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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界的知识与动物界的知识是同时增长的。在16、17世纪的进程中，人们在中世纪的草本志、普林尼讲述的故事以及古老的动物寓言集中发现的零散资料，被格斯纳和阿德罗范迪有关动物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所取代。那些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并试图将自己从古人的说明中分离出来的作者们，他们撰写的论述鸟类、鱼类、昆虫类和其他动物类的各种专著，对以上这些努力进行了补充。这正如在植物方面一样，从欧洲到美洲各地、亚洲以及东印度的航海促进了人们对新的生物类型的热情。
然而，虽然在这几个具有决定性的世纪里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知识爆炸，但简单地用近代科学的胜利来对此进行诠释却是错误的。爱德华·托普塞尔的著作表明了他对神兽根深蒂固的信仰，而格斯纳、贝隆和朗德勒的著作除了包含各种生物种类外还都讲到了怪物。这一时代最好的反映也许可以从邦特身上看到。他在猩猩身上发现了古代萨梯存在的证据。的确，在17世纪晚期伦敦皇家学会《会刊》（Transactions）的早期卷帙里，仍然存留着寻求各种怪兽的证据。
在草本志传统中，我们也许能辨认出旧有的药效形象说的一种延续。根据这种学说，某种植物的名称和形状与人体某种器官的名称和形状相似，表明了这种植物固有的医疗作用。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并没有从原理上否定这种学说，而是通过引入化学方法来寻求改革。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蒸馏，才有可能真正分辨出某种“特征”。因为蒸馏能将植物的纯粹精华从它外在的粗陋物质中分离出来。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我们论及的这一时期，占星术与植物知识的联系确实没有减弱。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体研究中，随之出现了类似的知识增长，这是我们下一章即将讨论的主题。但正如将要看到的，我们也可以发现神秘主义与严格的观察技术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艾伦。G。狄博斯著
第四章 人的研究
文艺复兴时期，对解剖学研究的热心程度，也许是早先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与其相提并论的，结果使人们对人体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在此，我们可以提及帕多瓦的一批教授和他们的学生：安德烈·维萨留斯、雷尔多·科伦波（Realdo Columbo，1510—1559）①、加布里勒·法洛比亚（Gabriele Falloppio，1523—1562）②、阿奎彭登特的赫罗尼玛斯·法布里修斯（Hieronymus Fabricius of Aquapendente，1533—1619）③以及威廉·哈维。但是，从维萨留斯《人体结构》（De fabrica，1543）的出版到哈维《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1628）的出版这段时间内，其他人也作出了贡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并非总是非常完美地符合近代科学的模式。因此，米歇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④在一本神学小册子（1553年）中描述了血液在肺部的运动。我们将发现，大宇宙、小宇宙的类比和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和思考的一种促进因素在此再次出现。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主要人物都公开声称他们忠诚于亚里土多德和盖仑，而英国的炼金术士罗伯特·弗拉德医生则第一个在出版物（1629年）中支持哈维的循环，因为在他看来，循环具有深刻的神秘含义。也许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体现出17世纪早期各种知识潮流的复杂性了。
①意大利解剖学家，独立提出过血液从心脏右侧通过肺到左侧循环的思想。——译注
②意大利解剖学家，正确地描述了内耳和生殖器官。今天仍把输卵管称为法洛比亚管。——译注
③意大利解剖学家、外科医生。——译注
④西班牙神学家、医生。——译注
中世纪遗产
就像在所有其他学科领域中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最初建立在更早些时期幸存下来的各种原著和概念之上。这部分地意味着人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观念，并且也意味着一种活力论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后来成了17世纪机械论者攻击的目标。
但除了幸存的各种古代哲学概念之外，还有一大批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资料。克朗登的阿尔科曼昂（Alcmaeon of Croton，活跃于公元前500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曾对描述人和动物的各个部位感兴趣；而在亚历山大，赫罗费拉斯（Herophilus）①和伊雷西斯特拉都斯（Erasistratus，活跃于公元前280年）②领导着一个异常活跃的解剖学派。后来据说，他们通过对各位托勒密王（Ptolemies）提供给他们的罪犯进行活体解剖来获取观察资料。但不论此说是否真实，毫无疑问，亚里山大的解剖学家们的确解剖过人尸。这一成果体现于对人体各个部位所进行的详细的解剖学描述以及与动物相似部位的比较。另外，他们进行的各种生理学探索成了近两千年来人们讨论的主题。
