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期酗酒的人在没接受任何正式治疗的情况下康复，并且从来没想过再喝酒。
1993年1 月，我万分震惊地听到那位告诉我即将死亡并陪我前往西德的高明的
医生同另一位情报官一起被射杀于中情局大门旁的消息。他是一位高明的医生，一
个健康、幽默的人。我和妻子都记得，当我身处死亡边缘时，曾嫉妒他充满活力的
步伐，而现在我们只有哀悼他的早逝。
我们的导师也曾在罗马见过那位医生，我请导师为他做一个弥撒。我们的导师
清楚地记得那位高明的医生。
我退休时是GS－13级。
如前所述，在我工作的头九年半，我获得了7 次提升，后来就再也没有过。
在中情局工作的头十年是伴随着成功与喜悦的十年，并且我还有了一个家庭，
尽管这期间我母亲去世带来的痛苦几乎击垮了我。
随后的日子常常伴随着可怕的时光，但也是我从酗酒和几次致命的疾病中康复
过来。并在宗教世界里找到了新的生活的日子。因此这是我生活中很有意义的一段
时光。
回首往事，我感谢我经历的生活。
尽管它曾很奇怪，但这是我的生活。我度过、了解并享受着这段日子，在此过
程中我保持着家庭的完整与相对快乐。
毕竟，尽管最近几年常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仍然自豪于自己曾是中情局的
一员，满意于自己为被认为困难与危险的工作所做出的一切。
我因为上帝的特别恩赐活了下来，我清楚这点，我深深地感谢与满足于这份恩
赐！
退休的帷幕静静地降下来。
我母亲从不知道我为中情局工作，我父亲也是在我退休之后才知道我的真正职
业。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退休后的生活
退体使我在经历了台湾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和中情局的职业生涯之后，进入
了生活的另一个新阶段。
奇怪的是，这是比我以前所度过的时光更加不确定，更加难以预测的生活。我
退休是因为我想在我还算年轻的时候以我的“才智、经验和年轻”开始一种全新的
生活。
我没过多久就认识到，我如果还有自信心的话，那一定是放错了地方。
大部分读过我履历的人都认为它相当“动人”。不少新老朋友都对我伸出了援
助之手，但是新的、稳定的、可赖以生存的职务除外。
我习惯于尽力去尝试我所制定的目标。首先，我与情报局的朋友和熟人们取得
联系，然后是那些著名的、声望卓著的人，最后我写信给那些杰出的、成绩斐然而
我从无机会与他们谋面的人士。
如我在上一章简短提到的那样，我很快认识到情报局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很擅长，
比如技术与分析，但是他们看起来比“普通”人更难以在这个社会里工作和牛存。
也许妨碍他们寻找一份稳定工作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
在一个极度警戒、封闭、秘密的圈子里，他们对事情的观点与看法很可能与“外面
的人”不同，他们一直在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了几十年，几乎只与同事
交往，转变因此而变得非常困难。
当我在中情局的时候，我知道几个擅长写作和编辑的人，他们的能力足以使他
们成为任何主要新闻机构的编辑，我很想知道他们现在去了哪里，我认识一些头脑
敏锐、具有大公司总裁的才能、可以很好地进行管理工作的人。他们退休之后在做
些什么呢？
我与情报局的精英人士们交往较少，但我认识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语言学
家和人事经理，可一旦我离开情报局总部，我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即使我还在为
情报局工作，也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当我还是极秘情报官的时候，我没有几
个亲密的朋友，因为这是极秘情报官必需的生活方式。
最初，我成为一个“国际商业咨询顾问”的打算看上去是值得一试的，但是我
必须为我将挂靠的公司或为我自己拉一些新客户。
如果在日本，这根本没有问题，毕竞我有中情局最高层人物们的推荐。而且，
我还可以通过朋友与熟人与日本社会高层取得联系。
我不可能通过书信或电话去与那些我认识的日本人联系，重要的事情最好是面
对面地交谈。但是我不能冒险无限期地去日本找工作，我的积蓄有限。
在美国，我几乎不认识什么人，因为我是深潜的情报人员，这使我不能向任何
人吐露任何事，不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对那些不知我底细的熟人泄露我过去的
真相会使他们惊恐不安。
因为大多数人都通过媒体或其他一些歪曲的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认为中情局
是一个“罪恶的”、“邪恶的”组织。一个前中情局的秘密情报官在一个声誉良好、
无不良记录的公司眼中几乎就是一个贱民。
在公众眼里，中情局情报官们大多数是道德败坏的人，至少不如军官“干净”
和爱国。我到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找工作，却常常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我
的能力有时显得对经理们是个“威胁”。
很明显，我的英文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好（现在有相当多的日本经理能讲地道
的英语了）。除日语外，我还能讲普通话、台湾话、法语以及意大利语。我很快注
意到，只有傲慢、自信的经理才不会受此困扰。
另外，还有一个我以前曾提到的重要因素——我的年纪和在美国的大部分日本
经理差不多，甚至比他们还要大些，这显得不太合适。
我日文的书面表达是很地道的，但是，我常常用一些在今天的日语日常用法中
不再常用的生僻、古老的表达方式。今天的日语只使用有限的大约1850个汉字（在
