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我注意到伤痛完全消失是8 到10天后在我想起去做已疏于进行的整骨治疗
时。
这也许可以很好地解释过去，但随后发生的事就更为重要了。
有一次我邀请一位耶稣会的日本神父到家里吃饭。他是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
家，曾经在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过。我们谈论科学，谈论我的宗教问题
和我已脱离教会30年的事。
这位善良的神父静静地听我讲完我的烦恼和疑虑后，又在我的请求下不顾事务
繁忙而于两天后在格里高利大学为我进行了一次告解。他当时的答复至今索绕我的
耳边：“对这样的问题，我会挤出很多时间去解决。”
就是那一天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声泪俱下地告解仿佛从我胸口卸下了沉重的包
袱。
尽管这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却给我一个新的信念——仍不是信仰
——和我将努力依此去生活的行为准则。
3 月31日，在梵蒂冈举行了“全球青年祈祷和平”的活动，我参加了这个大弥
撒。
第二天，也就是愚人节，因为过度疲劳，我在早晨醒来后又重人梦乡。当我起
床后，我几乎无法认出自己在镜中的那张脸，浮肿、扭曲、又红又紫。出于记者和
间谍的本能，我大叫着让妻子给我拍了一张拍立得照片以做记录。
我立刻意识到可能是肾出了些问题。这是很严重的事。我吩咐和子准备好基本
的生活必需品就匆匆赶往一家大医院。
医院无法确诊。住院之后，我一天比一天肿得厉害。检查显示，由于一些未查
明的原因，我的肾脏已经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功能。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尽管事务繁忙仍前往医院探视我。
这期间，一个小插曲令我感动万分。
和子问我是否可以用她的肾来替换我的已经坏死的肾脏，我满怀感激地告诉她
不。我要她为了我们的儿子彼得好好地活着。当时肾脏移植还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
事。并且，移植必须是在近亲之间，譬如孪生子或者是生理相容的人之间进行。
这时我们13岁半的儿子彼得怯怯地说：“爸爸，你愿意——愿意用我的肾吗？”
我心中一痛，泪流满面地感谢和子和彼得对我的深爱。我被彼得的勇气所感动。
他连打针都觉得太痛，更别说进行手术了。我知道他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这样
的话，我只能安慰他说他的肾脏对我来说太小了。
我爱怜地回想起在东京我第二次患胰腺炎不得不转院时在救护车中的情景。当
时，我望着小彼得充满希冀的双眼，我明白他想要什么。我让彼得和我一起坐在救
护车里——耳听着警笛长鸣，在颠簸的救护车里我感到剧烈的疼痛。随即我看到了
彼得的笑靥，他徒劳地试图克制自己的笑意，他知道在他爸爸忍受巨大疼痛的时候
欢笑是很不应该的。享受乘坐飞奔中的救护车的快感没什么不对。我让他尽情地欢
笑，我告诉他，别担心爸爸。
彼得一直是个充满爱心的体贴的孩子。
我在医院里呆了两周，等候着中情局巡诊医生的到来。
每天早晨我都祈祷，尽管我还不清楚进行祈祷的确切仪式。我为我能想到的所
有人、所有事祈祷。
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竟不知不觉地祈祷宽恕我最鄙视的敌人梅丹尼，当我突然
意识到我在祈祷什么时，不由得放声痛哭，我悲哀地感觉到一步步逼近的死亡。
有一句中国谚语（日本也有由此而来的说法）这样说到：“鸟之将死，其呜也
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祈祷宽恕梅丹尼，他应该是我为之祈祷的最后一人。
我想我很快就会死去了。
中情局的医生终于到来了。简单地看了一下化验结果之后，这位高明的医生立
刻知道了症结所在。我请求他告诉我真相，我还有些事情要做。我和妻子都足够坚
强，可以承受任何坏消息的打击。
他平静而客观地坦言相告：“保罗，你快死了。你患的是所谓的一时性肾病症。
原因还不清楚，目前这种病还没有治疗方法。你过去饮酒过度，现在有恶果了，你
的报应到了。”
“你肯定吗？”我问。
“是的。”他的回答毫不犹豫。
“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必须为一些事做好准备。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可能几天，也可能几周，但不会是几个月。”医生很
坚决地告诉我。
我和妻于都哭了，但并不是嚎陶大哭。我早就准备承受早到的死亡，尽管不是
以这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医生问我想去哪儿——也就是说我想在哪儿死去。对一个
还活着而且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揪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儿子还要上学，我妻子不能离开罗马。和许多东方家庭一样，在这
种关键时刻，子女的教育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决定两天后如果一切安排妥当，我将飞回华盛顿，我妻子和儿子则等学校
放假和迁居的事情安排好后就飞回华盛顿。也许那时我已经死了。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也知悉了这个新变化。
我也致电房东太太，告诉她我们很快就会腾出房子，她一边哭泣一边坚持要来
看我，我谢谢她的好意，但坚决地谢绝了她的探视，我不能让自己陷于过度的伤感
之中。
第二天早上，仅仅通过电话和我谈论了我的旅行计划之后，那位中情局的医生
就从我的声音中探查到可能有肺炎的症状，他的怀疑被头天晚上拍摄的X 光照片证
实了。
