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二） 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下降并“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按：指侵华战争）的”。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30〕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2个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日本统计为197439人），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在装备技术条件远远劣于敌人的情况下，就不宜以阵地战作为主要手段。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而日军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所以更不能以阵地战作为主要手段。应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战为辅，三种战法密切配合运用。为了保卫武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31〕早在武汉会战开始前的两个月间，毛泽东在向国民党提出的战略计划中，就曾建议“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应“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二十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非万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最后还特别强调：“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32〕
军事委员会及一些高级将领虽然对中共的建议有所认识，接受了部分内容，并将有的内容写进了作战计划之中，但到实际作战时，主要的仍然是只重视正面的阵地防御战，而忽略了两翼的运动战。在日军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时，位于日军侧背的第三战区却按兵不动，既未向日军的后方及翼侧进行有力的攻击，也未对日军的后方联络线采取任何有效的袭扰和牵制行动。
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弊病；命令、报告的转达，自军事委员会至基本战略单位的师，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难免贻误战机。
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武汉会战之教训》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1） 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2） 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3） 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4） 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
另外，武汉会战时任国民政府苏联总顾问的亚？伊？切列潘诺夫（亦译契列帕诺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关于武汉会战的看法，可作为参考。他说：
“武汉保卫战在我到达中国以前就开始了，自从7月21日日本占领九江后，武汉的战局形势就紧急，当时我们军事总顾问德纳特芬（后调回国，由切列潘诺夫接替）就向军事委员会统帅建议要调集机动部队，分别从江南、江北不断地袭击进攻武汉的日军，来牵制日军，这就是要对进攻武汉的日军积极安排反攻，以攻为守来保卫武汉。
“从整个形势来讲，日本军队是用‘突破法’，国军是用‘阻截法’，一个是积极的进攻，一个是消极的防守，遭受日军进攻的国军自然是要拼命抵抗，积极地在防卫，但是其余未受到攻击的国军自然是没有战斗，在那里消极等待。国军利用阻截式的利用工事作阵地防御是可以的，但不应该让未受到攻击的部队停留在那里不动，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找机会，从侧翼、从后方随时突击日军、牵制日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兵力攻击国军阵地。
“疲乏不堪、退往后方的日军，游击部队不应让其获得充分的休息，应该找机会加以袭击，尤其是要积极破坏铁路、公路及土路，加深日军运输上的困难；对于日军的指挥中心也要造成威胁，予以困扰。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分散日军的力量，延缓日军进攻的攻势。”
他所看到的“整个形势”是极为客观的；他的作战指导思想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关于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的“攻势防御”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附表５…２…1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4日）
华中派遣军司令？俊六大将，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
第2军
第10师团
第13师团
第16师团
第11军
第6师团
第101师团
第106师团
波田支队（台湾旅团）
派遣军直辖部队
第3师团（7月15日后转隶第2军）
第9师团（8月1日后转隶第11军）
第18师团（9月转隶第21军进攻广州）
第116师团（驻屯南京、芜湖，为派遣军预备队；9月29日后，以1个旅团加强第11军）
后来的增援部队（7月15日后加强给华中派遣军）
第27师团（7月15日后加入第11军序列）
第15师团（接替第18师团上海、杭州之守备任务，9月间以1个炮兵联队加强第11军第106师团）
航空兵团（8月2日后支援第11军）
骑兵第4旅团（10月11日后加强给第2军第3师团）附表５…２…２日军第11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沼田多稼藏少将
第6师团师团长今村胜治（前）稻叶四郎（后）
步兵第11旅团（辖步兵第13、第47联队）
步兵第36旅团（辖步兵第23、第45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
步兵第101旅团（辖步兵第101、第149联队）
步兵第102旅团（辖步兵第103、第157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
步兵第111旅团（辖步兵第113、第147联队）
步兵第136旅团（辖步兵第123、第145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27师团师团长本间雅睛中将
第27步兵团（辖中国驻屯步兵第1、第2、第3联队）
第27师团搜索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
步兵第6旅团（辖步兵第7、第35联队）
步兵第18旅团（辖步兵第19、第36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波田支队支队长波田重一少将（即参加淞沪会战、由台湾守备旅团组编的重藤支队，淞沪会战后调回台湾，1938年2月22日又调到中国）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旅团长澄田崃四郎少将
野战重炮兵第13联队（每大队15厘米榴弹炮24门）
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
直属部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７．５厘米山炮36门），迫击炮第1、第2大队（每大队迫击炮36门），独立机枪第7大队（有九二式重机枪24挺），野战高射炮9个队，探照灯1个队，独立工兵第3、第12联队，渡河设备及架桥设备各1个中队，后备步兵2个大队以及通信、运输、卫生等部队
附表５…２…３日军第2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
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中将，参谋长町尻量基少将
第3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
步兵第5旅团（辖步兵第6、第68联队）
步兵第29旅团（辖步兵第18、第34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0师团师团长筱眆义男中将
步兵第8旅团（辖步兵第39、第40联队）
步兵第33旅团（辖步兵第10、第63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
步兵第26旅团（辖步兵第53、第116联队）
步兵第103旅团（辖步兵第65、第104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6师团师团长藤江惠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