中文电报本里有10000 个汉字，尽管实际使用的不超过3000字，但是在中文里，使
用成语以及引用谚语和古文是很平常的），超过这个范围可能会使年轻的日本经理
不快。
日文里许多古文用法和艰涩表达都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及历史，因为我从初中就
开始学习中国和日本的古典文学，所以那些生僻的表达在我看来非常得心应手。
在中情局时，我在四项日文测试中都得了5 分，这后面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我早些时候曾经批评中情局的写作测试题错误满篇，语言学校的人也同意这一
点，并决定重新设计一份新的测试题。他们首先让我重做那份我批评过的试题，以
确证我知道所谈及的那些错误，然后请我检查那份新设计出的试题。我指出其中有
一处意义含混不清，有一处肯定错了，日语部的主任争辩说：“有4 位教员和7 个
以日语为母语的人检查过这份试题，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错误。”
我说：“那肯定是你们错了，我不是以日语为母语的人，因此我比那些受过教
育的普通的日本人更清楚那些细微的差别。
那位主任，一位女士爬上梯子从书架的顶部取下一部巨大的、有一台13寸电视
机那么大的字典。但是，这本大字典里没有提到我们谈论的那一点。
正当我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主任把梯子搬到书架的另一边，摇摇晃
晃地取下一本有小电冰箱那么大的厚重的字典！我从未见过这么厚的一本现代书籍，
恐怕只有日本人才能装订这么厚的一本书，显然这本字典从未用过。
使我极为满意的是，字典里有一条特别注解，说明试题里的用法是错的，我终
于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我向主任解释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知道那是个日文字而
不是中文字，并且我知道它在日文里的用法，但我不知道它在中文里怎么发音，因
为它根本不存在。
主任承认了那个错误。后来我被告知，“他们欠我一顿午餐”。当时我正准备
离开到意大利去，我没时间去吃那顿午餐，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是最后一个批准那
份现在被中情局和国务院使用的日语笔试试题的人。
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和自鸣得意的事，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日本人收到
一封手写的而不是打印的、满是生僻晦涩的词句的日文信会是怎样的心情，除非收
信人自己受过老式的战前教育（我有不少这样的朋友）
，否则他不可能给这个“古怪”的外国人写日文回信，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
还一直为“臭名昭著”的中情局工作。
后来，一位雇主曾问我在我写给他的一封商业便函里的一个字怎么读，他不认
识那个字。当我向他解释时，他显然非常不高兴。
另一方面，我说每种语言都略有一点口音，甚至我的台湾话也在经历了多年的
国外生活后染上了一点不易觉察的外国口音，因此教语言的工作不适合我，这是说
纯正本国语的人才适合去干的工作。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一次我被一个“职业介绍办公室”的主管激怒了。她从
未把我的简历转给任何可能会雇佣我的日本老板，当我对一再的拖延表示怀疑并提
出疑问时，她居然厚颜无耻地说，还有一些求职者的条件和我一样合乎标准，可能
其他人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不相信他说的话，这当然不是因为自负。那个职位的薪水是每年5 万美元，
很可能比职业介绍主管挣的还要多。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查出那位可能雇佣我的雇主的。不管怎么说，我
毕竟曾是一名优秀的情报官。我直接在那家日本公司查出他们从未收到过我的简历，
当我通过传真把我的有关材料传送过去之后，他们立刻通过电话接受了我的申请。
但是，在面试／签协议的那天，当我打电话去确证一下这次预约的见面时，我
被告知因为“预算上的原因”，东京的总部发电报来取消了我的职位。
也许是这样吧，也许是总部对前中情局的情报官更为猜忌。
我开始感受到日本人对中情局及其雇员的深深的警惕。我本应该知道会这样。
我妻子常常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争吵的话题。
因为各种关于中情局莫须有的诽谤，我想这个“组织”在日本人看来仅比黑手
党稍好一点。
那些问过我在我为中情局工作的秘密生涯中杀过多少人的人，毫无例外地难以
理解我的回答——“没有，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未听到过杀人。看在上帝的份上，
请相信我！”
我不得不向意大利和日本的耶稣会导师们寻求帮助。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并且
非常受日本高层人士的尊重。
其间，我曾作为中间人与一位前同事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笔“销售废钢铁”
的大买卖，我甚至还邀请了一位台湾的退休“废钢铁大王”参与此事。
极为遗憾的是，这笔生意被一个外国无赖搅黄了。我最近才知道，他因假冒美
国政府官员而在美国被宣判18条罪名成立并被判长期监禁。这个无赖不得不过上一
段不同寻常的漫长生涯以服完他的刑期。
我们的努力与金钱都付之东流，最重要的是，那位我个人从未谋面的“钢铁大
王”的辛劳与好意全都毫无回报。这笔失败的生意使我非常尴尬。
这种“丢面子的事”对东方绅士而言是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