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侵略不再是局部事件，而具有世界性了。换言之，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反抗德日意法西斯集团侵略的武装斗争，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当然也不例外。即使仅就抗击日本的侵略而言，也是如此。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通过《国策基准》，确定其对外扩张的战略方针是：“北上”进攻苏联，“南进”夺取南洋，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１］非常明显，日本侵华不仅仅是要灭亡中国，其最终目的是要征服世界。所以毛泽东在当年说：“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头一炮。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是打败第二号法西斯强国日本的决定力量，是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和美、英夺取太平洋战争胜利的最有力的盟友。当时各同盟国首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均极为重视。请看以下几桩大事：
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个国家共同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各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联合作战的需要，建议设立包括中国本土及越南、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并提议蒋介石担任战区统帅。
由于中国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抗战，改变了过去任列强欺凌的软弱形象；更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重要，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1943年1月，中国和美国、英国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了新的中美、中英条约（以后中国与比利时、挪威、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相继签订了类似条约），废除了过去的不平等条约。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部长在莫斯科开会，共同发表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美国力主中国亦参加该宣言。美国国务卿赫尔说：“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经协商，中国驻苏大使受权在宣言上签字，从而形成四国宣言。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都必须归还中国。三国决心团结战斗，将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于8月加入《波茨坦公告》）
在上述活动中，尽管美国政府另有所图，但中国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点是无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官员作为主要战胜国的代表参加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仪式。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凡此种种，也是对这个事实的进一步确认。显然，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翼，是其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
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作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四个主要国家之一的中国，始终担负着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重任，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作战时间而言，中国遭到日本侵略最早，抗击日本也最早，而且作战时间也最长。仅从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军民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了8年零40天（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战斗了14年）。而美、英两国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起，同日军战斗了3年又9个多月；苏联从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开始，实际作战不过十几天。就作战规模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和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中国投入的兵力，最多时军队近500万人、民兵约200万人；日本投入的兵力，最多时日军近200万人、伪军约100余万人。双方使用总兵力高达1000万人。就消耗日本军事力量而言，8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杀伤、俘获的日军，据日本方面统计为261万余人，其中死亡人数为133万余人。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为4356万人。据国民党军方统计，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为1283万余人。此外还消灭伪军213万余人（其中歼灭118万余人，投降95万余人）。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据《马歇尔报告书》记载，使日军损失1247万人（包括在印、缅战场上美、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共同歼灭的16万余日军）。苏军在远东对日作战，据苏联统计，使日军损失约70万人（包括伤亡、俘降人数）。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损失的军队，占其损失总数的65％，对日本整个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打击最大。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4年半内，中国独自抗击着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后来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盟国的美国和英国，在此期间基本上没有援助中国，而且竭力推行“绥靖政策”，甚至继续向日本出售日本最为缺乏的战略物资。苏联虽然曾经给中国以有力的援助，但要中国以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偿还其售予的武器装备。为避免两面作战，苏联在国际关系上也采取不干涉日本的“中立”立场。中国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日本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南进”或“北进”基地的战略计划，迫使日本陷于“中国泥潭”而无法自拔。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其主要决策者们认为只需“对华一击”，就可以迫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询问战争所需时间时，他说“一二个月足够了”。但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既未被消灭，中国政府也未屈服，依然坚持抗战；而敌后战场则愈战愈强，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据地，收复了大片国土。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在向至华北视察的日本天皇侍从武官所作的《情况报告》中说：“占领区内……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此时的日本，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严重的挫折，战略进攻势头已成强弩之末，在经济上也逐渐陷入困境，国力开始下降，战略原料缺乏；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劳力、能源和粮食均感不足。1939年的军费支出已高达６１．５６亿日元，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已不能完成。当年冬，“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当年10月2日就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叙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其实，他的前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也有与他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继续打下去对日本非常不利；即使打下武汉、广东，也不可能使中国屈服，而且“日本内部由于人心恶化，失业者发生生活问题，出现了反战思想，将更加陷入困境。”正是由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从1938年12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3年时间里，日本连续更换了7次内阁（近卫文〔第一次〕、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近卫文〔第二、三次〕、东条英机），每次都不过半年时间。他们虽然不断地变换对华策略，并采取了战略轰炸、海上封锁、“三光政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等各种手段，但谁也未能扭转这种越陷越深的不利局面。冈村宁次认为：“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1939年7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在草拟结束战争的秘密方案中说：“如果今后仍然打下去，那将是徒劳的。要想通过这次事变一举全面解决中国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广大国民已显疲劳之色，久战必将生乱。”1939年12月25日，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大阪各界招待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国民政府还拥有军队240个师，另外还有游击队100万以上。如何解决此巨额军队，如何应付国内经济问题……都是棘手问题。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也已感到形势不妙，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实际上这时日本已经被中国的抗日战争拖到精疲力竭的边缘。正如战后日本人自己说的：“日本在败于美国的物质力量之前，早就已败给中国的民族主义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初期，日本投入的陆军仅10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在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但在部署陆军35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和44个混成旅团（含关东军13个师团和24个混成旅团）的中国战场上，日军的形势却很不妙，日军的作战不仅没有“粉碎敌抗战企图”，反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吃了败仗。1942年5月9日，日本天皇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能设法解决中国事变吗？”就是这个五年前对日本天皇说打败中国“有一二个月足够了”的杉山元，这时已找不出挽回失败的办法，只好所答非所问地回答说“正在研究之中”。1943年，冈村宁次和重光葵对侵华战争已有共识：只有让步妥协，除此别无良策。据重光葵在战后所著《昭和的动乱》中记载，当时日本天皇迫切希望与中国尽快“恢复和平”，表示只要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其他如海外领土等问题，不必多作考虑。1944年，中国敌后战场普遍发起了攻势作战，正面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亦在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进行了胜利的反攻作战；虽然这时侵华日军已发动了“1号作战”（豫、湘、桂会战），并在豫中获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但日本天皇在听取了中国战场形势的调查报告和日本国内军需工业状况的“绝望报告”后，明白了日本在战略上已经迈进了失败的门槛，认为必须“定下决心，除要求媾和以外，别无他法”，遂于6月22日指示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关于结束战争的问题，要具体作好研究，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