①古希腊外科医生、解剖学家（公元前3357…前280？），第一个当众进行尸体解剖表演的人。——译注
②古希腊医生（公元前304—前250）。——译注
如果说，亚里山大的解剖学研究达到了古代科学的顶点，那么，在盖仑获得胜利的那些世纪中，由于他势不可挡的影响，这些解剖学家们的全部原著都散失了。盖仑最初是一位在他的出生地柏加曼城为古罗马斗剑士服务的外科医生，后来他广泛游历了全帝国，并且写下了论述哲学和医学所有方面的著作。古代晚期和伊斯兰的医学作家们摘录整理的，正是他的著作，而非他前辈们的著作。
而在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化学论追随者们反抗的正是盖仑著作的持续影响。我们无法对盖仑内容广泛的著作进行概括说明，但有必要关注那些特别令16世纪解剖学家们深感烦恼的几个观点。
盖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著作既冗长又详尽。他的著作由于考察了脊髓、呼吸机制和心血管系统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他的结论只是在很小程度上依赖于人体解剖。他主要依靠那些容易得到的动物，如羊、牛、猪、狗，尤其是北非猿。所以，他犯下一些明显的错误就不足为奇了。如五叶肝（依赖于狗的解剖）和神奇网（retemirabile，人体中并不存在的一种复杂血管网）被作为人体解剖的一部分来描述。直到16世纪以前，诸如此类的错误仍然是解剖学教学的部分内容。
盖仑对心血管系统的描述具有特珠的意义（图4．1）。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他的原著中发现了各种基本错误，这导致了一种全新的血液流动概念的产生。在盖仑看来，血液形成于肝脏，并由此通过静脉流向身体的所有部位。这种具有丰富自然精气（naturalspirits）的静脉血具有滋养人体组织的功能，同时带走废物。最后，静脉血在自然精气耗尽之后流到右心室。在清除了积聚起来的杂质之后，大部分静脉血首先被送往肺部，然后再送往肝脏。但是，盖仑假定，在右心室和左心室之间存在着微孔，极少量的静脉血通过这些微孔流向左腔。这部分静脉血在左腔与来自于肺里的空气结合，形成了生命必需的生命精气（vital spirits），然后这些生命精气通过动脉被分送出去。最后的转化产生于大脑，这里已准备了动物精气（animal spirits），通过神经来传送它们。这个系统的关键依赖于心室之间的微孔这些并不存在的通道。一旦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就有必要对整个系统进行再思考。
但是，一千多年来盖仑的生理学观点并未得到修正。这部分因为盖仑是古希腊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但更因为古代后期的医生们只是对盖仑著作进行了节录和整理，而几乎没有进行新的研究。而且，虽然伊斯兰医学后来受到盖仑的强烈影响，但阿拉伯语原著更注重的是疾病的原因和治疗，而不是解剖学和生理学。西方学术界最初是从13世纪的译本中了解东方原著的。由于伊斯兰的这些兴趣，中世纪的西方学者们相对来说几乎不知道盖仑的解剖学著作。13世纪的医生们较易获得的著作只有一部《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On the Use of the Parts）的节本。
13世纪能够得到的解剖学著作数量有限，而相比之下，人们在早期公开解剖的复兴中却发现了未来的好预兆。在13世纪的萨勒诺（Salemo）①，人们再次进行了动物实验，而在14世纪早期，波伦亚（Bologna）②成了解剖学研究的中心。其促进因素不是源于医学院，而是源于法学院，因为法学院的人认为有验尸的必要。蒙蒂诺·德路西（Mondino de’Luzzi，1275—1326）③于1316年在波伦亚撰写的解剖学教科书，直到16世纪开始后很久一直是公开解剖的典范（图4．2）。在该书中，他首先着手描述的是腹部器官，然后才是外部的头和四肢。这种顺序可使人们首先关注那些很可能腐烂的部位。在缺乏适当保存技术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①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译注
②意大利北部城市。——译注
③意大利解剖学家。——译注
中世纪的医学院很快就认识到了这种示范的重要性，并且不久就规定，医科学生必须参加指定数量的公开解剖。到了1400年，公开解剖就成了大多数大学的普通课程。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示范旨在使学生熟悉人体的各部位，而并不以新的研究自居。解剖学的复兴
传统的持续性使蒙蒂诺的解剖学著作在15世纪末期得以出版，但这一时期的医学人文主义则把新的重点放在古代原著上。不久，人们就发现，学者们无法读到盖仑最重要的解剖学著作，但他们很快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将其编辑成希腊语和拉丁语出版。盖仑的《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到1500年已出版了几个拉丁语译本。托马斯·利纳克雷，这位英国医学人文主义者、伦敦内科医师学会的创始人，曾梦想出版一部完整的希腊语版的盖仑著作。实际上，他为出版许多单本的医学著作尽了努力，其中就有盖仑的《论自然的官能》（On the Natural Faculties，1523）。巴黎的医学教授安德纳希的约翰内斯·金特甚至更加勤奋，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将许多精力都倾注在古希腊医学原著的翻译整理上。他不但翻译了盖仑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