他告诉我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无法承受到达华盛顿的10个小时的旅行，医生
向我保证可以找到近点的地方（去死）。
对我来说，到哪里去已不再重要，在哪儿死去或我多久会死去已不再是个问题。
我依稀记得曾质问自己为何不能留在罗马，在家人的陪伴下死去。当然，眼睁睁地
看着我咽气对妻子和儿子来说大痛苦了。
在妻于的陪伴下，我和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做了一番谈话。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可怕的、暴虐的，但却是负责的、充满爱心的丈夫（回想起
来，这些话都毫无意义）。
如今，面对死亡，我希望他答应我三个请求。
他回答道：“任何请求都可以。”
我说出了我的三个请求：“首先，请为我照顾和子和彼得。”
“当然。”他说。
“其次，虽然我对你母校哈佛大学很尊重，但希望你帮助彼得进入普林斯顿大
学。”
善良的神父微笑着说道：“当然，普林斯顿、哈佛，或其他大学都可以。”
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这位神父在哈佛大学的约翰·F ·肯尼迪政治学院以最
优异的成绩创纪录地以两年半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其间第二学年起连续一年半获
得了全额奖学金。（他极为谦虚而从不向我们谈及此事。）
“第三，我可不可以在耶稣教会举行自己的葬礼弥撒？”（“基督教堂”是最
著名美丽的耶稣会教堂，里面供奉着耶稣会创始人Saint Ignatius of Loyola的遗
骸，是每年12月31日教皇都要亲往进行教皇大弥撒的少数几个教堂之一。）
“当然，当然。”这位耶稣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一口应允。
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的家人能得到善良的、值得信赖的人的照顾，我已准备死
去。
我从未期望过长寿。十四五岁之前我一直体弱多病，后来因为又吸烟又喝酒，
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说不定只能活到55岁。两次患上胰腺炎更使我觉得自己
不会长寿了。
眼看着生命走到尽头，撇下妻儿让我痛苦万分，我希望他们理解我对他们的爱，
希望这多少能为我的突然离去做些补偿。
从事了20年常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经过了20年酗酒而后才戒酒的生活，
在我用半个胰腺过了几年还算健康的日子，并终于开始找到心灵的宁静之后，一种
我从未意识到的神秘而致命的肾病却击垮了我，这一切对我真是莫大的讽刺。
最终决定我将飞到位于西德的美军医院，那儿有全欧洲唯一的一名美国肾脏病
理学家，尽管明摆着他也不可能给我什么帮助了。那个中情局医生将陪同我从罗马
前往军队医院。
“我们会在机场安排一架直升机，把你像一个大人物一样直接送往医院。”医
生安慰着我。他是个爱开玩笑却不胡说八道的医生。不幸的是，直升机的故事只是
他的玩笑而已。
在我离家的前夜，和子和彼得陪伴着我，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在我的房间里进行
了一次特别的教皇赐福弥撒。为治疗肺炎而施用的抗生素已使我有些头晕目眩了。
弥撒之后，神父从口袋里取出一串念珠放在我手里道：“这是我的念珠，我已
经用了五六年了，我把它交给你，但记着在罗马还给我。”
我猛地一震，说道：“神父，你一定是在说笑了，你知道我马上去德国是要等
死的。”
第二天一早，中情局的医生来接我前往西德。我们的导师也来了，我告诉我的
善良的导师：“神父，激将法是没用的。我不能保证能把这串念珠还给你，因为我
不会回到罗马了。”
他那仁慈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在梵蒂冈把它还给我。”
就像我一直教导彼得该做的那样，我真诚地向彼得发誓我不会放弃，“只要有
一丝拼搏的机会，我就会努力活下去。如果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去，我也会
生存下去。你将看到爸爸尽最大的努力去拼博。”
彼得信心百倍地点点头，他一直都对我充满信心。
在罗马国际机场，中情局的医生推着我的轮椅前行。我用双眼向妻儿告别，我
一句话也说不出。我能说什么呢？
我妻子什么也没说，她脸上只有平静的微笑。她的抑制力之强，常让我惊奇不
已。
我们的儿子流着泪正试图挤出勇敢的微笑来送别他严厉而慈爱的父亲，我皱缩
着嘴唇点头表示赞许。他已经像我常教导他的那样坚强勇敢，这使我感到宽慰，他
必须靠自己做得更好。
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彼得对在父亲面前流泪而感到羞耻。
到达美军医院后，初步检查还没有结束，我已快失去知觉了。
第二天，肾脏病理学家用更具专家权威的语气宣读了与中信局医生几乎完全相
同的诊断结果：“这种病基本上是婴儿疾病，偶而发作在20岁左右的人身上，我从
来没见过4O岁的人得这种病，而你已经50岁了。”
这清清楚楚地宣告了我的最终结局。
他重复着中情局医生曾经告诉过我的话，告诉我目前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他
会用抗生素来治我的肺炎，还会用利尿刘进行治疗。虽然先前已证明毫无用处。
接着他告诉我，我有一线希望，大约八分之一，也就是12．5 ％的希望可以活
得更长一些。但是我必须依赖于渗透机才行。
随后的两天两夜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日子。
像医生宣告的那样，我静静地等待死亡。我祈祷着，我想到了那些正在罗马为
我祈祷的神父、修女和我的朋友们，以及已返回东京还打电话来鼓励我的耶稣会告
解神父。他们都知道我快死了，他们中的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