父母的关。乙和照顾。对一个中情局情报官来说,当他或她努力工作,不停地忙碌
或频繁地旅行时,这往往非常困难但绝对是应明智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也相信每个人都不相同,情报官和他们的配偶都必须自己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作出最好的计划。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更多是如何避免失败,而不是成功的秘诀。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再到日本
    我对第二次日本之行计划了很久,并且憧憬着以后五年快乐的生活。谁知一开
始就出现了不祥之兆。
    再一次作为一名极密‘情报官,我在纽约的一家规模虽小但信誉卓著的公司接
受为期两周的实际掩护工作的训练。和蔼、爱国的社长给了我一个副社长的头衔。
    准备这一新任务时,我不得不接受专家的指导,阅读关于我自己和将要在东京
开展的活动的文件。我发现总部和东京站为一个行动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我被提名
为这个行动的案官。
    厚厚的文件中,大多数是往来电报,争论一名在日本的特工的价值。这里我称
这人为草见立夫,他被认为是一名“睿智”的中国事务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结束了混乱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头九个月里,中
国失去了三位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同时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在这种
情况下,中情局需要它的中国事务专家对中国的国内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能
够从中国得到有价值情报的谍报员非常有用。
    梅旦尼仍在华盛顿地区,他饶有趣味地注视着我对这项与草见立夫有关的新任
务的反应。当时我提升到GS-13级,成为优越的“长期会员”和一名多面手时,梅
旦尼则完全是一名“中国通”,他处于GS-13并且正向GS-14前进。中国通梅巴尼
能讲三种主要的中国方言,但他不讲日语。他不是学者或分析家,也不是招募人员。
他先是中情局的语言专家,后来主要从事特工管理这种极密情报官的通常角色。
    在这个极密情报官组里,我在梅旦尼下面工作。
    我和家人匆匆抵达日本,正好赶得上和于父亲的忌日,这对我们全家是一个重
要而令人悲伤的日子。
    经过站里的“安全检查”,同意我租下了一套高级双层公寓。这里离东京最大
的国家公园(也是奥林匹克公园)代代木公园只有3 分钟的路程。后来我儿子几乎
把那里当成了我们的后院。
    我不信教,也不迷信。但多年以来,我感觉自己虽然有点微弱、但可以明显觉
察到的能力——我称之为先觉,凭此我能预感到快要发生的事情。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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