吨Ｕ耦煜壬娜庳拧芬晃慕樯埽骸�1951年5月，＇郑＇曾为宁波李氏萱荫楼、海氏蒋氏衍芬草堂及朱剑心等三家藏书的保护和捐赠问题，连续给浙江省文教厅和浙江图书馆的领导写过三封信，不但及时予以指示，而且仔细安排，使大批珍贵古籍化私为公，得到保护。”书信之外，郑先生编辑《小说月报》时写了不少“卷头语”和“最后一页”，以及诸如“编者按”之类的其他文字，此次亦未搜辑。如《小说月报》一九二九年一月第二十卷一号上选刊有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文前就有这么一段话：
当柏丞先生写完了他的《论所谓国学》，而我的《且慢谈所谓国学》也写了一半时，适之先生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也在《新月》里刊出。适之先生的此作，和我们的意见相差不远，我觉得有使读者们并读的必要。因此，得了适之同意之后，便将此作也选载于此。
据陈福康的《郑振铎年谱》和《郑振铎论》所示，郑先生似乎还有些很有价值的残稿或者解放后的日记没有整理编入。郑先生一九三○年五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是五代两宋文学史的后半部，共有五章，即“词的启源”、“五代文学”、“敦煌的俗文学”、“北宋词人”、“南宋词人”，这些内容后来基本收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但经对比，有很多感性的论说文字被删除。郑先生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很有建树，但他在这本书中也有不成熟之处，如将“俗文”和“变文”区别为二，后来因几种重要的变文写本公布，他纠正了先前的误解。我想，这部著作即使因为有多种缺憾不能收入全集，也应该作特别的说明。总之，我觉得郑先生的著作决不止这二十卷。