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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刚成立时，军队在编制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模过大，兵种单一，机构不健全，编制制度不统一。按照现代化军队的要求，科学地确定编制体制，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为优化组织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地采取了压缩常备军总员额，精简陆军，精干指挥管理机构，发展海军、空军等技术军兵种的方针。为此，人民解放军在执行繁重作战等任务的同时，连续进行4次大的精简整编，不断地进行组织编制调整和改革，建立健全了全军的领导机构，建立了军兵种领导机构，重新划分了战区，建立了军区领导机构，完善了战略战役指挥体系，统一了全军的编制装备，实行科学合理的编组。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力量体制。聂荣臻元帅在回忆50年代初建立军队的编制体制工作时说：“精简整编的另一项工作是统一全军的编制，包括部队的编制和武器的配备两个方面。过去打仗的时候，全军的编制极不统一，武器装备也是靠缴获，所以非常杂乱，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种现象自然要迅速改变。为了使全国的国防军统一起来，就必须确定统一的编制序列。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如便于指挥，便于机动，便于作战，便于武器装备相对统一等等，我们参考了许多国家的编制，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把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取消。兵团机构有一部分调来建立海军和空军的直属机关。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余类推。全军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的工作。”50年代，人民解放军编制体制的建设主要进行了如下几项工作：
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改组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
建立健全解放军总部领导机构和军区领导体制。开始建立了八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管理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1958年又将八大部合并为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50年代初期，由野战军体制改编为6个大军区（一级军区）、18个二级军区、25个三级军区。1955年将三级军区体制，改编为13个大军区和省军区。
建立健全军事院校体制。到50年代末，全军建立了各类院校120余所，基本形成了诸军兵种院校齐全，初、中、高级院校衔接的正规化的军事院校培训体系。
建立了合成军队体制。在精简陆军的基础上，迅速组建了空军、海军、公安军、防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通信兵等，5大军种7个兵种的诸军兵种领导机关和部队，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合成军队的过渡。
建立了军事科学研究体制。1958年3月，成立了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军事理论研究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尔后，又陆续在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司令部和军事院校，分别成立了与其业务相适应的军事研究专业机构，到60年代初，全军拥有各级军事研究机构达160余个，专业研究队伍达2000余人。
建立了国防科学研究领导体制。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组织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加强了对常规武器、尖端武器、航空、舰艇、电子等科学技术的筹划研制工作。
二、邓小平领导四次精简整编
从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保卫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军队人数成倍增加，到1971年，全军总人数与1965年相比，又增长20％多，同1958年相比，增长了1。53倍。国防费开支一增再增，由60年代初的8。9％到1968年增至26。1％。到1975年军队人员扩大到661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相当于美苏军之和。
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后，开始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以“消肿”为突破口，抓军队质量建设，抓装备，抓编制。当时，由于军队长时间受到党的“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一方面数量过多，臃肿不堪；另一方面则军事素质较低，在编制、装备、训练等方面，与现代战争的要求，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邓小平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①为此，他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消肿，要抓编制，抓装备，抓训练，提高现代化水平。要“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②。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这是关系军队全局发展的战略举措。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1975年至80年代中期连续进行了4次大规模精简整编，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搞得深刻，直至百万大裁军。
第一次精简整编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重点解决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等重大问题。9月，中央军委批转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方案》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其中：（一）陆军：步兵部队，精简27。3％；工程兵、铁道兵精简最多，两者精简数占陆军兵种部队精简总人数的92。1％；有些部队实行简编，保留技术骨干，减少普通兵员。将县、市中队移交地方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部队。（二）海军：精简17％。调整基地、舰艇、高射炮兵和航空兵部队的编制体制；将部分工程建筑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军队定额。（三）空军：精简16。4％。主要精简机关；空降兵部队实行简编；撤销一部分高射炮兵部队；工程修建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军队定额。（四）各军区及其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16。6％。这次精简整编，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陆军部队和军区机关进行了整编；步兵师整编为满员师和简编师；铁道兵地铁部队、部分工程建筑部队和县、市中队移交给地方有关部门；撤销了部分空军军部、高射炮兵师、地方独立师和步兵师。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13。6％。后来，确定的精简整编任务因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没有完成就停了下来。然而，这一次精简对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精简整编
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军委工作后，立即把整顿再次提上军队建设的重要日程。而整顿军队的第一步仍是消肿，精简整编，改革体制。在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指出，“肿”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臃肿的情况还很严重。同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肯定了1975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这次精简，全军从1978年开始，精简的重点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各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领导机关；同时，要充实担负坚守要点任务而人数较少的守备部队和担负守备任务的机动步兵师的编制人数，继续改装部分步兵师的编制装备等等。这次精简工作，是在1978年和1979年进行的。
第三次精简整编
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长篇讲话，不仅阐明了“消肿”的必要性、迫切性和精简的方针、原则，而且提出了军队体制的全面改革问题。他说：“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为使高级干部认清消肿的紧迫性，他要大家面对现实，严肃地想一想：在当时那种全身臃肿、机构重叠、指挥不灵的状态下，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行不行？……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可靠性怎么样？不难看出，邓小平如此重视军队的精简问题，目的不在于减人，他考虑的是建设一支战斗素质很高的军队，一支足以抗击现代化强敌的精兵。这次会议，决定对全军再进行精简整编。这次精简整编的重点是大力精简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部分部队实行简编，并将部分部队移交地方。1982年9月，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关于部队精简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的指示精神，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1980年精简整编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全军的编制体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各军区所属的上述3个兵种领导机关，也作了相应的改编；将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撤销基建工程兵；撤销省军区的地方部队；部分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新组建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第四次精简整编
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出现了由“冷战”逐渐走向缓和的趋势。邓小平及时做出了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发展，大战有可能推迟，有可能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于是，1985年，他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并且决定裁军百万。这一重大决策震动了世界。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不仅出自对世界战略格局、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对中国“四化”建设的正确认识，而且也出自对加强军队建设的深谋远虑。
为了贯彻执行上述决策，中央军委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方案》提出了精简原则：精简人员与改革体制编制，改革有关制度同步进行；重点是精简机关，直属单位，尤其是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等级；淘汰陈旧落后的舰艇、飞机和其他装备，封闭部分军事设施；陆海空军部队裁减一些部队，多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